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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述评

2010-04-08姬建敏

关键词:出版学编辑出版学科

姬建敏

(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学报编辑部,河南开封 475001)

编辑出版研究

近年来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述评

姬建敏

(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学报编辑部,河南开封 475001)

为了实现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近年来学界对编辑出版教育的研究比较火爆,研究主要集中在编辑出版学科的属性、编辑出版教育的现状、编辑出版教育的改革以及编辑出版学的人才培育、教学与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对此进行归纳和总结,不仅有利于编辑出版学学科的成熟和完善,也有利于编辑学出版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编辑出版教育;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教材建设

自1984年胡乔木同志致信教育部,在北大、南大、复旦试办编辑学专业算起,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来,“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教学教育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我国正在迅速发展的出版产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①2004年8月31日,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纪念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20周年座谈会,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讲话摘录。见宋木文《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发展历程和加强建设的意见》,《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11期。,但编辑出版学专业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它起步较晚,和许多传统的学科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怎样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实现编辑出版教育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学界和业界讨论的比较热烈。在此笔者仅就寓目所及,对近年来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主要方面进行简要的梳理和总结,以期观照过去,开拓未来,对今后编辑出版教育以及研究提供借鉴。

一、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的头等大事。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有其自己特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既关乎专业教育的发展前景,又关乎它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因此,如何对学科进行定位、如何建构优势互补的学科平台、如何提升它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一直颇受关注。

王振铎和龙玉明认为,编辑学是中国人首创的、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传播学,是一门原创性、综合性极强的基本学科。编辑与出版是一种传播媒体的两个方面,编辑学与出版学是一个共轭相生、耦合互动的学科链,编辑出版学应为一级学科,下设编辑学、媒介学、出版学三个二级学科。在他看来,编辑学与传播学二者虽然各以其特殊的本质互相区别,但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是相互链接的一根互为里表、神形兼备、相辅相成的文化链条。在学科体系建设中,如果不坚持编辑学与出版学是一个学科链的观点,就会发生要建设编辑学,就不建设出版学,或者相反,要建设出版学就不建设编辑学;要么,就会提出以编辑学包括或代替出版学,或者是以出版学包括或代替编辑学,拟或把编辑学完全等同于出版学等问题,不利于协调地、辩证地建构编辑学与出版学的整个学科体系[1]。

田建平认为,出版活动历史悠久,且具有明确的认识与研究客体。出版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编辑性、积累性、文化性和传播性是它的本质属性,不能因为它具有传播的显著功能、特性、价值及意义就把它纳入到传播学的门庭中去[2]。孔正毅则提出建构出版学为一级学科的理论构想,出版学下设三个专业:编辑学、印刷学、发行学[3]。

吴赟认为,历史上的“编辑学”“出版发行学”两个专业在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以一个专业名称“编辑出版学”出现,目前虽是折中的称谓,但在现阶段有一定的合理性,显示出教育部允许各高校根据自身历史和办学优势开办编辑学专业;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符合这一领域发展的需要。“一个专业,不同表述”是目前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现状的真实写照。如果“编辑出版学”升为一级学科,其下面的两个二级学科应是编辑学、出版学[4]。

杜威曾经说过,哲学的固有属性是批评。任何学科的体系建构都不是绝对的,处在建设初期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更是如此。笔者认为,尽管目前编辑出版学的命名、归属、层次、课程设置等还没有达成共识,尽管有些方面的分歧还比较大,但任何学科体系也不是从其诞生之日就确立好的,也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能制定的,批评和争议是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进步的必要手段,只有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认真地、脚踏实地地进行研究,编辑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才会日臻完善。

二、编辑出版教育的现状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摸清家底,了解本专业的优势和不足,才能有的放矢,谋求发展。为此,从中国编辑学会、新闻出版总署到高校编辑专业教师无不对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现状关心备至。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认为,现在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截止到2005年,全国已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了本科专业,30多所高校设立了研究生培养方向,7个博士研究生办学点,地区分布、教育格局合理。每年培养各层次专业人才5000人以上,出版了一大批教材、专著。但也存在着诸如学科定位不明确,专业归口不统一、课程设置不统一、主干课程不统一等问题[5]。

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教育处处长李宏葵认为,目前我国的编辑出版教育,已经形成了多专业、多层次、多渠道、多规格的教育格局,形成了与科学研究同步发展,与出版产业相互支持、紧密配合的局面。但编辑出版学在国家教育部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属于三级学科;多数高校在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安排上,偏重于理论学习,对于学生实际编辑校对能力、选题策划能力、出版物营销能力培养和锻炼不够;很多学校编辑出版专业的骨干老师年龄普遍偏高、年轻老师缺乏实践经验[6]。

郭玲和田建平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编辑出版学教育已经培养了越来越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但编辑出版学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尚未建立起完备的学科体系,编辑出版学一直面临自主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的艰巨任务[7]。

祁文寿认为,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现状是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与出版业的需要脱节,编辑出版教育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首先,从高校的办学来看,目前编辑出版教育在学科定位、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教材方面存在棘手的问题;其次,从用人单位反馈信息来看,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成效受到批评[8]。

王勇安和张雯耘认为,近几年编辑出版人才的供需存在错位问题,一面是进入改革关键时刻的出版界求贤若渴,一面却是高校编辑、出版、发行等相关专业毕业生一职难求。业界、学界在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观念上的错位,是导致编辑出版人才供需错位现象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9]。

李苓和黄娴认为,目前各院校的编辑出版专业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生存与发展的三大难题:一是“大编辑学”时代对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提出的新指向;二是融合传播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知识结构的新要求;三是出版产业的用人标准已经从传统的“知识型”转向“创新实践型”,业务技巧、市场操控、信源培养及其有效使用等综合能力已逐渐成为业界招聘编辑出版人才时的首选条件[10]。

黄先蓉认为,编辑出版学教育规模、速度发展过大过快,很多办学点办学条件不成熟,本科教育较多较滥,双学位、研究生层次教育稍嫌不足[11]。

孔德曾经说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正是因为人们在探索文明的进程中,从不知道何为事实,到明确事实为何如此的探知过程,文明才得以传承。上述探讨,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方法不一,但对现状的分析都比较客观,尤其是对问题的针砭,切中时弊,击中要害。笔者认为,要想使编辑出版学专业实现“不知道何为事实,到明确事实为何如此”,真正和别的学科并驾齐驱,了解现状、抓住重心、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是必由之路。

三、编辑出版教育的改革之策

改革作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各行各业都在革故鼎新。面对编辑出版教育存在的问题,从现实出发探究编辑出版教育的改革之策,不仅关系编辑出版学的学术研究,也关系到编辑出版教育的具体操作和深入发展。为此,致力于编辑出版教育的学界同仁,纷纷献计献策。

李建伟认为,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应该对培养方向和目标进行调整,一是按照“大出版”的理念,宽口径地培养编辑出版专业人才;二是加强学科建设,促进学术水平与教育质量的提高,使产、学、研能够真正形成一条龙,形成良性的互动格局;三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专业师资队伍;四是形成一定的激励机制,保证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与出版专业资格考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12]。

田胜立认为,在本科学段将编辑出版学专业明确为出版学专业,依托在建的出版学学科,定位于培养“出版人”。在研究生学段,另设编辑学专业,以编辑学学科为支撑,着重培养知识复合型编辑人才。在博士培养学段,着重培养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以推进学科发展[13]。

蔡鸿程认为,除了传统的双学位培养模式外,还可从具体情况出发作多种选择,比如面向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开设编辑出版学主干课程选修课,课程修完后,以编辑出版工作为就业意向的研究生,可以选择与编辑出版专业有关的课程为硕士论文题目进行研究;具有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可逐步加大对在职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招生规模;部分编辑出版学硕士培养点争取得到教育部批准,试行定向招生委托培养,高校与用人单位共同商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等[5]。

何妍和叶新认为,应借鉴英国在出版教育中的一些先进理念和方法,两年制的出版专业硕士是今后的一个主要培养方向,在培养目标、学制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配备等方面都要进行重大的改革,以实现“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根本转变[14]。

李文邦认为,应当改革我国编辑出版专业的培养模式,将目前单一的专业式改革为专业式与协作式相结合,大力发展产、学、研相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扩大招收在职研究生的比例[15]。

杨鹏认为,编辑出版教育要应时而动,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方面强化国际性特色,在课程设置方面,利用正在形成的新媒介研究力量,尝试开设网络编辑、电子商务、电子出版等新型课程,在师资队伍方面,利用高校已有的平台,联合相关学科和业界资深人士,注重向外拓展[5]。

陈洁认为,高校要依托重点学科,在本科阶段广泛设置出版学第二学位,力求培养交叉学科的人才;要细化编辑出版学的就业方向,实现从学科到就业的对口设置,比如,理论和应用课程分家,针对编辑、出版、发行各环节增开选修课,在基础课之外,增列数字出版相关课程,根据出版业切实所需与其他专业联合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要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发展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最大程度地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16]。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上述改革建议或成熟,或稚嫩,或面对全局,或执著一隅,不仅表现了研究者较高的研究热情,也表现了编辑学人对编辑出版学长足发展的美好愿望和强烈信心。笔者认为,一百句口号顶不上一次行动,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编辑出版教育才会“凤凰涅槃”,实现质的飞跃。

四、人才培养与课程设置问题

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编辑出版业作为内容为王的文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和竞争更为激烈。在数字传媒时代,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新技术人才以及有现代化出版理念和深厚文化素养的复合型、外向型编辑出版人才,不仅是考核编辑出版教育、教学的重要指标,也是编辑出版专业生命力所在。为此,探索和找寻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模式和相关的课程设置方案,近年来很火爆。

张天定认为,编辑出版学属于应用学科,学科建设和战略措施均要体现其应用特色,课程设置要以培养目标为出发点,从剖析专业方向所需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入手,建构科学规范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应借鉴德国双元式模式,学校与出版单位联合培养,学校负责基础理论教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出版单位承担企业责任,为学生的实践教学提供场地,力争产、学、研共赢[17]。

罗昕认为,媒介融合对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融合性人才所需要的媒介技术操作运用能力、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反应能力、海量数字化内容分析利用能力、跨媒体扩大效益的市场运作能力,都需要编辑出版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为提高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需要重新构建实践教学体系(课程实验教学体系、校内实训创新体系、校外实习扩展体系),重点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18]。

曹智频认为,新媒介的基本特点和现实特征,对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培养要求提高了,高校在培养人才上应注意:打好基础,侧重编辑业务能力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相结合;熟悉新媒介的运作规律和数字制作技术;知识技能和个人品质相统一;见习实践和自主运营相结合[19]。崔茜认为,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注意德育教育为先,重视专业知识培养,专业教师的实践经验也很重要[20]。

罗映纯认为,随着媒介社会的来临,媒介素养成为世界各国高校通识教育的重要部分,而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作为未来的媒介从业人员,在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上要注重媒介素养的培养、专业技能的训练、知识结构的优化;强调分析批判思维能力的训练,实行情境式课堂教学;在实践环节把专业技术与媒介素养紧密结合起来[21]。

罗尧成和滕跃民认为,高校要切实了解行业、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结合未来出版业的发展态势,明确目标定位;应结合自身优势资源,为形成有本校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专业建设方案,包括课程建设方案和师资队伍优化方案;应重视并保障专业培养方案的科学制定,不仅要重视单门课程品质的提升,同时也要关注课程整体结构的优化[22]。

唐代的魏征曾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要想编辑出版产业之河源远流长,必定要保证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上述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探索与研究,既有经验,也有感悟,既有举措,也有呼唤,笔者相信,有这么多有识之士的努力,有科学的人才观的引领,编辑出版专业在学科建设发展的同时,一定会培养出更多的、适合现代行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的编辑出版人才。

五、教学与教材建设问题

编辑出版学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学环节的实施,也离不开作为科学文化知识载体的教材。为此,对编辑出版学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以及教材建设的研究近年来也渐趋增多。

宋应离认为,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一定要坚持课堂教学与出版实践相结合、理论提高与写作能力提高相结合、毕业论文的写作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的原则[23]。

卢明德认为,编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要上好这门课,提高它的教学质量,就要处理好几个关系:立足教材,不惟教材,处理好教材与非教材之关系;强调理论,不忘实践,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关系;注重讲授,不弃练习,处理好讲授与练习的关系;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处理好教师与学生的关系[24]。

刘鹤文针对报纸编辑学的教学改革,提出一要明确教学指导思想,形成将知识教育转变为能力、把能力上升为全面素质的“两步走”培养方案;二要调整教学模式和方法,借鉴西方的教学法,改变以理论分析为主的教学,加大学生动手操作练习的比重;改变过去以报纸版面展示的所谓直观教学,代之以储存量大、教学互动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目的是形成“知识——能力——素质”渐次提升的教学模式[25]。

“本科编辑出版学专业编辑类教材编撰研究”课题组认为,教材建设一直是专业建设的重点,编辑类教材又是编辑出版学专业教材建设的重点。根据本科编辑出版学的培养目标,本科编辑类教材应坚持内容定位和读者定位相结合;在编写结构方面,坚持基础理论部分和编辑实务相结合;在作者选择上,要教育界学者与产业界人士携手合作,保证教材有较高的理论性和实际应用性[26]。

李宏葵认为,目前我国高校权威的出版专业参考书和教材仍然很少,各大院校应大力提倡校本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鼓励各校多出教材、出好教材,逐步形成层次分明、科目齐全、质量较高的专业教材体系,加快推进编辑出版学专业教材建设[6]。

张天定针对目前高校专业教材建设存在的因人设课的随机性、教材选择的随意性、出版主体的封闭性几个误区,提出应重新编写主干课程教材,编写的原则是依据核心课程的内涵,与之相配套的教材建设必须符合规范性、前沿性、实用性、复合性的要求[5]。

王一婵根据数字化传媒时代的到来,网络编辑及其专业化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实际,提出数字出版时代我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应结合数字出版的特点,在课程设置、教学手段上进行变革;针对本科教材中教材使用不能与时俱进、教材建设滞后的问题,加强教材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27]。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堂课、一本书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关系到编辑出版教育的发展进程,关系到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计划的落实。笔者以为,相对于编辑出版教育其他方面的问题,目前,编辑出版专业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问题还比较大,这方面的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

王国维曾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果借用到编辑出版教育方面,说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编辑出版教育,也完全成立。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1980年代能够兴起,1990年代至2000年代能够迅速发展,2010年代自然也会繁荣昌达,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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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玲]

Abstract:In o rder to achieve our Editing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s rapid development,academ ic research on the Editing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focusing on the status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the reform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teaching and courses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becomesmo re and mo re popular.Concluding and summarizing this,not only are beneficial for maturity and perfection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Subject,but also beneficial for dee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Research.

Key words:editing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editing and publishing;training;teaching;building of teaching materials

A Summary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 in Recen t Years

JIJian-m in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1,China)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09BXW 003)

姬建敏(1964—),女,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研究员,学报编辑部编审。

G23

A

1005—6378(2010)06—0116—06

201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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