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毅

（大连大学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郑玄研究论纲

葛志毅

（大连大学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为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文化，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是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郑玄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具体分析郑玄经学体系的诸建构内容，以便从横切面上为评说其经学造诣及其体系特征，提供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根据；另一方面应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历史比较中，为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准确定位。郑玄研究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基础性研究课题，十分重要。

郑玄；郑学；经学；受命改制思潮

为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文化，我们必须关注汉代经学大师郑玄。

孔子修订六经，奠定儒学传衍的经典根基，汉代尊儒则确立起阐释六经的体系范式，后世的儒学发展大体以汉代经学为遵循成法，所以为认识汉以后儒学，必须解读汉代经学典型。郑玄是总结汉代经学并开创经学史上“小统一时代”的枢纽性人物，所以为认识汉代经学并进而理解全部儒学，郑玄是必须面对的研究对象。进而从大的方面也可以说，郑玄是研究中国古代经学、儒学、哲学思想乃至学术文化都必须面对的重要人物。郑玄被认为是集功过是非于一身，有在当时或稍后无法认清而必在千载之下方可评量其可否者，皮锡瑞曾有感于此而发论曰：“事有不可一概论者，非通观古今，不能定也。《毛诗》，《左传》乃汉时不立学之书，而后世不可少；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而后世尤不可无。汉时《诗》有鲁、齐、韩三家，《春秋》有《公》、《穀》二传。《毛诗》、《左传》不立学无害；且不立学，而三家二传更不至淆杂也。汉后三家尽亡，二传殆绝，若无《毛诗》、《左传》，学者治《诗》、《春秋》，更无所凭依矣。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然颛门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此功过得失互见而不可概论者也。”[1]皮氏通观古今学术发展大势以论经学与郑玄得失，询为知言。后人往往指责郑玄混淆今古、败坏汉儒家法专门之学，然今日欲究汉学今古及家法专门，舍郑无由。为什么？因为汉代经学家中传留后世注述最多者，以郑玄为首选。何以如此？因为在汉代经学家中，郑玄宏通博大，造诣最深，故汉学传世，亦舍郑莫由。就是对这样一位集功过是非于一身而颇复杂的学术大师，今日研究甚为不足。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皮锡瑞虽谓郑玄杂糅今古，败坏汉学家法，但并未因此否认他作为古文家的经学地位。这是历来大多数学者的一般性观点。但近年有人提出，郑玄已别成所谓通学或综合学派，从而在今古文之外另成家派。此说颇值得斟酌。因为就郑玄治学仍旧宗主古文经的立场及主要采用训诂考据的特点而言，他仍应归属为古文家无疑。即便后来有王肃起而与之相争，但大体不出古文内部的门户对立所导致的经说大义异同之辩的性质。这是郑学体系的古文性质仍有待考辨澄清之处，亦应引起研究注意。

郑玄一生著作甚多，经注中唯《毛诗》与三礼完整传下，其他绝灭散佚不一，故自宋代起学者们研究郑玄的一个着眼点，就是考求搜辑其遗作，这方面的辑佚整理功夫以清儒为可观。如袁钧辑《郑氏佚书》，黄奭辑《高密遗书》，近年《齐文化丛书》中辑有《郑玄集》，后出转胜，最富代表性。清代尚编有郑玄年谱、纪年之作十余种，还有如陈澧《东塾读书记·郑学》这样的专题性研究成果。此外在清人的文集笔记中颇多有关郑玄的片断研究小札，若能荟粹为一编，于郑玄的综合研究不无助益。20世纪以来，除一般经学史、哲学思想史、文献学史及学术史等著作中对郑玄作些概略性介绍外，也有一些关于郑玄三礼学、《毛诗》学、《易》学、《书》学等专题性研究论文，但不算多。其他成部帙的著作如张舜徽《郑学丛著》、唐文《郑玄辞典》、林忠军《周易郑氏学阐微》、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史应勇《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王利器《郑康成年谱》，台湾出版的如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吕凯《郑玄之谶纬学》、胡自逢《周易郑氏学》等。①与郑玄研究有关的佚文辑录及研究论文、著作之介绍，史应勇《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较详，巴蜀书社，2007年。总之，随着近年学风的转入相对深沉札实，郑玄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仍远远不够。因为现有的成绩仍主要限于资料的搜求考订，以及内容相对褊狭的专题性研究，作为对郑玄经学的综合性研究专著至今未见。其中原因之一，殆因郑玄经学涉及的内容过于专门艰深，非有相当的专门学养无从措手。其二殆因郑玄偏于考证训诂，名物象数，看似缺乏思想内容，令人感到枯燥而不愿问津。其实郑玄与孔子述六经而不作同为中国治学传统，郑玄也是借整理传述经典寄寓发抒个人理想，在借古典立言。只要深入钻研其经学传注，便可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个经学家的政治抱负、文化理想及社会时代期望，因而对郑玄经学的深入研究，会在新的层面增进人们对其思想文化意义的领悟。此外，为解读中国传统学术，无论从资料、方法到体系、理念，郑玄都处于核心乃至根基的地位，都是必须面对而无从回避的。简溯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轨迹，会有助于对此的理解。两汉经学是先秦学术的整合、集中与深化，从而为中华文化建本奠基。经魏晋隋唐宋明的分合演化，至清代则重返汉学之本而开日后近代之新。人们称誉清学所乐道的口头禅是所谓“人人许郑，家家贾马”，其中郑足以冠冕许、贾、马，这是清学的根基所在。清代学术实为近代文化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是清代汉学加近代西学熔铸成近代新学。日后在新学转进益大的过程中，郑学这些传统根基日益被遮蔽、忽略而淡出，这是在重振传统、再建学术和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化重构过程中必须校正的。只要承认中国文化中经学积淀之重要，郑玄就是必须重新发掘的重要学术资源，否则也将无解于记载中“伊、洛以东，淮、汉之北，[康成]一人而已，莫不宗焉”的称誉之词。[2]总之，是汉学在中国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郑玄其人的学术文化价值。

与国内的郑玄研究相比，国外更显不足，专题性及综合性研究专著至今未见，此外仅在相关论著中可见对郑玄的一般性叙述介绍。这方面的例子，较早可举20世纪30年代较有影响的日本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对郑玄只能说是经学专著中的一般性叙述介绍。近年较有影响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仅在学术文化部分四次提及郑玄之名[3]，关于其经学成就仅一带而过，根本无法使人感到郑玄在汉代经学史上地位之重要。关于郑玄之重要，仅举其与何休论辩一事即可看出。《后汉书·郑玄传》曰：“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鍼《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拾遗记》卷六也记载了郑、何相攻难之事，并曰：“及郑康成锋起而攻之，求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京师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这两则记载之重要就在于，说明郑玄与何休分别是今古文两派经学的标志性代表人物，而郑玄又是古文经学成熟兴旺的关键性代表人物，这使郑玄学术地位之重要很清楚地突显出来。但在上述二书中，尤其是《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叙述中，根本使人无法感觉到郑玄在汉代经学发展中的那种重要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反映出国内对郑玄研究之不足，因而郑玄研究是国内学者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这是不能责望于外人的。综据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可以说，“郑玄经学研究”是极有意义、填补空白性的课题，其完成将极大推动和深化中国古代经学史、儒学史、文献学史、哲学思想史乃至学术文化史的研究。

关于郑玄研究的重点，目前应该重点放在综合探索郑玄经学体系的渊源、其体系的内容结构及其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方面，以全面评说郑玄体系的学术贡献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使郑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其主要研究内容分析如下。

（一）从经学原始入手探寻郑学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

孔子总结继承三代文化并借宣传三代寄托自己的理想，于是整理编订六经。孔门后学继承孔子之绪宏扬六经，其中要以子夏、荀子传经之功为多，郭店简等出土文献的发现，使七十子后学的传经成绩重被人们认识。孔子以后下启两汉，这是汉代经学的本原由来，也是理解郑玄经学理念及其体系建构的学术根据。

（二）汉武尊儒，立博士官学，汉代经学正式发端

首先，汉代经学在观念体系及思想方法各方面都可为后世典范，汉以后儒学也是在汉代经学的系统影响下传承演化，由此而言两汉经学可视为一整体。其次，汉代经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今古文之争，二者各以官学、私学的不同立场相互颉颃争衡，作出各自的贡献，并在今古两派的对立态势中显现汉代经学的发展成就与总体趋势。其中今文经学在汉初当秦焚学之后，恢复光大儒学，亦为繁荣汉初学术文化作出贡献。但博士官学体系终因朝廷禄利而在日后的发展中膨胀为章句繁琐之弊，腐败滞固，乃至失去学术生力而衰微颓靡。古文经学则因长期以私学形式发展而保持旺盛生力，复显示其治经优长，较今文更具理性，能以训诂考据之法弥补口耳传习之弊，必将取今文而代之。今文治经方法原始质朴，拘束于口耳传习之法墨守师说，既少发明又难有经义创新突破。古文经学则因几部古文经典的发现，在整理阐释过程中总结出一套较完善的训诂考据方法，远较今文口耳传习之法合理，从而在方法体系诸方面超佚而上。此外，从汉代经学向魏晋经学转变，在整体上显露出义理化趋势，要求摆脱今文那种数术秘纬式思维旧路而求新。郑玄乃是既通今文又有极深古文造诣的经学大师，学力深厚，吐呐博大，熟谙汉世经术本末，具备融汇今古，创通求新的识力。他遍注群经，发展起以古文为主、兼取今文而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家法范式，因而以总结两汉经学的魄力开创出郑学时代。

（三）郑学博大深广且自具家法特征，以经学为主有多方面贡献

第一，儒家礼学源于三代，传自孔子，最后确定为三礼体系则成于郑玄。儒家礼学最初主要关注日常生活礼仪及相关的社会公共仪式，自郑玄以《周礼》冠诸三礼之首，使礼学由关注礼仪、仪式而转向对国家政制的重视。汉儒认为三代盛时皆制礼作乐，王莽更用《周礼》改制并宣传周公制《周礼》致太平之说，郑玄冠《周礼》于三礼之首实受此启发。如此既提高了礼学的政治文化价值，也符合儒学的经世致用取向，专精三礼更成为郑学一大特色，因而被后世奉为礼学圭臬。郑玄又推广礼学于他经，如以礼说《诗》及以礼注《易》皆是。按黄以周考证郑玄注经次第，以三礼为首①《儆季杂著·文钞》卷四《答康成学业次第》。，故三礼亦成为郑学之本。第二，充实完善《毛诗》体系。《毛诗》本有《序》及《毛传》，郑玄又配合《序》作《诗谱》，为补申《毛传》而作《笺》，以训诂解《诗》，以礼说《诗》，以史证《诗》，同时又摘取三家诗义补益《毛诗》，使《毛诗》体系完善。后来《毛诗》得取代三家今文而独传，其功全在郑玄。郑玄以正变美刺成法说《诗》，突出《诗》学的人伦教化功能，深合儒家《诗》教的伦理价值旨趣。第三，以象数解《易》的同时兼纳义理人事。汉代受孟、京《易》学影响，好比傅天人性命占验，象数之学占据主流。受此影响，郑玄亦以爻辰、互体、爻体及五行等说《易》，但此仍与京房用纳甲于筮法有异而表现其《易》说之特点。此外，郑玄以礼解《易》，以史证《易》，实可视为后来王弼《易》学“全释人事”的端倪。第四，郑玄深于《书》学。《尚书》经文古奥，非长于声韵训诂考据者难明，郑玄为古文大家，于此当仁不让。王先谦曾谓：“郑君以汉末儒家，杂糅今古，为《书》学一大变。”②王先谦《今文尚书考证序》，载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1页。郑玄实为古文《书》学代表。郑玄《书》注外，尚有《书赞》、《尚书义问》等多种。第五，郑玄《春秋》学造诣精深。郑玄几遍注群经，唯未留下专门《春秋》之注，但这并不影响他《春秋》学造诣之深。他在《六艺论》中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可证其洞悉三传大义，深知其旨归所在。郑玄在与《公羊》大师何休的论辩中迫其义屈辞服，在各经注中往往引《春秋》为说，凡此皆可见其《春秋》学之造诣。第六，郑玄贡献于古文献学颇大。郑玄博通渊深，精小学，长训诂，工校勘兼具辨章学术，考镜六经源流得失功夫，这在其遍注群经的成绩中已有所显现。诸如在校雠训释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尤其在运用声音通假方法解读古书方面创获颇多，其注经说字条例可为后世注释整理文献之学昭示典范。第七，郑玄与纬书。郑玄最为后人所诟病者是他不仅注纬，而且引纬说经。其实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汉儒解经的传记丛书，因而若从今文经学家崇信纬书的角度视之，郑玄引纬书说经犹引传记以解经，本无足怪。况且纬书中有诸多关于天文、地理、历史、神话、数术、方伎类知识，不能概以荒诞视之。纬书中关于天文星占类内容近一半之多，故郑玄通习纬书的同时亦精天文历法之学，因天文历法而精研数学，数学固为儒者治经学之所必需。虽人多斥纬书妖妄，但纬书中习见的天文历算知识殆非素无此修养者所可解。[4]若如金鹗之言，《史记》、《毛诗传》、《尚书大传》中俱有纬书之说，则司马迁、大毛公、伏生皆先于郑玄而用纬书著史说经，是参用纬书不始于郑玄。③金鹗《纬候不起于哀平辩》，《清经解》卷一三九 ，上海书店，1988年，第七册，865页。近世刘师培曾概言纬书之价值有如下六方面，即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格物。④刘师培《谶纬论》，《刘申叔遗书·左庵外集》卷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自清儒以来已有学者对郑玄引纬加以辩解，故应分析对待，不能一概否定。第八，郑玄通习汉律。汉代礼、律密切相关，故汉儒多通汉律，亦有以《春秋》决狱之事，郑玄作《汉律章句》，又每引汉律为说，此为郑学一长，反映出汉学重经世致用的特点。第九，郑玄学术理想及人格取向堪为古代儒者典型，足为今日借鉴。学术造诣之外，郑玄的人格遭遇也很值得注意。郑玄专意经学，无心仕宦，屡辞官府征召，但仍被牵连入党锢，备受当道烦扰。以一介布衣，却在学术上、政治上在当时和后世产生如此影响，其命运遭遇为古代学者的代表。郑玄注经“述而不作”，但其中寄寓其理想深意，有待后人解读发掘。如郑玄冠《周礼》于其三礼体系之首，就是一极耐人寻味之事。《周礼》本名《周官》，本为一部政治行政法典。据《隋书·经籍志》：“《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邵懿辰《礼经通论》曰：“盖其书之体，本诸司职掌，为周家一代之制度，而不可名以‘礼’，郑氏特因三百六十属偶合三百之数而牵合之也。”[5]是《周官》本行政法典，乃国家治道理法之总汇。郑玄出于使其附托于儒家礼学的目的，改名《周礼》且纳入其三礼体系之内，如此实使儒家礼学被改造。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又何在呢？察东汉末名教腐败，选举失实，政治黑暗，引发深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刑名法术之学因之重又兴起，一些有识之士如崔寔、王符、仲长统等，以循名责实的精神对当时社会加以批判。衰世的刺激，使政治清明及太平理想重又弥漫一世。太平本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由修、齐、治、平而太平，是此理想之转进升华，并在公羊学的三世说中得到集中反映，曾产生深广的社会影响。《史记·夏本纪》载禹治水功成，“天下于是太平治”，此显然是以儒家经学话语文饰起来的夏代政治记事。考战国秦汉之际的儒生与方士之合流，导致谶纬之兴起泛滥，太平之说亦大张其势。经过宣传鼓吹，秦皇、汉武俱曾有意致太平，西汉哀帝且曾以“太平元将”为年号。《汉书·叙传》谓王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风俗，采颂声”。王莽代汉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宣传效法周公治礼作乐的圣迹，为此又“发得《周礼》，以明殷鉴”。经王莽的宣传，《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书深入人心，刘歆、郑玄都着力崇信显扬其说。《周礼》因牵合于周公而增强人们对其政治效应的认同与期盼。在东汉末的社会批判思潮中，与郑玄相先后的王符，在《潜夫论·本训》中也提出“兴大化而升太平”的主张。尤可注意者是《太平经》的出现，表明太平理想又以宗教思想的形式深入到社会心理的深层，这不仅极大张扬其影响，而且也渗入东汉末的社会批判思潮中彰显其鼓荡作用。受此刑名法术思想与社会批判思潮的启发推动，郑玄把本为政典的《周官》冠诸其三礼之首，是为借助治道理法之力强化儒家的礼制体系，追求礼法与政法密切结合所能发挥出的实践效果，所以这里寄寓有郑玄摆脱汉末乱世、实现太平治世的儒学理想向往。由此可见，郑玄构造三礼学体系决非述而不作，自有其政治理想纳入其中，这应是郑玄抬高《周礼》的真实用心所在。对于郑玄其人，剖析其生活经历及思想，对认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事业追求及社会使命乃至学者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价值等，极有意义。

（四）郑玄对魏晋隋唐宋及清代经学的影响

郑玄之后有王肃出而与之相争，但王学不久衰微。王学虽带有某些义理新意，但郑、王之争大体不出汉学训诂的体系。郑学尤其是其三礼及《毛诗》学，乃经学上乘，无可取代者，故历南北朝隋唐至宋清被学者尊为典式。其间北朝胡人立国，佛学盛行，全赖郑学代表的经学体系维系中国文化正统，朝廷议礼，儒者论学，亦多引郑学为据。其间南朝虽以义理相高，但郑玄代表的汉学训诂考据之法仍作为解经根本而不可动摇，乃至唐修诸经义疏，仍不得不以郑学为主。宋儒高倡义理，菲薄汉学训诂，而朱子褒郑不遗余力。清代经学大盛，郑学复兴，学者备极推崇，至以“许、郑学庐”、“仪郑堂”、“郑学斋”自号。经有清一代，郑学代表的说字解经、古文考据之法大明，是后又随甲骨、金文等新资料的发现和运用，直接促使“罗、王之学”代表的现代治学方法应时而生，其于古代经学向现代史学转换过程中的方法论启示意义，无法估量。

在上述关于郑玄经学主要研究内容的四方面中，其第三即关于郑玄经学体系内容结构的分析评说部分，应为重点所在。之所以要对郑玄体系从其渊源、结构及其影响诸方面，作出较为全面的研究评述，意在借郑玄的个案实例，展示中国古代儒学体系在知识建构、理论形态及宇宙观和方法论方面的一般形式化意义，由此又可使郑玄体系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典范地位得到光大彰显。即为明确郑玄乃是两汉经学发展之最后一人，亦是魏晋经学发展之最初一人，是孔子之后以布衣身份留下巨大学术影响，并在经典诠释、资料疏理、体系建构诸方面，对儒学发展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位硕学博通式大家，堪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演进发展历程中的中坚大师。

郑玄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从纵横多方面研究探索郑玄体系的学术地位及其价值和特征。即一方面具体分析郑玄经学体系的建构诸内容，以便从横切面上为评说其经学造诣及其体系特征，提供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根据；另一方面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历史比较中，为郑玄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准确定位。

郑玄研究的基本方法如下，其一要打破旧的儒林宗谱式的经学史研究旧路，采用哲学思想史、学术史、文献学及文化学等多学科方法综合研究。其二要运用考古资料。金石、甲骨久已被赋予证经补史的功能，新出简帛文献诸如马王堆帛书、郭店简及上博简、清华简等与儒家相关的资料，除可丰富研究资料来源的意义外，利用新旧资料间的考证比较也有助于研究方法和义理阐释上的深入创新。其三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分析解读郑玄，指出其经学体系自身及其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的思想文化意义；既要以实证方式利用各种资料建立起郑玄经学体系的基本轮廓，还要发掘诠释其经学体系的义理内涵与价值取向；借鉴原有哲学思想研究方法，探索新的经学思想研究路径，①有人早已注意到经学思想研究不同于一般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家哲学思想的研究，参严正《郑玄经学思想述评》，《中国哲学》第二十三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从而为系统全面地理解郑玄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评价参照系。

补论：受命改制思潮与谶纬及封禅对郑玄的影响

郑玄是两汉经学的总结者，三礼学是郑玄经学成就的代表，也是汉代经学发展成就的水平代表。郑玄承刘歆置《周礼》于三礼之首，既表现出自己礼学体系的特征，也是对孔子以来礼学体系的极大改造，这是受到王莽改制的启发影响所致。王莽改制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王莽其人也是汉代学术思想史上关键性的重要人物。因为王莽改制乃是战国秦汉之际受命改制思潮启发刺激的结果，王莽代汉对谶纬的利用则使之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东汉思想文化中的主流，而这些作为学术思想背景对于理解郑玄是必须予以解读的。就是说，必须从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入手，解析它对汉代学术思想尤其是汉代经学发展的影响，从而可以进一步使郑玄的经学、礼学成就得到理解。换言之，为使郑玄礼学个案得到较为彻底的透视，必须把它置于一个更大的学术文化背景下给予解剖，这就是必须强调郑玄研究要从解析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为入手的原因。

包括法家变法在内的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使三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开始解体；同时在秦汉一统帝国来临的前夕，由于新的制度文化建设的需要，刺激了战国秦汉之际受命改制思潮的兴起，它包括三统说、五德说、封禅说乃至河洛说，它们开启乃至成就了秦汉时代学术思想的建设格局。

三统本为儒家的改制之说，所谓黑、白、赤三统的原型乃夏、商、周三代，三统改制以三正递建作为象征性的首要标志，三统、三正相代有如循环不已的天道一样为万世永尊的不变法则。五德终始说创自战国末阴阳家邹衍，他从四时相代受到启发，以五德转移之次说帝王兴亡之运，其最大特点是结合五行缔构受命改制的瑞应符命。三统与五德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都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在秦汉时代的政治活动中发生相当的作用，引起较为频繁的改制活动。如先有秦始皇据五德改制，汉初先后有张苍、公孙臣、贾谊议改制，至汉武帝据三统改历用夏政，据五德改制定汉为土德。西汉末汉室衰微，哀帝在方土化儒生的推动下又导演一幕再受命的政治剧，重要的是他乃借助谶纬这种新兴的政治预言神话进行的。受哀帝再受命的舆论启发，又有王莽改制与光武帝中兴，谶纬由于他们的利用推阐而光大形成其学说体系，并成为东汉学术思想的主流，出现《隋书·经籍志》所谓“后汉好图谶，晋世重玄言”之说，即东汉谶纬一如魏晋玄学成为各自时代的学术思想代表。所以，谶纬之学的产生乃反映了战国秦汉以来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受命改制思潮催发诱导的结果，三统、五德以及封禅这些较早产生的受命改制说也融入了以河、洛受命说为主体的谶纬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在谶纬中有关圣人受命改制的系列中，产生孔子受命改制为汉帝制法之说，这是汉代今文经学乃至经学全体繁荣的思想根据，明白这些，才会真正理解何以郑玄作为古文家不仅相信谶纬，而且对今文经学亦不深拒的原因。过去往往以谶纬自身内容的某些合理性，解释郑玄何以相信谶纬，相比之下，后说显然失之于肤浅。综之，唯有在战国秦汉以来受命改制思潮及谶纬产生这样宏大的学术思想背景下，对郑玄引纬解经、引今文合古文的做法及其经学、礼学体系的合理性，才会有更深入、真切的理解。

封禅盛倡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中，它使商周以来抽象的天命说进一步具体化为可以理解操作的政治思想信念和国家礼仪，它被说成是受命者治致太平、政治成功登泰山告天的盛典，从而使受命成功者在历代圣王传承的法统中取得一个合理的位置。封禅本为齐学，基本不见于儒家礼书，后经汉儒的努力推动而使之转入儒学。由于秦皇、汉武的推动，封禅与儒学接触融合，并由于儒家长于说礼的特长，最终使封禅作为国家统一盛典而发展完善起来。由于谶纬是战国秦汉以来受命改制思潮的总汇，因此封禅亦融入其中，并受到光武帝的崇信推毂。西汉后期至东汉时代儒学完全控制了思想界，因此原来由方士附会于封禅之上的神仙长生巫觋杂凑，进一步被清除，其作为儒学礼典的属性更加鲜明，从而也反映出东汉王朝国家信仰与公共政治理性已经趋于成熟。如果仅从礼学的角度进行评价，其意义亦不容低估。因为封禅礼仪的成熟，不仅使儒家礼学自身从内容上得到新的充实和丰富，而且也从礼学角度展示了儒家学说与时俱进的学术发展活力。由于封禅是儒家礼学在汉代取得的一个发展硕果，因此它对郑玄礼学体系的出现，尤其是郑玄纳本非孔子礼学体系的《周官》入礼学，并以之冠为三礼之首的举措，应该不无启发借鉴意义。

综之，从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为研究入手，可以使汉代经学、郑玄经学及其礼学从更加广大的学术背景的衬托下得到整体意义上的深入理解。①参葛志毅《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与谶纬之学的兴起》，葛志毅主编《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葛志毅《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与封禅—对封禅礼形成的学术思想探源》，《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二文又载葛志毅《谭史斋论稿四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1]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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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0）10-0010-05

2010－08－20

作者简价：葛志毅（1947－），男，大连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