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潇纯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湖南娄底 417001)

在中国的妇女运动史和解放史上,以蔡畅为代表的双峰妇女写下了浓墨重彩、光辉灿烂的一页。原中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也是从双峰曾国藩故里大府第走出的一位杰出的革命女性。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家族的后代,曾宪植以其命运的传奇性、革命的坚定性、对新中国妇女事业的开创性以及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同志的披肝沥胆而长期被人们敬重和怀念。她是曾国藩家族第一位中共党员,被毛泽东、周恩来亲切称为阿曾;她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曾为邓颖超秘书,曾陪同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她“洒脱、幽默、气度不凡”(康克清:《风范常驻人间》);她“志比泰山胸若沦海,情同白玉气贯长虹”(杜子明:《高风亮节 斯人永存》);她“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干部,一生洁白满身红,誉在人心”(章蕴:《沉痛悼念曾宪植同志》)。今年是曾宪植诞辰 100周年,作者怀着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无比崇敬之情,翻阅大量历史史料写成此文。

一 家世、身世

1910年 (清宣统二年二月廿七日)曾宪植降生于长沙府后街 15号曾府百恕堂,为湘乡县荷塘廿四都 (今双峰县荷叶镇)大夫第奖善堂人。曾宪植的六世祖曾麟书 (1790—1857),字竹亭,派名毓济。生国藩、国潢、国华、国荃、国葆五子,曾国荃即曾宪植的高祖。

曾国荃 (1824—1890),字沅甫,号叔纯,在族中排行第九,湘军中人称“九帅”。曾国荃天资聪颖、悟性极好,尤工书法,5岁即入父亲的“利见斋”读书,《清史稿》称其“少负奇气”。道光廿七年(1847年)七月,曾国荃以府试案首入湘乡县学,次年七月又科考一等,补禀膳生,咸丰五年 (1855)参加由湖南学政刘昆会同总督、巡抚进行的“三院会试”,考取优贡生。按照清延制规,他可以去京师参加延试,入国子监学习。不料此时长沙至京师的路途被太平军所阻,他失去了朝科名仕途继续迈进的机会,索性投笔从戎,招募“湘勇”,独成一军,号曰“吉字营”,拥有精兵 5万,成为湘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曾国荃无缘科名跻身官场,却因武功官至两江总督,署理礼部尚书,封一等威毅伯,死后谥号称“忠襄公”。

曾宪植的曾祖曾纪官 (1852—1881),字剑农,号郯卿,又字愚卿,又号显臣,是曾国荃的次子。同治七年 (1868年)16岁入湘乡县学,考取优禀生,被曾国藩称为“少年秀才”。曾纪官后为正一品荫生,户部员外郎云南司行走兼广东司行走,钦加三品衔,诰授奉直大夫、通议大夫、赠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曾宪植的祖父曾广江 (1868—1921),字熙一,号廷凯,一字霖生,又号函远。光绪己丑 (1888年)恩科堂备。次年特赏举人一体会试,花翎郎中钦加三品衔,二品顶戴,安徽侯补道,诰授通议大夫,晋授资政大夫。曾广江的生母欧阳氏 22岁时因难产去世,当时,曾广江仅 1岁多,是继母刘鉴抚养成人。刘鉴在曾府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女性,其祖父刘文恪公是嘉庆朝体仁阁大学士,生于相府的刘鉴,诗、书、文、赋俱工,嫁入曾府后督课两房孙辈,教其为学做人,曾广江 16岁“入泮”,是刘鉴精心督导的结果。曾国荃喜感后继有人,奖以儿媳“善教”,曾纪官所居名之曰“奖善堂”即“奖以善教”之意。

曾宪植的父亲曾昭和 (1888—1957),名兆祥,字镇渭,号伯康。曾昭和是曾广江的长子,也是由祖母刘鉴一手培养而成长的。光绪廿八年 (1902年)“入泮”秀才,年仅 13岁,3年后数千年的科举制度废除了,所以他又是曾麟书家族中最后两个秀才之一。

曾国藩身后毁誉掺半,但他的耕读传家的思想,他的督课劝学的行为不但成就了后辈子孙,同时也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曾国藩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六日《致澄、沅弟》信中说:“吾不望代代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曾国藩的愿望,在曾国荃的直系后辈中真正实现了,曾宪植这一支算得上是“秀才世家”。哥哥曾宪朴 (1908—1966),字用揖,国立中央大学农科学士毕业后,入英国伦敦大学获理科硕士学位;弟弟曾宪柱 (1919—1986),字用乾,湖南私立明德学校高中毕业,华西大学毕业;姐姐曾宪楷 (1908—1985),国立湖南大学文科学士,燕京大学硕士,历史学家,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诗、文俱工,有《七七庐沟烽火》、《王昭君》等著作传世;大妹曾宪榛 (1911—1997),湖南大学理科学士毕业;二妹曾宪矩,上海光华大学毕业。

曾宪植 6岁即入长沙古稻田师范附小,后进入徐特立担任校长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她聪颖好学,品学兼优,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是篮球队主力,她多才多艺,能反串武生唱京剧,被徐特立赞为“北戏南移”、“女唱男腔”。1926年底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首招女生,徐老鼓励曾宪植去投考。曾宪植不负名师栽培,于 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1927年春正式录取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 (与赵一曼、谢冰莹等同期),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在曾宪植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回忆文字中有一篇《关于女生队点滴回忆》,比较翔实记录了她的这段经历:“1927年 5月,女生队大部分同学参加了攻打夏斗寅的战斗。到了7月,宁汉合流,军校办不下去了,女生队宣布提前毕业。有些女生留队,有的转入地下,我坚决不愿回家。第二方面军军医处要人,我就去了。我们这批共 40人”。后来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只剩 7名女生。“4.12”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镇压革命势力,曾宪植随军官教导团南下,向广州进发参加著名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香港地下活动。1928年春,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关头,她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时年 18岁。同年夏被派往上海地下党留守机关,并就读于华南大学。1929年 5月,因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示威游行张贴标语活动,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29年,留学日本。适逢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留学生大检举,她再次被捕,因无证据,无罪释放。1931年回国后,暂留香港待命。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曾宪植于1937年调武汉新华日报社工作。1939年转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担任交通联络工作。1941年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后分配在中央敌工部工作。1946年春,随中共代表团到重庆,担任邓颖超同志秘书,同时任中共南京局妇女组组长,从事妇女工作中的统战工作。同年夏,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掀起内战,她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947年 3月,又随中央机关撤出延安,转移到晋察冀根据地,深入农村,投入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1948年冬,参加中央在东柏坡召开的妇女工作会议,会议决定,1949年 3月在北平召开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妇联,曾宪植被任命为筹委会副秘书长,此后一直在全国妇联工作,先后担任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中直机关党委委员。1966年夏,“文革”开始,曾宪植惨遭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她忍受极大委屈和痛苦,进行了坚决抵制,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恢复名誉。1978年 9月,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重新担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退居二线。她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二 党员本色,女杰风范

曾宪植在白色恐怖最严峻的关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亲历两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她无私无畏、坚持原则、追求真理;她关心干部、厚爱同志、热情似火;她生活简单、廉以养德,在全国妇联享有极高的声誉。1989年曾宪植去世时,悼念她的挽辞中有句云:“为党想为人想,把荣誉推出去,将责任揽过来,斥骂赞许不顾,志比泰山胸若沦海;不计得不计失,是真理拼命干,有意见当面提,上下亲疏弗论,情同白玉气贯长虹。”可以说很恰当的概括了她的品德和为人。

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大跃进时期,《中国妇女》宣传托儿化,甚至宣传小学生要住校。曾宪植把当时担任杂志负责人的董边叫到办公室,说:“你们这样宣传,农村能做到吗?”董边说:领导同志传达指示,儿童要以社会教育为主。曾宪植很生气,她批评说:“我不知道中央同志怎样说的,你到农村看看,是否合乎实际。脱离实际,就是脱离群众,随风跑的作风要不得。”后来董边看到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形根本不具备条件“托儿化”和小学生住校,不禁为曾宪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所折服。(董边:《心底无私 坚持真理》)

曾宪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她对于在审干、反右及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划及无辜遭受挫折的同志,在她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与保护、支持,无微不至的关心,顶住压力执行党的政策。对于受审查者,她以事实为依据,多方求证,务使情况符合实际。

1950年代后期,党内外“左”的思想日益严重,阶级斗争观念越来越浓厚,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越来越多。在干部问题和人才使用上,左的框框条条很多,例如:对旧知识分子的歧视,对党外人士的不信任。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有海外关系的同志,或在旧社会为了生活,当过国民党一般职员,或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等,尽管她们一到妇联就向组织作了交待,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但是,在“左”的思潮下,她们不被重视,要求入党十分困难。运动一来,她们有的受批判,有的靠边站,忍辱负重,没完没了作检查。当时曾宪植主管全国妇联的干部工作,在她脑子里,似乎不存在这些框框条条。凭着她对妇联干部的全面了解,凭着她正直无私的胆略和她宽厚仁慈的胸怀,和她们友好相处,提级提职,努力争取一视同仁,在政治运动中极力为她们说公道话,打抱不平,尽最大努力保护她们,减少对她们的压力。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妇联也犯有扩大化的倾向。在领导小组讨论中,曾宪植不顾当时的种种过激情绪,极力主张缩小打击面,反对扩大化。对少数有争议的年轻干部,她主张要历史地具体分析,要从积极的主导方面看人,不能只看一点不及其余。有位女同志在国民党统治下才十八、九岁,因受反动思想影响,写过错误的日记。解放后她参加工作,主动交出日记,诚恳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反右“运动中要根据日记划她为右派,她心中不服,提出申诉。曾宪植经过仔细分析,认为这位同志当时年轻,在那种环境下是思想一时糊涂,参加工作后已有了认识,不能再划她右派。(曹贯群:《无私无畏 顶风破浪》)

1959年反右倾时,全国妇联奉命将干部按左中右排队,有关部门即将干部划分为一、二、三类编造名册送曾宪植 (她是机关党委书记)定案。这份名册被曾宪植搁置在抽屉里了,从而使许多同志免遭打击和歧视。在当时党内斗争严酷,自上而下风浪一边倒的情况下,她能讲话的时候,直言不讳,主持正义;在不能讲话的时候,她仍坚持真理,不违心地随风倒。在同志危难的时候,她能挺身而出,保护受错误打击的同志,在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中保护了大批干部,文革时她因此被批为“大黑伞”。

1966年 5月“文化大革命”序幕刚刚拉开,田家英即被江青、陈伯达所迫害,妻子董边被株连遭软禁,极度恐慌悲痛的时刻,曾宪植派办公厅副主任、也是董边在“女大”的同学刘华非去陪伴开导,告诉她“问题总会弄清楚,要坚持下去,实事求是,没有的事绝对不能承认。”她说:“田家英十五岁参加革命,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有什么问题!你在妇联主办刊物,有什么问题!你是受他的牵连。”(董边:《心底无私 坚持真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人人自危唯求自保的非常时期,说出这番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啊。后来曾宪植因为不参与揭发与批判,自己很快被戴上大党阀、假党员、阶级异已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大帽子被批斗,在衡水干校劳动改造时甚至陪斗过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而她的态度依旧是不说话,不写材料,软抵抗。

全国妇联有一位同志的丈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组织上要她揭发丈夫的问题,她认为丈夫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没有写揭发材料,就说她和右派丈夫划不清界限,要开除她的党籍。曾宪植坚决反对这种株连政策,向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帅孟奇反映情况。帅找中监委的领导同志进行了说理教育,免于给女方开除党籍的处分。另一位全国妇联的同志,丈夫被划为右派分子,夫妻被迫离了婚,男方家有老母,生活很困难。曾宪植向上级反映帮助解决男方的生活困难,并鼓励他振作精神,为党工作。“阿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态度是: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随风跑,不怕丢乌纱帽,敢于说真话”,“她心底无私,坚持原则,处理干部问题是公正的,所以受到干部的尊敬和好评”(帅孟奇:《深切怀念阿曾》)曾宪植和帅孟奇同事多年,互相都欣赏对方的为人,她说:“我最敬佩帅大姐,她在任何时候,都是公正无私,一身正气。在历次运动中,她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于直谏,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十分可贵的品德。”(伍乃茵:《永远怀念好大姐阿曾》)而妇联同仁眼中的阿曾何尝不是如此呢!她们都在关键时刻坚持了党员的本色,不愧为一代女杰。

三 当代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在当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曾宪植属于较早从事妇联工作,并在实践中践行党的妇女解放思想和妇女统战理论,才华杰出、功著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早在 1946年春,受党的委派,曾宪植随中共代表团到重庆,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同时任中共南京局妇女组组长,从事妇女工作中的统战工作,她的特殊家庭背景为她联络各方人士,团结妇女中的进步力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妇女工作,特别是在抗战初期,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成功组织和领导了妇女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使妇女在抗战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其间,邓颖超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国统区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七人成员之一,在利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开展对国统区妇女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42年 7月,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妇指会“在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派的妇女,站在平等的地位……”说明了抗战初期党的妇女统一战线工作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

曾宪植多年跟随邓颖超做妇女统战工作,学习和掌握了党的统战理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她和许多妇女界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的人士都有亲切往来。建国初为迎接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周恩来亲点曾宪植参与后勤和接待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曾宪植等在北平为宋庆龄寻找住宅。他们最终选定位于方巾巷的一栋二层楼房,并着手布置。1949年 8月 3日,周恩来告诉邓颖超:“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 (即曾宪植——引者注)、罗叔章负责指导。最好上海能带一可靠厨子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册,第 50页)基于这样的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曾宪植在建国后新成立的妇联领导班子里继续分管妇女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政策性强、对象身份复杂。建国初,曾宪植分管的中华妇女节制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三团体,仅节制会北京分会就有会员 170多人,其中有高级民主人士家属、女高级知识分子、私人开业的自由职业者 (如私人诊所)。对于这些人,妇联干部中认识程度不同,看法都不一致,尤其一些来自解放区的女干部不了解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对她们的历史出身乃至生活习性有非议。例如对于刘王立明女士,有人看不惯她的穿着打扮,在背后叽叽咕咕发议论,曾宪植知道后,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她说:“怎么能这样不尊重刘王立明先生?她是中华妇女节制会的负责人,解放前在上海,为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做了不少工作。她的丈夫刘湛恩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因坚决抗日,遭到了侵略者的暗杀。我们应该熟悉历史,尊重历史,珍惜他人的贡献。由于人们的经历不同,生活习惯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模式,穿戴爱好更难划一,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妇联的管梅蓉解放前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父亲是贝满中学校长,自己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曾在女青年会及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解放后,曾宪植安排她在全国妇联机关托儿所任所长,有的同志不放心,担心对孩子的教育不利。曾宪植为此找管先生谈心,说明尊重她的信仰自由,但不能向孩子们宣扬上帝。她说“你星期天可以自由去教堂守礼拜,但你不能在机关内宣传基督教,更不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要培养教育孩子从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管先生心悦诚服,对托儿所的工作尽心尽职,不仅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在饮食结构上注意营养搭配,而且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教唱他们热爱劳动、歌颂祖国的歌曲。在她任职的 20多年中,妇联机关托儿所的工作井井有条,孩子们长得健康活泼,家长们都很满意。

对于党外朋友、民主人士,在长期的合作中,曾宪植总是从积极方面发挥她们的特长,坚持两点论,避免片面性;既有原则性,又注意差异性;既讲团结,合作、友谊、人情,又有善意的帮助和教育。她以良好的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开创了妇联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毛主席说,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曾宪植在全国妇联分管干部工作,她非常重视对女干部的培养。她认为,妇联不仅要自下而上的关心妇联系统干部的培养,还要重视各条战线和民主党派中女干部的成长,对这方面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给党委反映,引起全党的重视和关怀。当时,全国人代会中的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 12%,她认为,女干部在各族各界中的比例还应不断增长。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首先要女干部自强不息,去奋斗,去争取,为人民多做贡献。她常提到中国妇女运动是党中央领导的,全国妇联负有重大责任,但妇联不能局限于妇联系统这个范围。培养妇联干部是重要的,但妇联只是培养妇女干部的一个方面。要培养更多像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扬之华、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部队女将军李贞那样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能独当一面的女领导。

在工作上,她反复强调妇联应该真正成为全国妇女的娘家,真正为妇女解放和为儿童服务的代表机关,真正成为党的得力助手。针对当时妇联工作定位于“出出进进”(出国和在国内接待来访外宾),她坚持全国妇联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国内,放在农村。妇联干部到国外去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妇女,还是要靠把国内妇女工作搞好,认为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对国际妇女运动的贡献。她坚决反对把妇联办成官僚衙门或者假公济私向党闹独立性的团体。

在作风上,她坚决贯彻艰苦创业的精神,反对铺大摊子,从建国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 17年,妇联的编制数 (包括当时的《中国妇女》杂志社、妇女干部学校、托儿所的保教人员)始终保持在 300多人,各部门都比较精干,办事极其灵活。“文化大革命”以前 17年,妇联基本上没有盖过新房子,没有搞过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更没有贪污腐化的现象,所以赢得了各方的好评。大家称颂妇联是个真正的“清水衙门”,在妇联机关工作的同志也以自己“两袖清风”而自豪。

在干部配备上,她主张“五湖四海”,照顾各方,既要有党内的,又要有党外的;特别是民主人士,既要有地方的,又要有军队转业的;既要有女的,又要有男的;既要有汉族的,又要有少数民族的;既要有国内的,又要有旅居海外的华侨……,富有广泛的代表性,她对这些人一视同仁,不徇私情,一心为公。

曾宪植在全国妇联风风雨雨 40年,为新中国妇女的解放全身心投入,为全国妇联的发展和壮大呕心沥血,她的妇女统战理论和实践、她的妇女干部思想和实践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宝贵经验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