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东平，魏 娟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

胡东平，魏 娟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

创造性叛逆；忠实标准；深度忠实；翻译主体；文化交流

古今中外，“忠实”一直是译者们追求的目标。无论是国内的“信达雅”标准、“神似”、“化境”之说，还是国外的“翻译三原则”、“动态对等”，这些传统的忠实标准涉及的往往是微观的语言层面，是译作忠实于原作的语音、语义、句法结构等语言表层内容，“忠实”的具体表现是不增加什么，不减少什么，不改变什么[1]17，而语言之外的诸如政治、文化、历史等则很少涉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为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使翻译不仅摆脱了传统忠实翻译观中形式和意义“对等”、“忠实”的束缚，更将人们一直不愿面对，弃之于翻译门外的“创造性叛逆”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并肯定了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创造性叛逆”这一翻译现象仍然背负着“背叛”的枷锁，其译作被称作“不忠实的美人”，将译者置于“忠”之标准与“不忠”之事实的两难境地。

一、翻译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术语是1961年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提出的。埃斯卡皮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2]大冢幸男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等人将“创造性叛逆”引入了比较文学。此外，描述翻译理论、哲学阐释学、文学接受美学、文化学派、释意派、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目的论等均对影响翻译过程的各因素进行了探讨，直接或间接指出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乐黛云在其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说译者和读者的理解总是一种再创造，原作必须经历这种“创造性叛逆”才能延伸其生命力，扩大被阅读与接受的范围[3]。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4]。查明建认为，译者虽然主观上追求再现原文，但是客观上不可能完全达到，“‘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中译语文化操纵的表征”。[5]在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和忠实之间的关系上，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探讨。许均研究了忠诚和叛逆的关系、翻译的主体等问题。董明在《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书中指出，创造性叛逆和忠实只不过是程度之分，他们构成了从逐字翻译到拟议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叛逆和忠实的连续体，都属于翻译的范畴。这些研究表明，创造性与忠实并非僵硬的二元对立，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适度叛逆实现忠实，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相互依存的，是可以和谐统一的。

因此，“创造性叛逆”名不副实，它是表层上的伪叛逆，深层次的真忠实。那么其深度忠实性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众所周知，翻译活动是将一种文字用另一种文字表述出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到原作和作者、译者与译作，也与读者、出版机构、文化、历史、政治等因素相关，因而它不仅仅是纯语言符号的替换。事实上，在翻译中译者面对的是两种语言符号所承载的两大片文化，担任着文化交流的重任。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他文化无法取代的独特的生命要素，是简单而理想化的“形义”对等无法实现的。译者却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巧妙地运用看似不忠的手段，使译文发生创造性叛逆，实现对原作的深度忠实，达到“忠实”作者、译者、读者，“忠实”于翻译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发展的目的。

二、创造性叛逆忠实翻译主体

创造性叛逆突破了传统翻译中以文为本的狭隘视角而转向以人为本。笔者文中涉及的翻译主体是作者、译者和读者。创造性叛逆的忠实则表现为对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忠实。

1.创造性叛逆对作者的忠实

首先，创造性叛逆忠实于作者的意图、“欲言”。作者创作了原作，通过原作实现自我价值。原作是作者文学功底、风格、思想、意识等的结晶，渗透着作者创作时的心境、灵感等因素。翻译是在两种语言符号间进行的，不同的语言各有其特点和形式，在词汇、语法、惯用法、表达方式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如果仅从文本表象上追求忠实和对等，势必适得其反，与作者原意背道而驰。相反，通过挖掘原作的深层内涵，使用创造性叛逆，突破文本字面限制，就可再现作者的意图，解读作者的“欲言”。这是因为，一方面原作在完成后，就脱离作者而独立存在，其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凝固与给定的关系，原作意义成为一个开放系统，等待译者和读者去解读。另一方面，作者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创作时常常使用特殊的文学表现手法，诸如委婉、双关、反讽等来表达特殊的含义或取得独特的文学效果。

例1：The professor tapped on his desk and shouted:“Young men，Order!”—The entire class yelled:“Beer!”

译文1：教授敲击桌子喊道：年轻人，请安静！——学生：啤酒。

译文 2：教授敲击桌子喊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吆喝(要喝)什么？——学生：啤酒。

英语的order 含歧义：请安静；点(菜)，要(饮料)。译文1在翻译时完全忠实于原作，失去了原作中利用含歧义的 order创造的幽默诙谐之感，而译文 2创造性地利用谐音“吆喝——要喝”，完美地实现了作者表达幽默诙谐的目的。

其次，创造性叛逆经由优秀的翻译赋予原文新的意义，使原文在另一文化环境中获得了新生，从而延长原作的生命。这不仅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作者的观点、思想意识、写作风格等的不同方面的呈现和传播。如经过庞德的翻译，中国诗人寒山的诗歌在美国嬉皮士中引起了共鸣；斯威夫特的政治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翻译成中文后因其丰富的想象力，成为儿童读物，获得了新的读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力。

2.创造性叛逆对译者的忠实

传统翻译标准要求译作必须完全忠实于原作，认为译者是作者的仆人，甚至要求译者隐身，透明如玻璃，不然译者就是“叛逆者”。然而事实表明，绝对忠实于原作的译作只是一种理想，译者注定要显身。创造性叛逆为译者的显身提供了依据。

首先，创造性叛逆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叛逆为译者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思想和活动空间，通过创造性的背叛打开了通向忠实的大门。杨武能指出，翻译家处在文学创作活动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他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风格的作品进行翻译，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变通手段处理词语，重构句子，再现修辞色彩等。如张谷若选择翻译哈代的作品，用地道的中文翻译地道的英文，甚至还使用了山东方言，为译作抹上了较浓厚的中国色彩，尽管如此，译作仍不失为佳译。对《红楼梦》的英译，不管是杨宪益采取异化策略的译本，还是霍克斯使用归化翻译法的译本，都能体现创造性叛逆对译者的忠实。

其次，创造性叛逆尊重了译者的思维成果，肯定了译者的价值，提高了译者的地位，是对翻译事实进行总结得出的结果。翻译活动首先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的思想交流活动，任何译者都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之中，他在翻译过程中，要受到各个方面的约束和影响。比如，严复译介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将其中内容进行了修改、加注，坚持以“雅”译文，使原作发生了创造性叛逆，为中国的士大夫们开阔了眼界，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救民于危难的目的，可以说创造性叛逆为彰显译者严复的价值提供了平台[6]77。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创造性叛逆史，一部部包含创造性叛逆作品的接受和传播，不仅传播了原作和原作文化，也是对译者劳动成果的接受和肯定。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再被迫沦为原作的“仆人”，不再背负“叛逆者”的罪名，不再需要隐藏在翻译历史的背后，成为透明的玻璃，可以说创造性叛逆为译者的显形和解放提供了条件。

3.创造性叛逆对读者的忠实

读者对译作的接受实现了文化交流和传播。翻译面向的读者的多层次性、历史性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考虑读者因素，创造多种译本。创造性叛逆“允许译者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美化原作或对原作进行他认为合适的改变，使译作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愉悦读者”，“使翻译的园地更加争奇斗艳，给读者更多的选择，使他们各取所需，还可以博采众长，得到更大的收获和享受。”[1]184如在旅游宣传资料的翻译中，为了获取良好的宣传效益，译者就会迎合读者的理解和反应，在格式、方法、措辞等方面力求符合该文体在译入语中的惯例、融合旅游者喜好和时代、文化等因素，使译作产生创造性叛逆。

例2：天目山林深人少，古树掩映，清泉石上流，雾生半山腰，如仙境一般。

译文1：Mt.Tianmu has dense forests and few habitants.There are old trees hid in the forests and clean streams flow through stones.Fogs envelop halfway up the mountain which makes the mountain like a fairyland.

译文 2：Mt.Tianmu，densely forested and scarcely populated，is like a fairyland where heavy fogs envelop halfway up the mountain and clear streams flow along the valley.

中文旅游文本的语言特点是：文字使用比较文学化的夸张手法，用语唯美模糊，常采用典型的“流水句”句式，而英语旅游文本则常用优美和文学性较强的形容词，力求体现艺术性和美感，多用从属结构，是典型的“树杈句”句式。此处，译文1步步紧扣原文，三个句子杂乱的堆砌让读者无法领悟天目山的美景，而译文2行云流水般，清晰明了的内容辅以层层修饰，恰有一景更胜一景，美景美不胜收之感。

三、创造性叛逆忠实文化传播活动

翻译只有在异域文化中完成交流和传播的任务，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创造性叛逆更能忠于文化交流和传播。

1.创造性叛逆使不同的文化信息得以传播

翻译活动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中开展的。不同文化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亦有相异之处，文化发展史、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各异均能让人们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风俗习惯等，从而导致翻译中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信息不可能完全对等，使得译者在传达原作信息时无法用对等的方式处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但是创造性叛逆却能使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文信息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从而让“国外的文化在疆界上不断得以拓展，在实践上不断地得以延伸”[7]302。

例3：红白喜事

译文1：red and white happy events

译文2：weddings and funerals

根据谷歌金山词霸在线成语字典解释：“红事”是指吉利的婚嫁喜事用红色，又叫喜丧。“白”指丧葬事用白色，泛称婚丧之事。“红白喜事”语出自于清朝钱泳《履园丛话·杂话·红白盛事》：“苏杭之间；每乎婚丧喜庆为红白事；其来久矣。”由此，译1显然是不了解该词语的文化意义，其字义和形式对等却无法正确传达原义，译2虽然在字面上无法找到原文字面意义和形式的影子，使译文变形，却恰如其分地传达了原文的文化意义。

2.创造性叛逆丰富了译入语及其文化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总是在不断的相互影响中发展，包含着创造性叛逆的翻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吸收外来语言与文化的长处，增强互相之间的交流，在译语与异文化的明镜中观照自己，以异语、异文化的精华来滋养、丰富自身，这也是翻译的使命之一。”[8]74翻译对语言的影响首先反映在词汇和语法的变化上。如清朝时期大量翻译西方文学著作使汉语中涌入了丰富的外来词语并逐渐运用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洪堡使用大众语言翻译《圣经》，不仅使《圣经》在德国广泛流传，也推动了德语的发展和改革。在翻译对文化的影响方面，季羡林有过精辟论述：“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9]5又如林纾的译作不仅开阔了中国文人的眼界，也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

3.创造性叛逆具有改造社会的作用

许钧曾说：“从人文社科领域来说，我觉得翻译起到了我们改革开放或者说每次社会进步先行者的这么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每一个社会高潮到来、改革高潮到来的同时，翻译都是起到一个先锋的作用，首先通过外来作品或者说外来思想的引进，来打开我们思想的禁锢，引入新的一种观念，然后通过我们的消化，变为我们一种内在的东西，来促进我们。”[10]283经过创造性叛逆的翻译具有改造社会，促进科技发展，加速技术革新的作用。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地球村的发展、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翻译功不可没。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不仅因为其拥有天时地利的好条件，更是因为这些地区和国家丰富和快速的文化、技术交流和传播，为其带来了与时代和世界接轨的技术、思想等。中国今后的发展，必须保持开放的姿态，不断发展翻译事业，不断吸纳外来先进文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创造性叛逆忠实翻译自身发展

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它扩大了翻译的内涵、研究视角，促进了对翻译事实和翻译标准的重新认识，颠覆了传统翻译批评，有利于翻译学科的整体发展。

1.创造性叛逆扩大了翻译的内涵

张南峰指出：“翻译的语言学派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过分注重字句对等(形式对等)；翻译的文学派把忠实于原文看成至高无上的标准，并用于一切类型的翻译上，结果都走进了一条死胡同。”[11]56创造性叛逆使翻译从纯语言层面僵硬对等的死胡同走出，转向语言外的宏观制约因素，进一步打开了翻译的空间，扩大了翻译的内涵，将摘译、编译、误译、转译、拟议、个性化翻译、方言译、节译等纳入了翻译的范畴，为翻译的重新定义提供了依据。

2.创造性叛逆扩大了翻译的研究视角

创造性叛逆对扩大翻译研究的新视角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翻译文化转向研究、译者主体意识的研究，读者视角，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的重新思量，翻译复译，翻译的变体研究，翻译的选择适应论、生态视角研究等，这些不同视角的研究促进了翻译理论的繁荣发展，也为人们正确认识影响翻译的各因素提供了宽阔的视野。

3.创造性叛逆促进了对翻译事实的认识

创造性叛逆是对翻译事实的总结，它的必然性促使人们不断正视翻译现象，不再逃避翻译中的重重困难，它使翻译理论和实践不再脱离，从宏观上再现了文学翻译事实，丰富了翻译的研究材料，肯定了译者的作用，提高了译者的地位。

4.创造性叛丰富了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内涵，颠覆了传统的翻译批评

传统的翻译标准要求译者对原作亦步亦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使得译者在翻译标准和翻译事实间夹缝求生，左右为难，无法充分发挥能动作用，顺利开展翻译活动[12]。创造性叛逆为译者带来了一线光明。它让人们懂得，翻译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体，翻译忠实标准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从而将译者从束缚中释放，也让翻译评论在更为综合、丰富的翻译事实中开展。

谢天振认为：“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可以说，如果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4]141-142笔者探讨了创造性叛逆如何忠实于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翻译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初步结论：创造性叛逆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而是一种深度的忠实。

当然，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却是有限度的，它既不能脱离原作的制约，也应符合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译者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必须正确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期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和社会效应。

[1]董 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7，184.

[2]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 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3]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172.

[4]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41-142.

[5]查明建.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J].中国比较文学，2005(1)：40-62.

[6]许 均.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C]∥许钧.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77.

[7]朱 竞，许 均.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C]∥许钧.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302.

[8]许 均.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C]∥严辰松.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74.

[9]季羡林.我看翻译[C]∥许均.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5.

[10]李 南，许 均.内省以自强：一个翻译家的自省——专访翻译家徐军教授 [C]∥许钧.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283.

[11]张南峰.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C]∥严辰松.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56.

[12]朱德红.“创造性叛逆”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肯定和背离[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0(2)：16-18.

Creative treason in translation : a kind of deep fidelity

HU Dong-ping，WEI Ju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Traditional fidelity criterion attaches importance to perfect fidelity but takes creative treason lightly which is defined as betrayal by many scholars and they are opposite to each other.Based on related documents review,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creative treason’s faithfulness to the subjects of translation (author, the translator/ interpreter and the readers),to cultural exchange and transmission as well a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y itself and finally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creative treason doesn’t betray the fidelity criterion for it is deep fidelity.

fidelity criterion; creative treason; deep fidelity; translation subjects; cultural exchange

H315.9

A

1009-2013(2010)01-0082-05

2009-11-25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湘教通2008263)

胡东平(1964—)，男，湖南益阳人，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学。

黄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