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斌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系，湖南娄底417001)

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现状述评

朱耀斌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系，湖南娄底417001)

新时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对于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体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主要从其历史演进、规范性、契合性研究入手，不断拓展到其价值、比较、体制、评价标准、科学化和现代化研究。这些研究带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理论研究得以不断提升。

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实现方式和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手段，体现了党的阶级性质和公共意识形态权力。对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现状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对于全面总结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与推进全球化语境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以来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和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实践探索性。自1980年代初以来，随着对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的讨论的开始和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研究机构的成立，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概括来看，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论域:

一 关于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发展研究

关于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发展研究涉及到历史分期、历史特点和基本经验等问题的研究。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阶段划分不只是一个时间的上下限认定的问题，实质是一个触及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与内在逻辑发展认识的问题。对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历史阶段的划分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发展特点及其规律来进行划分，由此衍生出按照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功能性变化来进行划分的方法，即将其划分为重新恢复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阶段(1978—1984)、确立党组织政治领导和厂长负责制阶段(1984—1986)、党组织在企业中处于政治核心地位阶段(1986—1989)、党组织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处于政治核心地位阶段(1989—)。这种划分方法突出了党组织角色地位的转变，清晰地展现了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变迁轨迹［1］;二是按照党史的划分标准来划分，将新时期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划分为拨乱反正和工作重心转移阶段(1978—1986)、资产阶级自由化冲击阶段(1986—1989)、执政条件下不断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阶段(1989— )共三个阶段［2］54－70。这种划分标准侧重于从宏观层面突出政治主题的转换，难以呈现微观层面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轨迹。概括来说，以党史的分期标准进行历史分期，虽有利于总结各个时期的历史经验，但无法清晰地反映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内在历史脉络，容易流于史实性的记载与描述，难以凸现其应有的理论深度［3］。近年来，有学者把思想理论教育的演进与党史分期的标准结合起来，把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理论教育)划分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1976—1992)、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1992—200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2002— )［4］。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形态发展为线索，对于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阶段划分与研究颇有启发意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多数学者认为，尽管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离不开党史和革命史的大背景，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在与党史、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大的分期不矛盾的前提下，还是应该也可以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发展特点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5］。

从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特点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总是与一定阶段的企业中心工作相联系。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具有四个历史特点:对职工进行系统教育、脱产轮训，加强工人阶级的自身建设，已成为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形式;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工作服务成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青年职工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既要加强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又要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改革［6］222－224。有学者指出，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国内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国内竞争和国有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区别于传统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单向灌输与整体主义价值定位的特点，新时期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对职工思想情绪、思想政治工作条件保障、保证监督等方面的困境，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机制创新，具体体现在: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经营目标结合起来［7］。这些论域分析显然没有抓住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历史逻辑，缺乏总括性的历史分析与历史总结，显示出研究力度上的不足。

从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经验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一系列恢复与改进的基础上取得的创新经验主要有: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办法;建设文明单位是新时期群策群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措施;开展职工业余读书活动和知识竞赛是新时期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形式;正规办学和脱产轮训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好制度;进行协商对话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好途径［8］。有学者从九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必须不断端正对思想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不懈地向职工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正确的方针和原则;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战斗力;坚持群众路线;加强政工队伍自身建设和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6］16－19。这种概括分析过于笼统化，带有阶段性概括的特点，难以照应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

总结经验自然离不开对思想政治工作一度薄弱的原因进行分析。在这一问题研究上，存在“唯体制论”、“思想意识论”和“制度进化论”等三种解释方式。“唯体制论”认为，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变迁，尤其是1980年代后期实行的厂长负责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新体制”成为了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的根本原因。国有企业开始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后，很多学者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经过产权改革与结构重组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给企业党组织以明确的制度安排与法律依据，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逐步被边缘化。从体制上分析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有其合理之处，但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针对这种“唯体制论”，有学者指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既有指导思想和认识上的偏差，也有工作不到位的因素，还有现行领导体制亟待完善的原因。从宏观环境来看，没有处理好改革开放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没有处理好工作重心转移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解为一个单纯的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过程;从微观环境来看，没有处理好企业改革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把企业管理与对职工的管理分离开来，过多的物质刺激造成了思想政治工作庸俗化的倾向。这种分析认为体制不是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直接原因［9］。从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精神来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变化缘于体制改革和组织形式的变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遵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很多做法，难以适应新时期的新形势与新特点，所以，这种制度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软弱。有学者认为，新时期以来，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盲目地参照西方企业管理制度，片面追求企业经济效益和经济激励手段;其次是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根据新时期的需要来改进的问题没有解决。思想政治工作的大环境和大气候如果不解决，任何体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都收不到好的成效［10］。随着企业主体地位和党组织职能的政治化，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党只管党”削弱了企业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难以实施，以“适应”为借口，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贬低政工干部的劳动价值［11］。

二 关于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研究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是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本质属性的体现，也是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矛盾运动的具体表现。有学者指出，揭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立科学体系的主要目的，具体包括职工思想观点的形成和变化的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工作规律。前者主要体现在社会存在决定和制约职工思想观点的形成与变化、社会意识对职工思想观点形成与变化有重大影响、社会实践是职工思想观点形成和变化的根本条件三个方面;后者主要体现在灌输的规律、疏导的规律、提高思想认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规律［6］222。有学者从三个方面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进行了阐释:(1)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人们思想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人们思想的变化、发展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社会环境的不同因素对人们思想的变化、发展起不同作用，人们的思想是在外因与内因的相互作用下发展、变化的。(2)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转变职工思想和引导职工行为的基本规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升华职工的思想;树立正确的需要观，正确对待个人需要;激发良好的动机，启迪正确地进行动机斗争;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导向。(3)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活动的基本规律，包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与相信、依靠职工相统一的规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任务与国内外形势、本企业的实际结合的规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与其对不同层次对象的要求相结合的规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与职工的接受程度、实践效果相统一的规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水平、能力与其对象的水平、能力相互促进、正向递加的规律［12］。这些概括大多脱离了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历史发展的分析，流于平面化的描述。尽管存在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的研究结论，但从微观企业层面来进行探讨与研究的却几乎没有。所以，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未能把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与具体规律区别开来，难以对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的探讨和准确的概括。

三 关于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地位”与“作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相互支持，相互论证。有学者认为，从“地位”上讲，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结构性地位”(“中心环节”)和“功能性地位”(“生命线”)。也有学者认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就是保证与服务企业经济工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保证和导向、基础和动力、协调和转化等作用［13］。但大多数研究都未能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容易把两者混淆起来，难以准确分析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科学内涵。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主要体现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保证企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企业生产的发展［11］53。

有学者指出，研究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看。从宏观上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加强工人阶级自身建设的政治意义、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经济意义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意义;从微观上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充分发挥人的要素对企业的主导性、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和完成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任务的作用［2］55。有学者从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经济工作的辩证关系角度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保证、实现党对企业政治领导的根本途径上［11］47。如果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和作用进行延伸与扩展，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企业与促进国有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新世纪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有学者指出，如果从企业党组织的职能变化来看思想政治工作，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职能向政治性转变，工作手段向间接性转变，运行机制向法治转变，但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仍然存在关于企业党组织设置前提、定位权衡、制度设计、根本保证等困惑［1］。如果从国有企业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化，新时期以来的国有企业党组织分别经历了“统一领导”(1978—1983)、“政治领导”(1984—1989)、“政治核心”(1989—)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在这一历史演变的进程中，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动都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为解决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寻求一种比较适宜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而进行的，呈现出由职能调整向制度创新过渡的路径特点［1］。

四 关于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评价标准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评价标准问题一直是困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层面上的难题。单纯的“定量”评估难以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真正效用，单纯的“定性”分析也难以准确概括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因为一定时期的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一定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所致，却有可能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缘故，一定阶段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益也不一定在本发展阶段得到显现，存在一个“延时”的效应问题，完全不同于一个标志性的体制转轨事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指出: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标准。这句话表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提高经济效益来进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主要是看企业生产的发展状况和经济效益的高低。这一根本标准是与企业的根本任务一致的。由于企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不同，检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标准是客观的、具体的，应从总体上、全过程和发展趋势上加以衡量［6］240。因此，有学者认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评价标准从总体上、全过程和发展趋势上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一是职工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是否提高了，二是对企业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多大的动员作用。上述两方面又有质和量的标准，其中的“质”应该体现为正效应，“量”应该体现为主体对客体影响作用的大小。有学者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关系维度分析中指出，能否保证企业民主管理，真正实现职工群众在国有企业中当家作主的地位，是检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检验标准是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具体表现，这一检验标准应该反映和符合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特点及其规律，是客观的、多方面的、综合性的，最终以实践的效果来进行检验，包括教育作用、动员作用、战斗作用、保证作用等。在检验标准的问题上澄清一些模糊认识:一是“无检验标准”论，否认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标准的客观性;二是以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量为标准;三是以企业生产好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14］。

关于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价标准尚处于薄弱环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1992年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评价标准以来，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标准的研究开始转向实践层面，提出了“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的具体标准，并最终落实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坐标上，显示出向深层次探讨的发展趋势。

五 关于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比较研究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企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特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内在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发展与丰富实践为我们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比较分析提供了可能。从理论基础的比较来看，我国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不同于西方企业的“行为科学”理论，后者是西方资产阶级企业管理的一个理论流派，其核心是个人需要论，凸现出典型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前者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来教育职工群众，其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5］。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政治地位比较来看，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上的“政治核心”作用与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有所不同，前者是“企业的政治核心”，后者是“企业职工中的政治核心”，其中的根源在于两者所依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从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特点对比来看，两者的制度环境、历史基础、政治容纳性与独立性有所区别［16］131。有学者从党组织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权力范围、工作职能、活动方式四个方面对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进行比较研究，说明企业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大的约束性。从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比较来看，公共性与私人性是两者的本质分野。多数学者认为，两者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行为主体不同、目标不同、内容不同，从而要求在回应社会整体诉求和建构制度层面法理依据上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公共性。从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纵向比较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转变的一个分水岭。新时期以来，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从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地位作用、工作方针和方法方式几个方面进行了重新定位，把“三个有利于”确立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标准［17］。多数学者对两种不同体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诉求、运行方式、人性特点进行了横向比较，指出:在价值诉求上，整体主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定位，而整体主义与以人为本的平衡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目标;在运行方式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单向度运行方式，区别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双向互动、民主协商的运行方式;在人性假设上，存在“道德人”与“经济人”的显著区别。

六 关于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体制变迁研究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体制显然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从历史的演进轨迹来看，新时期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体制大体上经历了:(1978—1984)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1984—1989)厂长(经理)负责制、(1989—)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董事会负责制。建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有三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好:权力分配上一元化;实践中依赖“能人政治”;权力上缺乏监督。目前关于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三条原则来进行，大多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的探讨:第一，对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与作用问题的研究。有学者指出，要反对削弱和降低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地位或试图回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两种错误倾向，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关键在于解决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问题，通过思想政治引导不断提高自身的参与和决策能力与水平;要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条件，党委成员依法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并形成和建立党委会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制度［18］。第二，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党组织建设是否具有相容性。首先，二者具有共同的政治根源，表现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其中之一;其次，需要有共同的机制基础，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道德风险与经营风险需要企业党组织发挥其引导、监督与制约作用;最后，两者的结合具有互补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强调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体制，其基本点就是:建立一个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党政工团同心协力的综合管理体系，要确立和维护企业党委的政治核心地位，坚持党委的政治核心地位与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辩证的统一［19］。

法人治理结构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体制无疑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基本精神，实行交叉任职、双向进入，较好地解决了法人治理结构与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问题，从体制上解决了“核心”与“中心”的融合问题。但实践中如何理顺企业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关系问题仍然很严重，突出表现在“新三会”与“老三会”的重叠与协调问题。因此，理顺企业领导管理体制，要按照《公司法》和党关于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重要政策与精神，解决内部和谐统一的问题［16］147。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未结束，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把党的政治优势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应该是构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体制的基本方针。

已有的这些研究从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发展、基本规律、地位与作用、评价标准、比较分析和领导体制的变迁等侧面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许多创新研究观点。这些研究为我们系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与深入研究新世纪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思路提供了学术上的铺垫和方法上的启示。但这些研究在学术理路上还存在诸多不足:

从研究的时段来看，主要集中在1982——1986年和1989——1996年这两个时期，对于十五大以来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动态和新进展还缺乏系统的研究，而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刚好在党的十五大以后。已有的研究也主要是散见于对党的执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显示出阶段性研究的不平衡，难以对新时期以来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从研究的空间分布来看，有些方面的研究显得过于单薄，如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比较研究、价值研究、结构和功能研究、公司制下的系统构建研究等方面，而在基本规定性(含内容、方法、原则、途径等)等研究上较多。从研究方法上看，抽象论述多，实际剖析少;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静态分析多，动态分析少;从研究的体例上看，大多流于“地位与作用——任务与内容——原则与方法——政工队伍建设——领导体制”的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系统内的描述范式，缺乏历史性的梳理和与社会经济体制变迁相联系的整体分析，难以突破既有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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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张蔚萍，张列军．思想政治工作十大新课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213．

(责任编校:松仁)

Comments on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Stated-owned Enterprises during the New Period

ZHU Yao-bin
(Politics and Law Department，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Loudi，417001 China)

Since new period，internal theoretical circle’s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stated-owned enterprises is characterized by starting from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normative contents，fit of other factors，being extended to its values，comparatives，evaluation criterion and its scientific and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The researches take on different essences of stages，a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has been kept improving．

new period;stated－owned enterprise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D64

A

1673－0712(2010)06－0117－05

2010－09－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A710022)．

朱耀斌(1967—— )，男，湖南双峰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