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义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一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确，建安以前的中国诗歌，总体上重质轻文，质盛于文，且不说先秦道家文论倡导“见素抱朴”(《老子》十九章)，以“五色乱目”、“五声乱耳”(《庄子·天地》)而主张“灭文章，散五采”(《庄子·胠箧》)，就是倡言“文质彬彬”(《论语·雍也》)，主张“修饰之”、“润色之”(《论语·宪问》)，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的先秦儒家文论，也主要偏重的仍是“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诗经》天然古拙，《楚辞》自然流丽，《汉乐府》则质朴无文，《古诗十九首》则平易淡远。到了建安，中国诗歌方觉醒、独立，意识到自身的文采美、音乐美，曹丕《典论·论文》首倡“诗赋欲丽”，将“丽”作为诗赋区别于其它文体的重要特征;曹植的《前录序》也主张“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要求“质素”与“摛藻”的结合。诗歌创作方面，也“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孔融“气扬采飞”(刘勰《文心雕龙·章表》)、曹操“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丕“才秀藻朗，如玉之莹”(曹植《文帝诔》)、曹植“清辞妙句，焱绝焕炳”(陈琳《答东阿王笺》)、陈琳“微为繁富”(曹丕《与吴质书》)、王粲“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徐干“怀文抱质”(曹丕《与吴质书》)、阮瑀“文词英拔”(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应瑒“才思逸发”(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刘祯“笔气隽逸”(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以刘师培先生以“华靡”、[1]鲁迅先生以“华丽”[2]来概括建安诗歌这一美学品格。

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这种明朗刚健、慷慨悲壮的艺术风格，梁钟嵘《诗品·总论》称之为“建安风力”，唐陈子昂《修竹篇序》誉之为“汉魏风骨”，李白《饯别校书叔云》标之为“建安骨”，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赞之为“建安风骨”。建安诗人，孔融“文特高雄”(王世贞《艺苑巵言》卷三)、曹操“气雄力坚”(刘熙载《艺概·诗概》)、曹丕“文雅纵横”(刘祯《赠五官中郎将》)、曹植“骨气奇高”(钟嵘《诗品》卷上)、陈琳“辞气俊爽”(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王粲“局面阔大”(东方树《昭昧詹言》卷二)、徐干“弥觉峭劲”(黄子云《野鸿诗的》)、阮瑀“雅有劲思”(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应瑒“音节自壮”(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卷二)、刘桢“壮而不悲”(刘熙载《艺概·诗概》)，所以鲁迅谓建安文学“于华丽之外，加上壮大”，[3]葛晓音《汉唐文学之嬗变》也说“建安文人对文学的要求正是以壮气和文采并举的。”[4]

正因为建安诗歌文质相衬、情文并茂，是华丽与壮大的结合，所以古人也谓“建安诗，辨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劲。”(范温《潜溪诗眼·诗宗建安》)“建安诸子，雄赡高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建安体，华腴之中，妙能矫健。”(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李泽厚《中国美学史》说得好：“建安文学华丽而加壮大，这就是‘壮丽’，不同于后来西晋的陆机所说的‘绮丽’，当然更不同于齐梁文学所特有的‘侈丽’。”[5]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极力标榜这种风骨与文采的结合：“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将风骨与文采的统一誉为文中凤凰，将有风骨而乏文采者讥为文中鸷鸟，将有文采而乏风骨者斥为文中野鸡。建安诗歌“文笔鸣凤”、“壮丽雄赡”的艺术精神，经魏晋南北朝诗人，诸如阮籍、嵇康、左思、刘琨、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的因革发扬，到唐代陈子昂的诗歌革新更是高标“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此，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修竹篇序》)盛唐诗人更是“彬彬然，灿灿然，近建安之遗范。”(杜確《岑嘉州集序》)王维“弥工建安体”(《别綦母潜》)、高适“纵横建安作”(《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李白标榜“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并“多建安句法”(范温《潜溪诗眼·诗宗建安》)，杜甫“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推崇建安壮丽诗风，并且“作建安语”(范温《潜溪诗眼·诗宗建安》)，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的选诗标准也是“言气骨则建安为传”，对建安气骨极为推崇。古人常以“雄赡”称盛唐诗风，同样也以“雄赡”称建安诗风(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五、卷一)，也足见建安诗歌对盛唐壮美诗风的强大影响。王运熙先生就谓“文质兼备，既有建安风骨，又声律调谐，文辞华美，这确是盛唐诗歌在艺术形式上的突出优点。”[6]唐以后，宋代范温《潜溪诗眼》、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明代钟惺《古诗归》、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辨体》、清代王士祯《带经堂诗话》、沈德潜《古诗源》、《说诗睟语》、方东树《昭昧詹言》等大量诗集、诗话皆标榜建安、盛唐，也揭示出建安诗与盛唐诗之间的艺术渊源关系。因此，中国诗歌体备质文，追求壮美的美学品格及发展道路的初步确立，当在建安时期，这是建安诗歌对中国诗史的又一杰出的艺术贡献。

二

然建安诗人中，曹植为“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用郑振铎先生的话说，就是“独步当代，无与抗手”。[7]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最典型地体现了建安诗歌文质相衬、情文并茂、华丽壮大的一代诗风。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无论前期诗的写理想，写壮志，如“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显得高歌猛进、慷慨豪壮;还是后期写横遭迫害、壮志难申的抑郁愤激之情，写岌岌可危、惴惴不安的忧生患害之心，如“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野田黄雀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诗》)“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仆夫早严驾》)显得含蓄蕴籍、悲愤沉郁，但“悲婉宏壮”(王世贞《艺苑巵言》卷三)、“气骨苍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却是贯穿前、后期的，都同样富有气势和力量，充满追求和抗争。就是写弃妇怨女、柔情丽质的诗，如“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美女篇》)“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杂诗·南国有佳人》)也是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传统，摧刚为柔，潜气内转，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其内在的胸中块垒、肝肠气骨是显而易见的。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如《野田黄雀行》之首二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喷薄而出，笼罩全篇，以自然界的风、波喻社会界的险、恶，以博大之景托深广之愁;《白马篇》之末二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总收全篇，催人奋发，“视死如归”的成语就出于此;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且“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如《公宴诗》的“朱华冒绿池”、《侍太子坐》的“时雨净飞尘”，一“冒”字，写尽静态、动态、繁盛之美，一“净”字，道尽清新、明净、鲜丽之态;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也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还注重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故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谓“建安诗人惟子建平仄稳贴”，“此声律之渐”;曹植诗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8]曹植诗繁辞华句，注重文采，正如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所说“辞极赡丽，句颇尚工，语多致饰”。然曹植诗的词采华茂，粲溢今古，却能“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他将汉乐府的通俗质朴和《十九首》的典雅高华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9]曹植诗的“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另一方面，“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是文质相衬、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

建安其他诗人，对文质彬彬、情采壮美的艺术风格的确立各有偏胜，各有贡献，但相比之下，曹操诗虽悲慨淋漓，“气韵沉雅”(敖器之《诗评》)，然语无致饰、质朴无文，“过于质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曹操自己也主张“勿得浮华”(《文心雕龙·章表》);曹丕诗大多“鄙质如偶语”，只有少数诗“美赡可玩，始见其工”(钟嵘《诗品》卷中)，具有从质朴走向工美的过渡性特征;并且曹丕也只有写南征、东征的几首诗有乃父“横槊赋诗”(王世贞《艺苑巵言》卷三)的雄风，其余大多数诗作则“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气不充”、“力不及”(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郑振铎先生也谓曹丕“情思婉约悱恻，能移人意，却缺乏刚劲猛健的格调。”[10]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七子中，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其诗“才思逸发，华藻灿然”(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然“文秀质羸”(钟嵘《诗品》卷上)、“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刘桢有“陈思以下，桢称独步”之誉(钟嵘《诗品》卷上)，诗史上也将曹植、刘桢并称“曹刘”，元好问《论诗绝句》有“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的赞辞，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钟嵘《诗品》卷上)，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六也谓“公干诗，质直如其人”、“盖以骨胜”;阮瑀诗“质直悲酸”(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缓弱不逮”(徐祯卿《谈艺录》);徐干诗质朴有余，文彩不足，钟惺《古诗归》卷七谓其“质甚”;孔融存诗三首，陈琳存诗五首，应瑒存诗六首，存诗太少，不足为论。建安诗人唯曹植诗华丽其容，风骨其实，吴质《答东阿王笺》也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也称“钟嵘〈诗品·总论〉也以曹植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也即文质彬彬的最杰出的代表”;[11]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也谓“曹植的诗中，这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12]

三

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13]陆机、谢灵运、谢脁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嵇康、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的“文笔鸣凤”的艺术精神，坚持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华丽与壮大的结合，以至形成“盛唐雄赡”的壮美诗风。陈子昂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即要求新诗歌有骨有气，有声有色，明朗刚健，顿挫抑扬，气势飞动，光彩照人。这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何其相似乃尔！曹植九泉有知，这“相视一笑”，一定很会意、很舒心。曹操骨气有余，词采不足;曹丕词采尚可，骨气偏柔;王粲文秀而质弱，刘桢气壮而辞质，皆与陈子昂的要求不尽一致。难怪李白要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特别强调风骨与清发的结合;难怪杜甫要说“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韩愈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14]难怪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要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谓“盛唐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骄傲，它在一个崭新的高度重现了建安所具有的‘以文被质’、文质彬彬的动人风貌。”[15]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曹植一改中国诗歌简朴直拙的风格，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艺术品格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余冠英先生的《汉魏六朝诗论丛》谓曹植是“第一个以诗为事业的人，诗终于使他不朽。”曹植有此贡献，当然应永垂诗史。罗宗强先生曾说“建安文学决定了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方向”[16]这话很有见地。

[参考文献]

[1]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A].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

[2] [3]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A].鲁迅全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4.

[4] 葛晓音.汉唐文学之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 [12] 李泽厚.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6] [11] [15] 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14,108,114.

[7] [10] 郑振铎.播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8] [9]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3] [14] 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A].清诗话续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6]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