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坤 [商丘师范学院 商丘 476000]

峨眉山佛教源流考

□韩 坤 [商丘师范学院 商丘 476000]

早期的峨眉山是作为道教名山而存在的，被称为道教第七洞天。东汉蒲公故事系宋人伪造，峨眉山佛教滥觞于东晋时期高僧慧持入山建普贤寺。峨眉山曾长期处于佛道并存格局，明清以降，才演变成为佛教名山。

峨眉山道教; 峨眉山佛教; 蒲公; 慧持

峨眉山文化，源远流长、内涵深蕴，由道教、佛教等多种文化传统融合而成。早期的峨眉山是作为道教名山而存在的。明清以降，峨眉山佛教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峨眉山文化的主流，峨眉山也逐渐演变成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以普贤菩萨道场名世。

但是，峨眉山佛教究竟肇始于何代，其早期佛教的发展状况如何，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对峨眉山佛教的源流进行探讨，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峨眉山作为道教仙山的早期历史

峨眉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在成都平原西部拔地而起，直冲云霄，气势雄伟，其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比五岳中最高的西岳华山（海拔2200米）还要高出近1000米。对于“峨眉”这一颇具特色的山名来历，据明陆深《蜀都杂抄》云：“峨眉山，本以两山相对如蛾眉故名，字当从虫，不当从山。”[1]337可见，峨眉山的确切称呼应为“蛾眉”，而不是“峨眉”，取其山轮廓修长，柔美若黛意。因峨眉山独具雄伟奇特的自然地理气质，早期的峨眉山是以道教仙山角色名世的。

（一）道教创始于峨眉山地区

东汉末道教初创时，主要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大教派，峨眉山既是黄帝得道之地，也是道教早期教派五斗米道的发源地。

1．峨眉山是道教思想的发源地

西南巴蜀一带高山岳峙、地势险峻，特殊的地理环境极易使先民产生仙道崇拜心理，所以，古来认为巴人重巫、蜀人好仙，蜀中历来仙风极盛，被认为是神仙的故乡。在古代典籍中，蜀中峨眉山很早就被塑造成为像昆仑山一样盛产“不死之药”的仙山，有很深的仙道思想渊源。东汉时期著名的神仙家书《孔子地图》中就有关于峨眉山仙药的记载，据说汉武帝都未能如愿以偿得到这种仙药。《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云：“南有峨眉山……〈孔子地图〉言有仙药,汉武帝遣使者祭之,欲致其药,不能得。”[2]281-282汉代的刘向和晋代的葛洪都称峨眉山为仙山，并称有道人在此修炼成仙。

峨眉山甚至还是华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修炼得道之地，宋张君房在论述道教起源时认为，道教重要经典《灵宝经》，就是天真皇人授轩辕黄帝于峨眉山的。《云笈七籖》卷三道教所起云：“今传灵宝经者，则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于轩辕黄帝。”[3]32《灵宝经》是道藏根本三洞之一，居《正统道藏》全藏之首卷，被道教奉为万法之宗、群经之首，其重要地位可见一斑。显然，产生《灵宝经》的峨眉山被张君房视为道教发源地，是当之无愧的。

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道轩辕黄帝之事，还见于其他典籍。如道书《抱朴子》内篇卷十八云：“黄帝……到峨眉山见天真皇人于玉堂，请问真一之道。”[4]297另有《魏书•释老志》载：“道家之源，出于老子。……授轩辕于峨眉，教帝喾于牧德”。[5]3048正史《魏书》中竟也认同黄帝于峨眉山得道之说，可证峨眉山确为道教之源无疑。

综上可知，早在一千多年前，峨眉山就就已成为天真皇人论道之地，轩辕黄帝得道之所，承担起了早期道法起源的重任，并被纳入了正史。

2．峨眉山是道教教派的诞生地

据道藏记载，道教祖师张陵由洛阳客蜀学道，创立五斗米道于峨眉山地区（一说为鹤鸣山）。那么，张陵为何从洛阳到峨眉山地区来创教，为何四川会成为五斗米道的发源地呢？这是由蜀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所决定的。如著名道教学者卿希泰先生就认为，张陵创教于蜀地，与“当时西南少数民族的巫术、方术盛行有关”。[6]148据唐玄嶷所著《甄正论》载：“后汉末蜀人张道陵自云，于峨嵋山修道证果，老子从紫微宫下降，授道陵天师之任，及符禁章醮役召鬼神之术。”[7]446《甄正论》是僧人玄嶷所做的道教批判书，对道教的教义、传承做了多方考述，由此也可知峨眉山仍被唐代僧界视为道教、道派的发源地。另据道藏记载，张陵在峨眉山学道期间，曾著有《峨眉山灵异记》三卷，惜今已佚。

（二）峨眉山成为道教第七洞天

东汉末年，经过“天师”张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祖孙三代的努力，五斗米道发展成为庞大的教团势力，并且建立了政教合一割据政权。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伐汉中，张鲁率众降曹，五斗米道遂北传，教团重心也由蜀地转移到中原地区。五斗米道逐渐与北方道派融合，教义体系也逐步完善，宗教学意义上的道教正式形成。

道教为了显示其教理之雄赫与博大，将天下名山封为不同的“洞天福地”，峨眉山仅次于五岳之后，为第七小洞天。《云笈七籖》卷二十七洞天福地云：“第七峨眉山洞，周回三百里，名曰虚陵洞天，在嘉州峨嵋县，真人唐览治之。”[3]209《云笈七籖》是《大宋天宫宝藏》的辑要，在道教经籍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自此，峨眉山被正统道教确定为第七洞天，其道教仙山的地位也牢牢地确立起来了。

二、峨眉山佛教的滥觞

峨眉山佛教究竟始于何代，如何由道教仙山演变成为佛教名山，昧于资料的匮乏，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而言，目前学界对峨眉山佛教起源主要有东汉说、东晋说两种观点。笔者通过考证，认为“东晋说”较为可信，兹详述于下。

（一）论蒲公故事之伪

“东汉说”的主要根据是所谓蒲公故事，史书中对于蒲公故事有多处记载。

如《佛祖统纪》卷四十三云：“昔有蒲翁，因采药入山，望峯顶五色云放白光，忽一鹿前导至岩上，见普贤大士真相。自兹显迹。”[8]720此处只是简单地说蒲翁入山采药，见普贤菩萨显像。明胡世安所著《译峨籁》卷六有蒲公故事的首次系统表述：

“周威烈王时，有宝掌和尚名千岁，始生时，手掌有印文，来礼普贤，设像供养。尝叹此山曰：‘高出五岳，秀甲九州。’汉永平中，癸亥六月一日，有蒲公采药于云窝，见一鹿，异之，追至绝顶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气腾涌，联络交辉成光明网，骇然叹曰：‘此瑞希有，非天上耶？’径投西来千岁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贤祥瑞，于末法中守护如来，相教相现于此，化利一切众生，汝可诣腾法二师究之。’甲子奔洛阳，参谒二师，具告所见，师曰：‘善哉希有，汝等得见普贤，真善知识’。”[9]12-13此外，清蒋超所撰《峨眉山志》一书在胡世安《译峨籁》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峨眉山志，其卷二“诸经发明”一章中对《译峨籁》中的蒲公故事又有所发明，于故事末尾加上“蒲归乃建普光殿，安愿王像”，又在“寺观”一章中说“光相寺在大峨顶峰，相传汉明帝时建，名普光殿”，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蒲公故事说，此后各家相互援引，渐成定论。

综合而言，蒲公故事有三个主要论点。

其一，周威烈王（公元前425年～前402年）时，即有千岁宝掌和尚来峨眉山专礼普贤，且直到汉永平（公元58年～75年）时期好像一直都在峨眉山。言外之意，至晚在永平年间佛教已传入中国，且说明峨眉山已经成为中外僧人所向往的普贤境界。

其二，汉永平中，峨眉山药农蒲公上山采药时追鹿而见“光明网”，被宝掌释为普贤祥瑞后，他还专程到洛阳咨询了在汉地佛教史上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摄摩腾、竺法兰二僧。

其三，峨眉山第一座寺庙是汉明帝时代蒲公所建的普光殿，历史相当久远。

对中国佛教史稍加研究，即可看出这则故事显系伪造，漏洞百出。

首先，所谓千岁宝掌和尚，其事迹几近乎神，把如此类似于神话传说的东西用来作为峨眉山佛教起源的根据，本身就很不严谨，自然不可采信。另外，即使千岁宝掌和尚实有其人，生于周威烈王时，也是魏晋间才来中国的。据佛教要籍《五灯会元》卷二载：“千岁宝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质，左手握拳。七岁祝发乃展，因名宝掌。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10]124

其次，学术界早就考定汉明帝时摄摩腾来华的说法不足信，而竺法兰则更为晚出。如汤用彤先生就认为，“摩腾故事，更显为晚出之事实。刘宋以前既不见于正史，又为佛家所未称述，则其说之不可信，盖可知矣。”[11]20所以，明末的《译峨籁》臆想式的去追述东汉的事情，并且把蒲公故事编造得情节完整、逻辑分明、内容翔实，显系伪造，并不是基于历史事实的。

再次，且不论汉明帝时摄、竺二人来华之真伪，此蒲公故事为何恰好发生在汉永平中，还把此二人牵扯进来呢？这是因为“永平”这一年号与摄、竺二人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有着特殊象征的意义。据《魏书•释老志》载，汉明帝夜梦金人，遂遣使往西域求法，后西域沙门摄摩腾、竺法兰白马驮经来洛阳，并在敕建的白马寺中译出首部佛经《四十二章经》，所以后世把“永平求法”视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件盛事，是有记载的中国佛教之始。蒲公故事生硬的与“永平求法”相结合，显然是为了证明峨眉山佛教起源甚早，几乎与“永平求法”同时发生。

近代以来，不但在学界，佛教界内部也视蒲公故事为虚构，与史实多有不符。民国高僧印光大师在其《重修峨嵋眉山志流通序》一文中明确指出，“旧志所载，殊多讹谬。如千岁宝掌，于卷二诸经发明云，汉永平癸亥之前，已住此山，蒲公见鹿迹如莲华，径投宝掌问之，掌令往洛阳问摩腾法兰二师。蒲公于甲子往洛阳，谒二师。不知甲子即明帝七年，始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往西域寻佛法。至十年丁卯，二师随诸人始来洛阳。按传镜录宝掌传，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来中国，魏晋间入蜀礼普贤，留大慈。”[12]3

统言之，蒲公故事旨在把洛阳白马寺的故事四川化、峨眉山化，以拔高峨眉山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并无史实根据。至于蒲公故事的产生时代，周叔迦先生认为是在宋代，他在《法苑谈丛》中指出：“相传古时有蒲翁入山采药，得见普贤菩萨瑞相，其实是宋人的附会。”[13]643

但是，由于蒲公故事流传之广、影响之巨，以至于1996年峨眉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中仍然写道：公元一世纪，在四川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峨眉山）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其主要根据就在于以讹传讹的蒲公故事。

（二）峨眉山佛教始于东晋高僧慧持上山

峨眉山佛教源远流长，因现有资料匮乏，其初传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我们只能根据与峨眉山相关的标志性的佛教人物或事件为线索加以推定。笔者认为，东晋隆安（公元397年～401年）年间，高僧慧持（公元337年～412年）上峨眉山标志着有史可稽的峨眉山佛教之始。

其一，圣积铜钟（现存报国寺，1986年批准为为乐山市文物保护单位）系明代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峨眉山慧宗别传禅师募资铸造，表里刻有《阿含经》和《洪钟铭》，还刻有自晋太康二年辛丑（公元281年）至当年的一些帝王、官员及高僧的名讳，共有六万多字，目的是为了记载寺史并颂扬于寺有功德之人。其中，在“皇图”栏中，叙述峨眉山佛教源流的第一行字是“晋祖武帝、司空净禅师”。太康是晋武帝（公元265年～290年在位）的一个年号，晋武帝在佛教史上以“大弘佛事，广树伽蓝”著称，佛教也是从其时开始不再局限于上层社会，开始向民间流传、普及的。所以，我们并不能排除晋武帝时期，僧人从洛阳进入四川再上峨眉山的可能，不然慧宗别传禅师何以在“皇图”栏中把最早的年代写成晋武帝，而不像蒲公故事那样“追溯”至永平年间的汉明帝呢。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晋武帝时期，峨眉山佛教就已经开始流布，只是没有确切的史实加以界定。

其二，据《梁高僧传》卷六释慧持传载：“（慧）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行达荆州，刺史殷仲堪礼遇欣重。时桓玄亦在彼……大欲结欢。……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无停意。临去与玄书曰：“本欲栖病峨嵋之岫，观化流沙之表，不能负其发足之怀。”便束装首路。……遂乃到蜀，止龙渊精舍，大弘佛法，井络四方，慕德成侣，刺史毛璩雅相崇挹。”[14]230-231慧持是东晋高僧慧远（公元334年～416年）的弟弟。他于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辞别兄长慧远，离开庐山，入蜀传教。据上文可知，慧持四川之行的目的就是“观瞩峨嵋，振锡岷岫”，荆州受阻后仍不渝初衷，对桓玄说“本欲栖病峨嵋之岫，观化流沙之表，不能负其发足之怀”，明确表达出了誓往峨眉山的志向。所以，后来慧持入蜀之后，前往峨眉山是情理中事，乃其多年夙愿，并且见到峨眉山上没有正规寺庙，决定集资建造寺庙也是很自然的，下文将详述之。

其三，据《五灯会元》卷六载：“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树，因风摧折，中有一僧禅定，须发被体，指爪绕身。帝降旨，令肩舆入京，命西天总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问：‘何代僧？’曰：‘我乃东林远法师之弟，名慧持，因游峨嵋，入定于树。远法师无恙否？’藏曰：‘远法师晋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复语。”[15]353-354这是最早的“木中定僧”的传说，后世有很多改造版本，诸如峨眉山“老僧树”等。此材料中明确提及慧持“因游峨嵋，入定于树”，这是慧持上峨眉山的最确切史料证据，这也说明直至南宋时代，僧界仍把慧持与峨眉山紧密相连，把它视为峨眉山佛教的标杆式人物。

第四，峨眉山第一座寺庙普贤寺为慧持所建。由上文慧持传可知，慧持入蜀后，“止龙渊精舍，大弘佛法”，益州刺史毛璩好佛，对慧持“雅相崇挹”。所以，慧持建寺在筹集资财、组织人力和调集物料方面必然可以得到地方官民的大力支持，这是慧持建寺弘法的前提条件。所以今版《峨眉县志》就认为，慧持入蜀次年即登峨眉山建寺，上山后见半山上只有几处卑矮茅棚，随同山僧一起，择地建庵（址在今万年寺），供菩萨之像，取名普贤寺，是为山上第一座比较正规的寺庙。因为第一尊神像是普贤，峨眉山为普贤道场之说，即由此而生[16]616。今版《峨眉山佛教志》中也有类似表述，“师（慧持）为酬宿愿，不久上峨眉山创建普贤寺（今万年寺）。”[17]203《四川佛教文化》一书的作者也认为，“有史可稽的峨眉山佛教始于东晋隆安年间，净土宗创始人之一慧持大师前来传播。慧持创建了全山第一座寺庙普贤寺（今万年寺）。”[18]10骆坤琪先生在《普贤道场峨眉山》一文中也明确提出，“史载，慧持和尚于隆安三年入蜀，为遂其‘观瞻峨眉，振锡岷岫’之愿，只身登上峨眉山，修建普贤寺，供普贤瑞像，招收门人。至此，峨眉山上方有正规的寺庙和正住僧人。”[19]

三、峨眉山佛道势力消长

东晋时期，佛教正式传入峨眉山后，并未立即获得开拓性的发展。峨眉山长期处于佛道并存格局，直至北宋初年，峨眉山佛教才取得绝对优势，并确立了普贤菩萨道场的角色，明清以后进一步升格成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一）峨眉山长期佛道并存格局

北宋以前，峨眉山长期处于佛道并存的格局，二者既有融合又有斗争，互有消长，但是峨眉山道教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如脍炙人口的李白《登峨眉山》诗开篇就说，“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显然，在大诗人李白眼中，峨眉山无疑是一座虚无缥缈的仙山。另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支诺皋中载：“倭国僧金刚三昧，蜀僧广升，与邑人约游峨眉，同雇一夫，负笈荷糗药。山南顶径狭，俄转而待，负笈忽入石罅，僧广升先览，即牵之，力不胜，视石罅甚细，若随笈而开也。众因组衣断蔓，厉其腰肋出之。笈才出，罅亦随合。众诘之，曰：‘我常薪于此，有道士住此隙内，每假我春药。适亦招我，我不觉入。’时元和十三年。”[20213

这里谈到日僧金刚三昧与蜀僧广升等人游峨眉山（是游峨眉，不是朝峨眉），并没有记述峨眉山寺庙的相关情形，却详论了所谓“隙内道士”之事。这充分说明，直至唐代后期，峨眉山仍有深深的道教烙印，人们对峨眉山也总是抱着某种挥之不去的神秘的仙道情怀，视峨眉山为道士隐逸修炼的仙山。

另据释印光《峨嵋山志》卷六载，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唐僖宗避乱入蜀，敕建峨眉山黑水寺，并赐“永明华藏寺”匾额，这是峨眉山第一次帝王敕赐建寺的相关记录，说明唐末丧乱之际，大批中原人士入蜀避难，峨眉山佛教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受到官方重视，并获得了皇家认同。从此以降，作为第七洞天的峨眉山道教开始衰落。

（二）峨眉山成为佛教名山

北宋初年，因失去北方佛教重镇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被辽国占据），宋太宗出于政治意图，大力扶持峨眉山佛教，以填补民间佛教朝拜中心的缺失，峨眉山逐渐演变成为天下共瞩的普贤菩萨道场，并被附会为《华严经》里的大光明山。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宋太宗敕建重达62吨的万年寺普贤骑象铜像，这是峨眉山正式成为普贤道场的标志。万年寺普贤铜像不仅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铜佛像，也是现存最大的古代金属铸件，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堪称佛教艺术中的精品，被视为峨眉山镇山之宝。

明清时期，帝王敕赐日益增多，尤以明太祖、明神宗、清康熙帝三朝为甚，赏赐经藏、法器无数，并屡次扩建峨眉山寺庙。据今版《峨眉山佛教志》载，鼎盛时期，峨眉山有大小寺庙110余座，峨眉山佛教朝着大众化、普世化的方向发展，位列四大佛教名山第二，信众日隆，天下人言峨眉必言佛教、必言普贤，峨眉山道教则日渐式微直至绝迹。

峨眉山佛教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千百年来，历久弥新，承载着普贤大士应化万民的大悲情怀，是一种非常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对其丰富内涵进行进一步的传承和开掘。

[1] 陆深.蜀都杂抄（巴蜀丛书第一辑）[M].成都：巴蜀书社,1980.

[2]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蜀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4]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魏收.魏书·释老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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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世安.译峨籁[M].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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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峨眉县志编委会.峨眉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17] 峨眉山佛教志编纂委员会.峨眉山佛教志[M]乐山：乐山市新闻出版局,2003.

[18] 赵立明,萧明.四川佛教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9] 骆坤骐.普贤道场峨眉山[J].中国宗教,1995,(01):36-37.

[20] 段成式.酉阳杂组[M].北京：中华书局,1981.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unt E-mei Buddhism

HAN Kun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China)

Mt. E-mei is a famous Taoist mountain in the early years, and known as the seventh cave paradise.The story of Pu Gong was fabricated in Song Dynasty. E-mei Buddhism was originated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The Senior Monk Hui Chi constructed the first temple of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Buddhism and Taoism coexist in Mt. E-mei for a long period. Mt. E-mei evolved into a famous Buddhist mountain aft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E-mei Taoism; E-mei Buddhism; Pu Gong; Hui Chi

B94

A

1008-8105(2010)04-0035-05

编辑 刘波

2010 −04 − 02

商丘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峨眉山佛教史研究”（编号2009QN04）

韩 坤（1980 −）男，硕士，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