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玲

(大连海事大学 交通运输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中美之间发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冯晓玲

(大连海事大学 交通运输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长期以来对于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货物贸易失衡进行，而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已经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平衡的重要因素，不合理的对美贸易结构会影响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就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之间开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指出两国的产业分工格局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为双边开展服务贸易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服务贸易必将成为未来中美贸易新的增长点。

中美；服务贸易；可行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且越来越受到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广泛重视。对于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中美贸易失衡，特别是货物贸易失衡的问题，而作为两国贸易领域的另一个主要方面——中美服务贸易则往往被人们忽略。事实上与1994年以来货物贸易连续12年的顺差情况相反，中国的服务贸易收支从1995年以来就连年逆差，到2006年达88.34亿美元，2008年的服务贸易逆差为11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1.9%，是自1997年以来逆差最大的一年。*本文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http://www.unctad.org计算整理而成。美国则刚好相反，美国的货物贸易自1976年迄今一直持续逆差，但是服务贸易自1971年以来却保持了37年的顺差状态，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1150.43亿美元，对弥补货物贸易的巨额逆差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加入WTO后服务业开放“保护性安排”的逐渐结束，中国的服务业对内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的新特点，对外则面临着国外服务提供者尤其是美国的竞争和挑战。不合理的对美贸易结构会影响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本文就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之间开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论证，以期为利用金融危机这一机遇发展中国的服务经济、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中美之间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出口国，其服务贸易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额仍然很小，但持续保持盈余，可以说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影响两国贸易平衡的重要因素。

1.中美之间发展服务贸易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然要求

中美两国在服务业之间以及服务贸易领域内部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从总量上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服务贸易总额从1990年的102.07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523.1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7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服务贸易8.70%的平均增长速度。其中，服务出口由58.55亿美元增加到1222.0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9.57%；服务进口由43.52亿美元增加到1301.1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22.12%。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由1990年的0.60%上升到2007年的3.81%，服务出口比重由0.71%上升到3.58%，服务进口比重由0.50%上升到4.06%。但是与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方面，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为11.61%，远低于全球23.49%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美国27.40%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远低于货物贸易，200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占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比重分别为6.72%和8.73%，均高于其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39 569.34亿美元，服务出口额为34 161.93亿美元，二者的比例为4.09∶1，这与1990年的4.19∶1的比例相差不大，而中国对应的出口额为12 180亿美元和1222.06亿美元，二者的比例为9.97∶1，与1990年的10.60∶1相比有所下降。与此对比，2007年美国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分别为11 630亿美元和4931.57亿美元，二者的比例为2.36∶1，和1990年的2.69∶1相比，服务贸易比例略有上升。可见从总量上看，中国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国则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具备同美国发展服务贸易的潜力和空间，而美国则具备和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现实竞争力。

从结构上看，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和国际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发展趋势不一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出口中的传统运输类服务比重明显下降，而旅游业的比重保持稳定，其他商业类服务的比重持续上升。与全球服务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相反，中国的服务出口以传统的服务为主，知识与人力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服务产品所占比例较低。2007年中国的旅游、运输等传统部门出口占据主导地位，份额高达56.10%，高于全球46.95%的平均水平，美国的旅游和运输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的39.82%，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中国新兴服务部门占整体出口的比重为5.31%，远低于23.02%的全球水平，而美国这一比重则高达34.52%，其中中国的专利和特许经营出口占比要低于全球5.17个百分点，美国则高于全球11.26个百分点；中国金融服务出口占比低于全球4.15个百分点，而美国则高于全球6.02个百分点。综合比较之下，中国服务贸易各部门的竞争力和美国相比，几乎都不占优势，但是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的原则，中国在建筑、旅游和其他商业性服务领域有较强的竞争力，运输服务有一般的竞争力，其余部门竞争力较差，美国则在旅游、金融、各项专业服务等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领域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中美在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上的梯度差异，奠定了两国开展服务贸易的基础，决定了两国贸易分工的模式。

中国服务贸易总量增长和出口结构失衡的“短腿”现象，首先说明中国在长期的外贸发展中过度宣传货物贸易的成就，片面强化其发展的“刚性”，不仅掩盖了中国服务贸易起步晚、规模小、长期逆差的客观现实，而且掩盖了服务贸易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失衡，反映了中国贸易促进制度的缺陷和失误。其次反映了中国货物贸易的发展对相关服务贸易发展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这种较低的服务出口和货物出口的联动性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货物贸易部门和服务贸易部门的发展程度很不均衡；二是出口货物总的技术含量较低，所需要的配套服务较少。美国的新兴服务业是构成其国际市场竞争中产品差异和决定产品增值的关键，它代表了美国服务业竞争力的真实水平，具有传统制造业无法比拟的特殊功能和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优化和升级，而且有利于美国更充分地发挥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优势。中美两国通过不同的服务产品交换，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双赢，对改善两国的贸易平衡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2.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弥补两国贸易失衡的重要因素

有关服务贸易对中美贸易平衡影响的研究一般从两个层面进行：首先在服务贸易对美国自身贸易平衡的影响方面，伍戈[1]应用豪斯克-麦奇收入不对称效应的模型，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大力构建其在“新经济”服务业领域的比较优势，扩大服务业的出口量，因为服务业的进出口弹性有利于美国贸易；严志辉[2]应用该模型分析了服务贸易对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变化的影响机制，发现随着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服务贸易占贸易总体比重的增加，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将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其次是进一步将服务贸易拓展到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Fung 和Lau[3-4]的研究成果，强调中美进出口贸易需要考虑服务贸易来进行调整；另外，沈国兵[5]也将中美服务贸易增加到货物贸易中，得出美国对华货物与服务贸易的综合估计值，根据这一新的估计值，中美贸易失衡的价值量得到一定程度的缩小，而且这一结果也得到IMF的实证支持。

中国服务贸易从1995年以来逆差额逐年递增，就中美服务贸易而言，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在跨境贸易部分，自2000年以来顺差一直在20亿美元左右；2008年美国对中国出口服务160.9亿美元，进口99.2亿美元，顺差扩大到61.7亿美元*资料来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http://www.ustr.gov)。。可见，目前美国在与中国存在货物贸易逆差的同时，也从对华服务贸易中获取了巨额顺差和利润，而且这种顺差额还呈强劲扩大之势。尽管服务贸易顺差在中美贸易整体失衡中的比重还不高，但是不能否认中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分析两国贸易平衡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国有潜力巨大的服务市场，扩大对华的服务出口理应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重心。在美对华服务贸易问题上，美中企业家理事会主席弗里斯比和“牛津经济”主任埃里克·布里顿都表示，“美国在服务贸易上的顺差对中美贸易平衡起到了积极作用”。[6]美国顾问基金会发表的哈佛大学学者克雷格·范格拉斯特克的报告《美中服务业贸易往来的收益》指出，美国从对华服务贸易中获取了巨额顺差和利润，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兴的中国中产阶层已成为美国服务业最重要的潜在客户，中国正成为美国服务贸易增长的支点。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将占到美国GDP的1.5%～3.5%，其中美国的顺差部分将占GDP的1%，到2010年每个美国家庭将从对华服务出口中获得500美元的收益，而到2015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将达670亿美元，对华贸易将给美国服务业新增24万个高薪岗位。[7]这样，服务贸易已成为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华服务贸易的巨额顺差为美国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和利润，并为美国出口的增长提供了“最广阔的前景”。服务贸易在让美国大受裨益的同时，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也需借鉴美国在金融、交通、教育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按照“牛津经济”的报告，到2015年，同美国开展服务贸易将为中国提供700万个“高薪、高生产率”的岗位。面对美国服务性企业不断扩展中国市场，中国也需要打造出有实力的金融、教育、IT等产业，才能在整个国际竞争中不受制于人。

总之，中美在货物贸易领域存在顺差、在服务贸易领域存在逆差的实质是美国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和信息化，产业结构不断向着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型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和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结构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这种体现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特征的贸易不平衡并不损害中美双方长期的国家利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美国现有贸易结构的调整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服务企业在开放市场进程中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美服务贸易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必将得到更大的拓展。

二、中美之间发展服务贸易的可能性

1.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是大势所趋

世界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其自由化趋势，是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引起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所谓服务贸易自由化就是要使各国取消限制服务贸易的壁垒，最大限度地实现服务的自由交换。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竞争性服务行业，美国相关政策的重心更是趋于放松管制，主要是消除进入壁垒和放松运营管制两方面的措施，使市场机制在竞争性服务业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在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美国通过多边贸易谈判的形式在WTO框架下签订了多个贸易协定，以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此外，美国还积极倡导建立区域化组织，开放包括服务在内的本地区贸易市场。如1994年签订的NAFTA和1994年通过的《茂物宣言》，就分别勾画了北美和亚太地区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长远蓝图。反观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中国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服务贸易的数量上尚处于劣势且有很大逆差，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使服务业与物质生产在先进科技的基础上结合得更加紧密，生产者服务，特别是信息服务在国际服务贸易中越来越占据核心地位，而中国难以跟上这种发展趋势。中国服务业作为发展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其落后的状况必将导致中国服务贸易的弱势竞争力，因此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资金和竞争机制，并通过开放来提高服务业总体水平已经成为中国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仍有不少制约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因素，这也决定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中国巨大需求潜力有利于扩大美国服务出口

由于中美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差异，两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就服务经济的发展水平而言，美国服务业占GDP和就业人口的比例已经高达75%以上，美国服务贸易每年都有较大的顺差，这部分地弥补了货物贸易逆差。相比之下近几年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3%左右徘徊，2007年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32.4%，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2.9%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52.1%的平均水平。美国在服务贸易的诸多领域，如金融、保险、数据处理、专业服务、电信、广告、影视娱乐等行业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目前中美两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悬殊差距和中国国内对服务需求的偏离，导致美国在金融、电信、网络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市场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未来几年内，中国服务业面临快速发展的机遇，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必然释放出大量的服务需求，这为美国出口服务创造了条件。

首先，中国制造业结构的升级将成为扩大服务进口的重要支撑。服务贸易的发展与货物贸易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某些服务贸易则是货物贸易的附属品，诸如运输、金融保险、电信、计算机和信息咨询等。它们大部分是伴随着货物贸易的产生而产生的。发达的货物贸易需要更为完善和系统的服务软环境加以支持，包括生产环节的服务、流通环节的服务以及售后服务等。因此，可以说货物贸易的发展状况会影响到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往中国“两头在外”、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的特点，决定了其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相对较低，对服务业的需求也相对较少。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时期，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将成为这一轮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主要带动力量。[8]而这些产业属于高加工度和技术集约化特征较明显的行业，产业链条较长，其中许多生产链条的细分部分又直接与居民生活紧密相连。生产专业化的分工和产业链条的拉长需要大量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信息服务以及融资、中介等服务为其提供支持，这必然导致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过程中服务投入的大量增加。由于现阶段中国服务业不发达，导致很多高质量的服务供给尚不能满足需求，这无疑为美国向中国出口高质量和信誉好的服务产品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其次，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有利于美国扩大对中国的服务出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调整经济结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长久之策和立足之本。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坚持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方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内需的增加必然推动各类消费性服务如分销、售后服务、教育、居住、通信、文化、卫生保健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近几年随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除了对实物性消费的支出快速增长外，消费结构也开始从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向重视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向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性消费转变。人们在对各种高档消费品如住房、汽车等需求增长的同时，也随之提高了对服务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居民讲求生活质量和精神品位，愿意把收入投入到医疗保健和文化娱乐消费中，消费热点集中在教育、信息、旅游、医疗保健、文化等发展和享受方面。据测算，2002—2007年中国年均增加服务性消费约210亿元，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因此内需的扩大会导致服务性消费比重的迅速提高，进而进一步拓展消费的需求空间。这对于美国加大对中国服务业市场的开发力度、扩大对中国的服务供给无疑大有裨益。

最后，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中国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一直忽视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是跳不出“重化工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必然是高投入、高能耗和低附加值、低效率。在服务业内部，诸如银行、保险、证券、电信、铁路运输、贸易以及某些专业服务业仍然被国有企业垄断或控制，服务价格高、质量差等问题普遍存在。在转轨的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还受到条块分割体制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服务产品的供给能力与质量同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目前服务领域存在比较大的供求缺口的是高质量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者服务，包括金融、通信和各种专业服务等。这样随着中国逐步消除服务业市场壁垒，中美服务贸易还有很大的空间和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

3.中国服务市场的日益开放为美国提供了机遇

对于美国来说，拓展在华服务贸易最理想的方式就是通过跨境设立商业机构为中国的国内消费者提供服务，并凭借电子化和信息化的技术将业务范围不断延伸。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法律文件，服务业是中国开放度最大的领域。中国自加入WTO以来一直高度重视服务业开放的进度，对服务贸易领域所作出的承诺覆盖了GATS中12个服务大类中的11个，涉及160个小类中的100个，占服务贸易总数的62.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为38%，发达国家则为47%。协议中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覆盖法律、会计、建筑规划、医疗等在内的专业服务，速递、增值电信服务和基础电信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包括银行、保险和证券服务)，旅游及与旅行相关的服务，运输服务等。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服务业市场将更加开放，服务业跨国投资进入壁垒的逐步减少和消除，有利于美国通过以“商业存在”的方式向中国输出服务。

美国已经建立强大的外向型经济体系，健全的服务体系已经成为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跨国经营并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以前由于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较低的制约，美国服务产品的竞争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中国放开服务市场以后，中国的服务进口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且中国已经承诺取消各级政府的许多市场准入限制，大规模地开放服务业，尤其是开放那些对美国有重要影响的行业，比如银行、保险、电信和专业服务业等，为美国在华设立机构创造了条件。可见，中国开放服务业市场为美国对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服务贸易将成为两国贸易新的增长点。原来被忽视的美国国外分公司或子公司以中国为东道国提供的服务作为服务出口的一种形式也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另外，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往往服务于生产过程的上、中、下游阶段，并随着生产国际化的发展，随同其制造业客户走向全球市场，其动机除了把服务业本身当做一种产业进行跨国投资外，客户需求是另一重要原因，因此美国服务企业也将采用追随客户的方式来华投资。在中国的许多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同时投资于贸易、营销和金融领域，这些企业在为国内提供产品的同时，为了获得内部化收益并支持其货物的制造及出口，也在提供大量的服务，例如在中国投资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信贷服务，石油制造企业“康菲”(CP)集团自己投资设立加油站，另外还有IBM和GE等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设置在中国等。尽管目前美国附属机构在中国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在BOP上体现出来，但是这部分交易价值不仅现实存在而且数量可观，这样中美服务贸易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已经不能再被等闲视之了。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在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发展阶段、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性，决定了两国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在服务贸易全球化、自由化的国际大环境下，在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越来越显著的情况下，在农业对增长贡献率相对较低、低端制造业受危机冲击最大的背景下，只有建立起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才能够借助金融危机的机遇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实现产业升级。中国要抓住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向服务经济发展演变和升级的契机，对于竞争力较强的劳动力密集型服务行业，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开放步伐，引入国际竞争；对于缺乏竞争力的幼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服务业，要进行有效的保护，防止国外服务提供者进入太多导致的过度竞争给国内服务业造成巨大冲击。

[1]伍 戈.豪斯克-麦奇不对称效应与经常账户失衡的结构性成因[J].世界经济，2006(1)：23-30.

[2]严志辉.服务贸易对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影响——基于豪斯克-麦奇收入不对称效应的验证[J].国际贸易问题，2008(2)：72-79.

[3]FUNG K C, LAU L J.The China-United State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how big is it really?[J].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998,3(1):33-47.

[4]FUNG K C, LAU L J. Adjusted estimates of United States-China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1995-2002[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3, 14(3):489-496.

[5]沈国兵.贸易统计差异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J].经济研究，2005(6)：82-93.

[6]刘 洪.记者视点：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也在扩大[N].经济参考报，2007-01-30.

[7]刘 洪.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巨大[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10-24.

[8]张燕生.中美贸易顺差结构分析与对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62-164.

AnalysisonfeasibilityofdevelopingservicetradebetweenChinaandU.S.

FENG Xiao-ling

(College of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Dalian Maritime Univ., Dalian 116026, China)

For a long time, the study on Sino-U.S. trade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commodity imbalance. In fact, the surplus in service trade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factor which can affect the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Unreasonable trade structure can influenc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ino-U.S. trade. The paper demonstrat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ervic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U.S.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background,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pattern and the scalar difference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in service industry supplies the necessity and probability of the service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creates the large development space. Service trade must be the new growth source in the Sino-U.S. trade in the future.

Sino-U.S.; service trade; feasibility

1671-7041(2010)04-0006-05

F752

A*

2010-04-06

冯晓玲(1977-)，女，吉林通化人，博士，副教授；E-mailxiaoling.fe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