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延春 林 凤

（1.大连十一中学图书馆，辽宁 大连 116031；2.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辽宁 沈阳 110004）

岳延春 女，1968年生。本科学历，馆员，发表论文数篇。

林 凤 女，1964年生。本科学历，馆员，发表论文多篇。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古籍出版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古籍整理出版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二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不断完善；三是古籍资源梳理编目工作取得重要的进展；四是大型出版工程系列化，重要古籍整理成果相继问世；五是各类大型出土文献和海外汉籍出版已成规模；六是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不断壮大；七是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时值盛世，当前我国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历史性抉择和艰巨的任务。就我国历史上几次重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的由来与价值进行梳理，便于我们以史为镜，鉴往昭来。

1 汉代的古籍整理

早在两汉时期，由朝廷组织人力在全国搜集图书，建立了宫廷藏书阁，并委派专人对所藏古籍进行校勘、整理、保管、编纂书目等工作，这是我国文献发展史上最早的具有全国规模的重要事件。

1.1 第一次下令征集全国图书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文字的统一，为学术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好景不长，朝廷便颁布挟书令，禁止私人藏书，古代典籍和百家之书被聚而焚之。公元前207年项羽入秦都咸阳，焚烧宫室，秦所藏图书荡然无存。

汉王朝建立后，对文化事业高度关注，相国萧何在主持修建未央宫时，于殿北修了石渠、天禄、麒麟三座皇家藏书阁。“石渠”、“天禄”后来成为皇家藏书的别称。惠帝四年（前119年）“除挟书之律”，废止了秦朝私人不得藏书的禁令，使私人密藏图书陆续出现。文景时期“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武帝在位时，于元朔五年（前124年）“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这是历史上首次下令征集全国图书。于是藏书剧增，藏书处所除原石渠等三阁，“外则有太常、太史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除使御史中丞兼图书管理之职外，又设太史令掌天下之书。汉成帝时，鉴于图书又有散亡，于河平三年（前26年）派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一时“书积如丘山”，整理工作势在必行。

1.2 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校书

汉成帝三年，“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并以刘向为领校。上列各负责人都有若干学者为助手。如刘向的助手除少子刘歆，还有杜参、王龚等。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体校书工作在长安天禄阁展开，史称河平校书。这项校书工程直至汉末才告完成。校书程序及方法大致为备众本，别异同，辨真伪，订脱误，去重复，增佚文，条篇目，定书名。每书校毕，抄成定本，并编写叙录一篇，介绍作者生平行事、作品旨意、学术价值与源流、校雠经过，附于本书奏上。后来刘向将叙录别抄成书，名曰《别录》。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详细的书目及提要，反映了刘向领导校书的成果。

1.3 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刘歆继承父业，继续主持校书，并以《别录》为基础将3万多卷皇家藏书进行分类，编成中国历史上最早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首篇《辑略》是全书总论，扼要叙述了先秦到西汉的学术源流、发展演变，具有学术简史性质。其下设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是图书分类，依据书的内容和学术性质划分，又于略下设种；全书将古籍划分为六略38种。同类书按时代先后编排，书少不能成类的，附入性质相近的类中，如史部书附于《六艺略·春秋家》之后。全书著录古籍总数为603家，13269卷。《别录》、《七略》唐代以后已经亡佚，现在只能见到清代不完整的辑本。但《汉书·艺文志》是《七略》的删省与改编，基本保留了《七略》概貌。

1.4 汉代古籍整理的发展

公元23年王莽覆灭，西汉皇家藏书多半毁于战火。东汉王朝自光武帝以下几代皇帝都注重经术，崇儒尚文，不断征集天下图书，藏于石室、兰台、东观、仁寿阁等处，书籍总数超过西汉。承袭西汉图籍管理办法，又设兰台令史、校书郎等职参与管理。桓帝时特设秘书监为艺文图籍的专门负责人，并不断组织文献集聚与整理工作。明帝时由贾逵、班固主持东汉第一次大规模校书。校理之后，班固依《七略》的图书分类体系，编成《汉书·艺文志》。但把《辑略》拆散，写于每类绪论中，不另成一略，又删除每书的题解，使《艺文志》成为只录书名的新体例。《七略》亡佚后，《汉书·艺文志》成为最早最详备的古籍目录，清代学者有“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之说。班固开创了在正史中依官修书目编艺文志的先例。贾逵亦仿刘向于校书过程中编写一部图书提要《别录》上奏皇帝。东汉学者除贾、班之外，傅毅、马融、刘珍、许慎、蔡邕都曾任校书郎，先后在东观校典秘书。

1.5 汉代古籍整理对后世的贡献

两汉的古籍整理工作不仅保存了古代文献，产生了校勘、目录以及图书管理之学，而且全面推动了当时学术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西汉组织学者分工合作，集体校书，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开创意义的一件大事，这种做法为后来历代王朝所仿效，形成一项文化制度。两汉时期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诸方面著作如林、学者辈出的盛况，无不与古籍整理工作密切相关。这项工作的开创与沿袭，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明代的古籍整理

2.1 招募名儒学者，征集古今图书，成就《永乐大典》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锐意文治，以笼络文人，巩固政权，遂于永乐元年（1403年）7月，谕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1369～1435年）等：“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又说：“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对编纂宗旨、方法、内容及书的规模都作了明确指示。授解缙为总裁官，负责监修。以解氏为首的147名编纂人员，用一年时间完成第一稿。奏进后朱棣定名《文献大成》，但嫌其过简，不符原意，敕命重修。加派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与解缙共同监修。招募朝臣、名儒、学者、专家凡2169人，调集数百万册古今图书，在南京文渊阁开馆编纂。四年后书成，于永乐六年（1408年）进献。朱棣审查后仍觉欠圆满，再命修改。此时主编解缙因议立太子事受汉王诬告贬往交趾，乃由姚广孝等主持加工修订。又历4年，告成。朱棣为书撰写序文，并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书成后，珍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本书也移贮北京。

由于这部书卷帙浩繁，当时未能刊刻。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朱厚熜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主持重抄一部副本；约集百余名学者，5年告成。从此《永乐大典》有正副本两部。永乐正本藏北京文渊阁，嘉靖副本藏皇史宬。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副本于清雍正年间移藏翰林院，之后时有零星散佚；咸丰和光绪年间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浩劫后，大部分被毁，一部分流散国外。新中国成立后，经多方努力，至1959年搜集到原书副本215册，复制本730卷。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改装成202册，仅占原书的3%，但其中仍保存不少珍贵资料。

2.2 《永乐大典》的内容与编排体例

《永乐大典》是由朝廷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另有目录、凡例60卷，合共2293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收入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明代以前古籍7000多种。

《永乐大典》有编纂凡例21条，对材料的分类、取舍、编次及修撰法则均有明确规定，使编纂工作有章可循，繁而不乱。其编纂体例是按韵目列事。依照《洪武正韵》韵目的顺序，分列单字，在单字下辑入有关著作，即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如“先”韵中列有“天”字，在“天”字之下收录有关“天”字的百科知识与文学作品。其编辑原则是：所辑入各书内容，不得删节涂改，必须一字不差地依原样分类抄录，或整部，或整篇，或整段。学者因之称《永乐大典》为空前未有之大抄本。

2.3 《永乐大典》的历史价值

《永乐大典》集中了中国古代的文化成果，保存了大量的佚文珍籍，并不拘成见，辑入了一些戏文杂剧和平话小说，是一部包罗万象、价值极高的历史文献。只是许多书籍被拆散分抄编入各类，虽便于专题查阅，却难以了解书的原貌。且因按韵编排，每韵之下，内容、体例、文风不能划一，有杂乱之感。如此鸿篇巨制，数年编成，难免急于网罗，疏于分析，使体例参差，多有悖于凡例。《永乐大典》规模宏伟，内容繁富，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最大的百科全书式类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百科全书。它保存了许多久已失传的著述，清代学者自乾嘉以来陆续辑出各类图书590种。其中收录于《四库全书》者385种，如列为二十四史之一的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以及《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斋书录解题》、《苏沈良方》、《博济方》等，都是文史和医学上很有价值的古代秘籍。

3 清代的古籍整理

3.1 承袭古代传统，编修《四库全书》

乾隆中期，国家统一强盛，皇帝倡导“稽古右文”，继承与发扬往古封建文化，以进一步强化思想统治。于是大兴文治，诏令征书、校书，设馆编修各种图书，成果颇多。《四库全书》便是其中之一。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安徽学政朱筠上疏，建议将《永乐大典》中分散摘录的古有今佚之书辑录还原，恢复古籍本来面貌。乾隆帝当即采纳，并扩大古籍修纂范围，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着手编修丛书。鉴于唐玄宗曾在长安、洛阳两都建四库，分藏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图书，于是钦定这套丛书名为《四库全书》，以示承袭和光大古代帝王修书传统，并明示全书编排要沿用东晋李充编撰《晋元帝四部总目》以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受命从事编纂的有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刘统勋、于敏中等16人为总裁，工部尚书刘墉、吏部侍郎彭元瑞等10人为副总裁，纪昀、陆锡熊、孙士敏为总纂，陆费墀为总校。自总裁以下参与其事的学者、官员共360多人。其中戴震、庄存与、朱硅、任大椿、邵晋涵、姚鼐、周永年、朱筠、翁方纲、王念孙、金榜、曾燠、陈源新、李潢等皆硕学通儒，乃经、史、文学、小学、算学等学术名家。另有抄写人员2800多名，是中国历史上古籍整理规模空前的伟大工程。历经十年，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书告成，卷帙宏伟，收入图书3461种，79309卷（另存目6793种，93551卷），计36078册（据文渊阁本）。分量两倍于《永乐大典》，可称集中国古籍之大成。书成后，抄出底本1份，藏翰林院；抄出正本7份分藏内廷四阁（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文津阁、奉天文溯阁）及江浙三阁（杭州文澜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

全书抄成已200余年，屡遭兵火、劫掠，至今只存三部正本（文渊阁本藏于台湾，文津阁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藏于甘肃省图书馆）。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据文渊阁本全部影印出版，除正文外包括总目、简目、考证、索引，共16开精装本1500册。我国国内很多大型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均为文渊阁本的影印版。

3.2 搜求古今图书，成就最大的丛书

《四库全书》是清高宗敕令修纂的一部大型丛书。全书的编纂为分工合作，实际主持人及主要编撰者是纪昀等当时学界名流。编纂工作首先是广泛搜求古今图书，资料来源约有6个方面：①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古佚书（共385种），称《永乐大典》本；②清初至乾隆时诸臣奉敕编纂的书籍，即敕撰本；③宫中所藏的内府本；④各省督抚的采进本；⑤私人藏书家的进献本；⑥购自坊间的通行本。对以上所集图书，先进行审查、甄辨，分为：①全书辑入的（共3461种），②仅著录书目不辑入全书的（存目共6793种），③汰除或禁毁的（约3000多种）。凡辑入全书或存其书目的，再分别加以整理、校勘、撰写提要、详细分类，而后按经史子集四部分44类，逐类进行编纂，内容较复杂的类下又设子目。每部写有大序，每类写有小序，子目后有案语。辑入之书全文照抄，其中凡认为对清朝统治有所违碍的，予以删削或改笔，必要时对篇次略加调整。辑入与存目的各书均附提要，介绍作者出身、经历、学术成就，论述该书的旨要及著作源流，考订版本内容得失，以及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等等。以上大序、小序、案语、提要除分别录入各部各类各书卷首外，并汇编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武英殿刊版印行，既总结与保存了古典文献，又便于读者查阅。此单本提要与《四库全书》中所录提要，词句多有参差，是因汇编单本时又经纪昀增改，对照阅读，可互为参考。

此书为敕修，分工责任明确，并制定一系列规章。凡书经校理考证后，如何处理，应抄，应存，应毁，皆听候皇帝定夺。决定抄者，交馆中缮书处缮写成册，待皇帝信手抽阅，不见讹舛，才算定本。发现编校疏舛即追究责任，予以申斥、记过、罚俸乃至革职等处分。如一流学者周永年、邵晋涵皆曾记过50余次。正本抄成分藏诸阁后发现错讹，责罚更重。由于编纂工作量庞大，人事繁杂，错误终究难免，但此种注重责任的做法对于正确保存与流传古籍起到了积极作用。

3.3 《四库全书》的历史价值

全书的编纂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水平和成就，在目录学、校勘学及辑佚方面也做出了新的贡献，推动了学术研究及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另一方面，因清廷所施政治约束，编纂过程中认为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遭到全部禁毁的达2453种，抽毁的有402种。凡认为有违碍、犯忌讳而被窜改删削的，不胜枚举。因此，全书的编纂既对保存文化遗产有所贡献，也使祖国文化遗产遭到一场破坏。

通过对我国古代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概况的回顾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次古籍出版整理工程都是对前人文化成果的整理、开发和继承的过程，都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才力和物力，都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我国目前的古籍文献保护、开发与整理工程正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是一项继承传统文化、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成果的重要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以史为鉴，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延续和演变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良好的教益。

[1]徐潜.古籍整理出版的困境与出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3）.

[2]张玉春，史素昭.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楚的《左传》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5）.

[3]周郢.《泰山雅咏》——《永乐大典》中的泰山佚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