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升永 徐元德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近代的安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每次重大的灾荒都造大量的人员死伤和财物损害。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封建主义的剥削与压迫的加重，致使农村经济日益衰败，广大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同时，由于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而农村土地却相对有限，剩余人口无法在农村谋生，于是被迫迁出农村，涌入城市和其他地方。

一、灾荒的频发与严重

民国时期的灾荒种类繁多，主要有水灾、旱灾、疫疠、虫灾、风灾、雹灾、地震等。这些灾害往往交织在一起，接踵而来，不过这些灾害的发生,也不完全是无章可循的,从整个民国时期的灾荒情况来看，可以找出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和规律的。整个民国时期安徽的灾情,水灾最集中的地区多为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民国年间,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大小水灾共12次,发生在淮河流域的共14次之多,两者基本相当。旱灾则多集中于淮河流域,在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发生的大小旱灾共14次，江淮之间次之,长江流域最少,仅有5次。另外,夏雨集中现象显著,尤其是淮域更容易形成水灾,于是淮河流域便成为“大雨大灾一片光、不雨旱灾一片荒”的全国有名的多灾地区。

民国时期安徽灾害最直接、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其危害的程度十分惨烈。从水灾方面看，三十七年间,安徽共发生大小水灾27次。其带来的直接后果见下表1-1(1)

表1-1 ：民国时期安徽省若干年水灾损失统计

可以看出，诸多灾害中数1931年水灾最为惨重。

就旱灾而言,三十七年间,安徽共发生大小旱灾14次,其中以1934年旱灾为最重。《中央日报》是这样报导的：“自入夏以来,雨即感稀少,及届伏汛,天气甚为炎热,禾被旱干,遍野悉见枯槁,农人纷纷祈神求雨,作种种迷信举动。人遭飞疫,到处惨听哭声,飞蝗不易扑灭……”(2)

就蝗灾而言,三十七年间发生的大小蝗灾,据不完全统计有9次,且一般与水旱灾害并发,使得灾民雪上加霜。就蝗灾的范围来说,1933年,安徽蝗灾有15县,1934年更达20余县,1946年也达20县、市。其发生时往往连日间遮天蔽日,千万成群,啮食庄稼,非饱不去。其中,1944年因蝗灾引发的农作物的损失即达2,132,221,511元(应考虑物价上涨因素),该年捕杀的飞蝗跳蝻重约800万斤,卵子300余斤,数据之大,殊为惊人。此外,雹灾、疫疠、风灾、地震等灾害,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安徽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危害(3)见表1-2。

二、由灾荒而致的人祸

1.匪患不断

在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然灾害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大的造匪机器，尤其是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的经济落后或经济衰败地区，灾害不仅周期性地带来饥饿，而且还给土匪活动营造了一个极其有利的环境。灾区的土匪活动更是肆无忌惮，相当猖獗。使灾后的人们更是雪上加霜。他们无恶不作，到处奸淫勒索民众，杀人越货。破坏了社会的稳定，给民生造成了更大的苦难。对1927年的淮北匪患，当时的《东方杂志》有一段详细记载：“淮北自该国以来，土匪蜂起。大者揭竿为旗，聚众千人，有钢枪盒子炮等犀利之军械，横行乡曲，集镇为墟。每破一圩，死伤者以百计，掳去者称是；其家筹资赎回，必罄其资产之所植，名曰财神。所至大小农具弃家而逃，……十五年中，未遭匪难者，盖寥寥可数也”(4)。1927年出版的《东方杂志》记载说：“淮北自改国以来,土匪蜂起。大者揭竿为旗,聚众千人,有钢枪盒子炮等犀利之军械,横行乡曲,集镇为墟。每破一圩,死伤者以百计,掳去者称是；其家筹资赎回,必罄其资产之所值,名曰财神。所至大小农户俱弃家而逃??十五年中,未遭匪难者,盖寥寥可数也。”“不堪匪累,农民只好弃家而逃,淮北因此成为近代有名的流民输出地。”(5)

表1-2 ：安徽民国时期各类自然灾害简表(单位：县或州数)

2.瘟疫肆掠

各种灾害发生后，促使自然环境和卫生条件日益恶化，遂引发各种疫痈。近代安徽几乎每一次大的灾害之后都出现疫病。尤其是，1931年特大水灾和1934年特大旱灾，死于瘟疫之百姓很多。1931年江淮大水，由于长时间的雨水浸泡，加上高温酷热，疫病流行：芜湖县“天益热，水益深，疫气流行，多数幼童患热症夭折者，日以十余人计，诸医生之门户限为穿。”“乡间流行腹泻症，外来灾民愈骤愈多，……人民交通饮食均发生问题，秽物到处漂荡，难民无衣，贫病饥冷，身处丈余深水中，痛苦可知。”(6)横跨怀宁、桐城两县的广济纤“瘟疫流行，死亡枕藉。”(7)。不仅如此，水灾恶化了的生活环境，为次年霍乱的传播提供了土壤。1932年，全省流行霍乱等疫者达20余县(市、镇)：安庆、芜湖、大通、无为、宣城、毫县、怀远、蚌埠、当涂、蒙城、颖上、全椒、阜阳、霍邱、寿县、凤阳、临淮、泅县、吁胎、宿县、凤台、五河、固镇等。《赈灾辑要》载：“安徽疫痈以皖北最重”，上年“尸骸遍野，无人掩埋，加以天气亢旱不雨，以至时疫流行。穷乡僻壤之所，卫生.毫不设备，一旦染疫，速于瓜蔓，一人得病，传染一家，死者无棺盛硷，往往弃尸田野，种种惨情，目不忍睹。霍邱县因霍乱而死亡者，日以百数计。寿县正阳疫氛亦甚，病者几如栉比鳞集，救治稍迟，立即死亡。”蚌埠“死于疫者将近一千，以贫民与小孩为最多；“而蚌西二十五里之怀远县”，“半月之内，城厢死者百余名，四乡病死者尤伙”。(8)1934年旱灾之后，各县蝗蛹疫痈，随之而生，如安庆干旱后，“秃苗枯萎，瘟疫流行”，等等。(9)灾害使乡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而恶化了的生活环境又使安徽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日益贫困化。

每次灾害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多少人口伤亡,由于当时统计技术的限制,近代社会,我们把近代安徽人口总量的变动放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大背景下来考析,并与全国及其他省份的人口变动情况作比较,还是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从1910至1953年,安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全国的2/3,这43年时间,发生的特大灾害主要是1931年水灾、1934年旱灾以及1938年水灾,在这几次灾害中死亡之人相当多。

民国时期,安徽自然灾害更为频繁,造成人口的死亡更严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数据,分析灾害与人口数量下降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水灾中,危害最大的应是1931年的特大水灾。全省规模的大雨自6月至9月不止,据安徽省赈务委员会统计,受灾面积58867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32%；灾民10696944人,占全省人口的49.3%；溺毙及病饿而亡者112288人(详见表)(10)。

由表1-3可以看出,死亡人口超过千人以上的县有21个,其中泗县达11000人,亳县达36000人。如此大量人口的死亡,确实会对人口再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前述数据可以看出,从1928至1944年的16年间,全省人口仅增加20067人,每年平均仅增加1255人,与这之前和之后的人口增长情况相比,均低得多。1661至1749年(顺治十八年至乾隆十四年)的88年间,安徽人口总数增加了15694863人,平均每年增加178350.71人,是1928-1944年年均增加值的142倍；1840至1852年的12年间,安徽人口总数增加了264000人,平均每年增加22000人,是1928-1944年年均增加值的18倍；1912至1928年的16年间,安徽人口总数增加了5475396人,平均每年增加342212.25人,是1928-1944年年均增加值的273倍。另,1949年安徽人口总数为2786万人,1953年是3066万人,短短4年,人口增加了190万,平均每年增加475000人,是1928-1944年年均增加值的378倍。

表1-3 ：1931年水灾安徽各县灾民及死亡人数(单位：人)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几次特大灾荒中,安徽死亡人数之多,以及灾荒对人口再生产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在灾荒中,除了死亡的人以外,更多的人是远走他乡,走上流浪谋生的艰辛之旅。

三、拉力机制

城市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市场的扩大和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这些成为人口向城市的外向动因。这里主要从城市拉力的角度进行探讨。

1、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救灾社会化所达到的空前的规模，是与近代中国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密切相联系着的，并在这种联系中发生演变。其中，经济环境因素以及由此社会引发各种社会力量的分化、组合至为重要。

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唤起人民的民族情感和民主的精神，政府颁布一系列奖掖提倡和推行实业的政策法规，还广泛地进行舆论宣传，使“振兴实业”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外货进口压力减轻的有利时机，中国的新工业在其后10年间获得蓬勃的发展，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以织布业为例：据统计，辛亥革命以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徽新设立的织布工厂共33家，为清末设立织布工厂数的1倍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台朋贫民工厂、广德。盛染织厂、怀宁摸范工厂，职工近200入。33家织布工厂职工共1200余人，每年生产各种花布近8万匹。棉纱主要来自印度和日本，据芜湖海关统计，每年进口棉纱达5万担。上述织布工厂大多使用木机手工清代的官办企业被承继并有所发展。(11)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强权国家力图对社会全面控制的开始。根据国民党中央确定的精神，政府筹划建立国家资本工业，强调国家对重要工矿部门的控制。兴办一些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同时，通过它在金融界的垄断地位，对民族工业进行渗透，国家资本空前膨胀。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通过对旧有工矿进行清理整顿，划分国营与民营的经营范围，颁布一些奖励民营企业的政策，使其在土地、专制权、经费、技术、税收、运费等方面获取体制内不少的方便与支持。这种支持与方便虽多数停留在纸面上，但在客观上对工业生产起到推动作用，使安徽民营经济于艰难中获得一定的发展。其间尽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国共内战的耗损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但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仍由1921～1928年的7.3%，增长到1928至1936年的8.3%，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122.74亿元，比1927年的67亿元增长83.2%。(12)

2、交通传动纽带的发展

交通与救灾的关系非常密切，有无畅达、种类多样的交通通讯条件，关系到灾情与救灾相关信息能否快速有效沟通；救灾物资能否按量及时流动，到达灾区；灾民能否被尽快从灾区输送于非灾区就食安宿；以及救灾成本能否尽可能得到减缩等问题。

国门洞开后，火车、汽车、机动轮船、电报、电话以及邮政等新式交通工具、通讯设备被引入中国。近代安徽交运和通讯业的发展，拉近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加速了商品和信息的交流和传递。

从全国情况看，到1927年，全国铁路总长度为13,036公里。不过，铁路通车里程数仍在增加，运输能力也有所增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1927～1937年出现了又一个铁路建设的高潮。蚌埠逐渐发展成为铁路枢纽治。下表1－4，更清楚地再现了1931年几乎一整年中，关于安徽的慈善团体和救灾组织借铁路免税、免费运赈之详情。(13)

3、文化价值观的变化

表1-4 ：1931年2至12月铁路运送赈品免税、免费一览表（部分）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封建政治体制和等级制度随同清王朝的垮台彻底结束了其统治地位，一些特权阶层丧失了生存和发展的政治支柱和制度依据。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也随之出现了变化。

文化价值观念是“影响人们的流动愿望和社会流动行动的内在因素，这种文化价值观念主要有社会流动观、社会职业观和社会竟争观”。(14)

我们首先来看看社会流动观的变化，社会流动观是人们对改变自身生活的地域环境和社会地位的基本态度。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追求的是“聚族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诗般的耕织生活，“安土重迁”、“顺安天命”、“在家百日好，出门一日难”等观念是人们终身信守的生活准则，外部世界对大多数人们来说是遥远、陌生而异己的存在，流动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于颠沛流离，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不稳定的因素。同时，“在封建社会中，地位低下者对未居高位并不怨恨，封建制度组织得如此精良，以至一个人能够而且的确也在其自身的集团中得到了自尊感”(15)。进入近代以后，安徽人的社会流动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于从军征战之业不仅不象传统社会那样鄙视和害怕，反而人皆向往、趋之若鹜。以李鸿章为首的所谓“中兴名臣”能在短时间内组建淮军并招募到大量的兵员，并率数十万淮军子弟冲出省门、走向全国。甲午战争后，由于维新运动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的流动观念开始有了更大的变化并带上了新的时代气息。受流动观变化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安徽的知识分子纷纷出外游学。

再看看社会职业观，社会职业观指人们对社会职业声望的评价，按照这种评价，可以把社会职业按声望高低进行排序，职业声望的高低决定着各个职业吸引力的大小，从而影响着人们社会流动的欲望和动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主要以功名、官位和学问来确定声望与社会地位高下的社会，这种价值取向反映在职业观上就是“士首商末”，“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16)

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商战”、“兵战”思潮的扩散，安徽传统的职业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士农工商，四大营业者，皆平等也，无轻重贵贱之殊”。人们逐渐开始用经济成就的大小而不是功名、文章道德的高低来评判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传统之士所倍守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信条被打破，经商对于，“士首”而言，不仅不再是“丈夫之贱行也”，而且成为士大夫们实现“救国图存”、“经世济民”抱负的主要途径。从事工商职业既有经济上的利益可图，又可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称得上是名利双收，自然会促使安徽绅士们开始从“读书做官”的官本位观念中解放出来，流向工商等各种近代职业，“他们中的许多人，摆脱了任何钦定儒家思想轻视商业的观念，在新式工业企事业中大量投资”17对于从军行伍，安徽人从淮军兴起后，从军更成为“人生第一名誉之事”，“处今尚武时代，非弃焚笔砚，列戎行，万不能建功立业，留芳千古也”，一种“人人以当兵为荣”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

最后看看社会竞争观，社会竞争观是人们对社会流动的方式和途径所持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如有没有竟争意识，敢不敢竟争，对社会流动也有很大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一般都是害怕和限制竟争的，人们信奉“与世无争”的观念，认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崇尚一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进入近代后，随着兵战、商战、学战思潮以及“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的广泛传播。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安徽人认识到竞争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乃至家庭、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变迁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即使在同一时代，也是既有趋新又有守旧的，并且会因人因地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另外，从地域上来看，安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向近代转型，主要还是限于芜湖、安庆等城市地区，在安徽的广大农村特别是偏僻山区，直到1949年解放前，都还是保守的小农意识和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占统治地位。

注释：

（1）据安徽省通志民政考户政篇所载，1934年全省总人口为22，696，072人，耕地总面积为37，383，611亩。

（2）1931年9月4日《中央日报》。

（3）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气象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4）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5）池子华：《近代淮北流民问题的几个侧面》，二十一世纪(香港)，1996年,第12期。

（6）《民国日报》，19319月29、30日。

（7）《安徽省贩务会汇刊》，第一期，灾情，1931年9月。

（8）李文海、林敦奎、程欲、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65页。

（9）《大公报》，1935年3月l日。

（10）象九:《中国农村破产之原因及现状》，农村月刊,1932年，第16期。

（11）王鹤鸣：《安徽近代经济轨迹》328页。

（12）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348页。

（13）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编：《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告书》，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承印，第3章，第18～19页。

（14）吴增墓等:《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15）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52年版，第l4页。

（16）王闿运:《湖南防守篇第一》，《湘军志》，《湘军史专刊之一》，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页。

（17）陈独秀:《实庵自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1]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

[2]王鹤鸣,施立业：《安徽近代经济轨迹》，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

[3]安徽地方志办公室：《安徽水灾备忘录》，黄山书社,1991。

[4]汪志国：《自然灾害下的乡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

[5]孙语圣：《民国时期安徽自然灾害及其影响》，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1月。

[6]孙语圣：《1931·救灾社会化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7]于文善、梁家贵：《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的灾荒及其影响——以皖北为中心的考察》，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9月。

[8]韩·金胜一：《近代中国地域性灾荒政策史考察——以安徽省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