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钧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10)06－0003－02

从事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墨家学说迥异于其他诸家的特点是墨子及其后学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具体体现在《墨子》书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六篇亦即《墨经》之中。其内容涉及宇宙论、认识论、逻辑学、光学、数学、几何学、经济学等方面。其文字既简约古奥，又错讹多出，加之经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墨学式微几两千年。直至清末民初，借助“西学东渐”之风，孙诒让、梁启超、胡适、栾调甫、章太炎等学者经一番对《墨子》钩沉发覆的功夫，方知《墨经》中载有大量论列科学技术的内容，但董理极为困难，读之不啻“天书”。近百年来，不少通学大儒投入精力时间，已有若干种《墨经》释本面世，但因均系作者“孤军奋战”，受专业领域的限制，“斩获”未能尽如人意。

有鉴于此，十多年前，台湾师范大学王讚源教授约同我校姜宝昌及外校孙中原、王冬珍、齐瑞端、周材珠、杨武金诸位教授，组成墨经研究团队，拟集海峡两岸墨经研究精英之力，撰写《墨经正读》一书。我与姜宝昌教授原本熟悉，早就赞赏他的人品学问。经乔幼梅校长介绍，我又认识了王讚源教授，王教授为人坦荡豁达，与之论学，“劈箭奔雷到海穷，偃溪从此人圆通”，使我受益匪浅，深感是一位功力扎实的学者。藉此因缘，我向他们表示了我们研究中心非常重视此课题的意向。于是，在2005年3月，我邀请团队全体成员做客山东大学一周，审查《墨经正读》初稿。风风雨雨，五年过去了，现在大作已成。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我觉得有不少话想同诸位墨学专家以及广大墨学爱好者沟通一下：

其一，山东大学在《墨子》研究尤其是《墨经》研究方面，历来是有传统的。上世纪之初，有栾调甫先生。他与梁启超先生的学术切磋，推动了当时《墨经》研究的蓬勃发展，有《墨辩讨论》和《墨子研究论文集》之作。全国解放之后，有高亨先生。他从先秦诸子的角度研究墨学，有《墨经校诠》和《墨子新笺》之作。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后期，有张知寒先生。他先发表论文，考定墨子里籍为春秋小邾国滥邑，即今山东滕州木石。后又著《读墨馀论》，编《墨子与当代世界丛书》(10种)和《墨子研究论丛》(4辑)，把墨学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在此期间，王学典教授协助张知寒先生与滕州市政府联系以推动墨学研究的发展。受此大潮影响，姜宝昌先生先后著《墨经训释》、《墨子大取小取训释》、《墨学与现代科技》，郑杰文先生先后著《中国墨学通史》和《二十世纪墨学研究史》。此外，曾振宇、曹峰等，也正在蓄势崛起。

因为山东大学是中国墨子学会和中国周易学会的理事长单位，故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我与张知寒先生过从甚密，曾撰联以赠之：

知暴与民同忧，

研墨示我躬行。

张之寒先生仙逝后，我又以此作为悼念先生之挽联以示永远怀念之情。今天的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然应当以弘扬包括墨学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为己任，自始至终地支持团队的工作，直到《墨经正读》出版。

其二，我认为，在先秦诸子之中，与当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密接度最高者莫过于墨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故《墨经》精义的探赜索隐，更显得尤为必要。质而言之，《墨经正读》的出版，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可谓正当其时。

其三，我认为，《墨经正读》团队的研究实力强大，专业结构合理。据我了解，王讚源先生长于训诂，姜宝昌先生则先学物理，后专攻训诂，孙中原先生长于逻辑，其他几位先生亦或专于训诂，或专于逻辑。此前，诸先生都有自己的《墨子》或《墨经》研究专著，他们在墨学界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学者。

其四，我认为，《墨经正读》堪称是一部富蕴学术研究成果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该书在总结前贤和时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研精覃思，谨校慎注，多有团队成员自己的创获。例如，《经上》62：“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条，自张惠言谓“无序，谓无与为序”，诸家皆从之。殊不知，“最前”与“无序”语意相乖。于是又有改“序”为“厚”者。而“无厚”于“端(点)”本为义在言内之事，无需辞费。此事争论数十年而未得正解。《墨经正读》指出，“无序”之“序”不作“次序”解，而应如《仪礼》注“序，犹代也”，“无序”意即无可取代。必如此解，“无序”与“最前者”方无扦格，《经说》所言“是无同也”亦顺畅无碍。再如《经下》29：“堆之必柱，说在废材”条，《墨经正读》以力之平衡原理予以解析，释其义为“堆石砌墙，石材受上方之正压力，同时亦受下方之支撑力。其原因在于石材上下叠置”，《经说》进而列举石材受力之三种情况，《经》与《经说》若合符契。又如《经下》1：“止，类以行人，说在同”条，自孙诒让改“人”为“之”，诸家影从，几无例外。其实，不必改字，解为“以类之本质特性考察人之言行谬误，原因在于本质相同之事物原可归为一类”，故《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即言此也，亦正与《经说》“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密合无间。总之，《墨经正读》编者既“述”又“作”，体现了墨子“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的基本理念，“述”主乎因，“作”主乎创，必得在扬弃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是学术发展之正道。在这方面，《墨经正读》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

《墨经正读》的正式出版，可以说是墨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它向人们证明了：在当前这样一个学术文化相当浮躁、弄假成风的时期，严肃的、正派的、立志传承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能说大有人在，但还是有人在的。正是从这些人身上，世人看到了何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他们从来不扎花架子，秉承中华传统文化进德修业的根本，以“修辞立其诚”的精神品质，甘于寂寞，不事声张，默默地耕耘着，既默默耕耘着现在，更默默耕耘着未来，从而使我们依然能看到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希望。

2010年节交立夏

于运乾书斋

责任编辑：李尚信张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