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彷徨：五四时期费觉天思想研究

2010-03-22郭辉，冯兵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4期

郭辉，冯兵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9)

费觉天，湖北人，五四时期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表现十分活跃，参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论战，其思想在五四时期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对费觉天的研究仅散见于五四时期的其他研究中，至今未见对费觉天思想研究的专文，且学界对其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趋向认识模糊，有人将之归于社会改良主义者的行列，[注]如蔡国裕就将在《改造》杂志3卷6期“社会主义研究”专号上撰文的作者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费觉天、彭一湖、蓝公彦、张东荪等人称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见文献[1]。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注]如眉睫在《又发现废名的三封佚信——废名书信研究之三》[2]一文中说：“费(觉天)系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与李大钊、高君宇等交谊颇深，五四时期北大高才生”。本文拟对五四时期费觉天的思想进行初步探析，梳理其与社会改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异同。

一、与社会改良主义的背离

《改造》杂志三卷六号开辟有“社会主义研究”专号，该杂志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性质的同人刊物，费觉天在“专号“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的两大关键》一文。此专号乃是当时社会主义论战中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方表达其主张的焦距点，费觉天被认为是社会改良主义者。但其思想除了与当时其他社会改良主义者有相同之处外，亦有不同之处。

《改造》的“社会主义研究”专号除了刊载费觉天的文章外，还有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蓝公武的《社会主义与中国》、蒋百里的《我的社会主义讨论》、蓝公彦的《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以及张东荪附有一篇《一个申说》。这几篇文章，基本上都赞同在中国缓行社会主义，只有蓝公彦的《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一文，乃明确表示对资本主义的赞同，而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费觉天在《关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的两大关键》一文中表现出一种就教的语气，因为他自身对“社会主义争论问题”亦不太清楚。不过他开篇就对张东荪的说法表示了赞同，谓“张东荪先生说今日中国患‘无知患’、‘贫乏病’、‘外力病’、‘兵匪病’，我深以为然”，然后就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了“两大关键”，从这两关键出发，他又做了四个假设。分析这四个假设，就可以发现费觉天论述本身存在的问题。他的每个假设都是为回答中国是“就当实行社会主义”还是“不必急于实行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中国是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还是缓行？并且其假设都是由两个条件也就是他提出的“两个关键”出发，将其排列组合，得出了这“四个假设”。但是看他的第一条件(第一个关键)——今日中国底中等阶级处此军阀政治之下，能否发达起来，卓然自成一资本阶级，而能推翻军阀——对于假设结论的得出并没有意义；只有第二条件(第二个关键)——要发展中国实业是否必须经过资本阶级，还是可以越级而升，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对回答在中国是立马实行社会主义还是缓行具有决定性意义。亦就是说如果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那中国就不必急于实行社会主义；如果无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那就当实行社会主义。这样，他提出的所谓“两个关键”，不过就是“一个关键”罢了。费觉天在文章中没有直接回答中国到底是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还是缓行，但他却分析了发展实业必备的四要素，那就是国内和平、国家强有力、大机械、有企业家。此四要素明显是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实业的经验，承认了发展实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3]结合上述内容，可知费觉天认为中国是不必急于实行社会主义的，这一点是典型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的认识。

但是，费觉天对缓行社会主义的态度并不持久，其思想主张不久后就发生了变化。他发文对《改造》“社会主义研究”专号上蓝公彦的《社会主义与中国》进行了批判，同时亦批判了该专号上其他作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将各家缓行社会主义的观点视为“反社会主义运动”，并从“社会主义的意义”、“国情”、“历史”三方面论证了中国应当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但其论证与《关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的两大关键》一文显然矛盾，于是费觉天才能实现其观点从“缓行社会主义”到“立马实行社会主义”的转变。比如他从“国情”论证社会主义应该立马在中国实行，将先前文中提出的“四个假设”的条件重点进行了转移，就假设的第一条件而言，也就是中产阶级处在军阀政治之下，能不能发达起来变为资本阶级？而此条件在其前文中是没有起任何意义的，此时他又避开了第二条件，于“发展中国实业是否必须经过资本阶级”“暂置之不问”了。同样是发展实业的四要素，变成了中国国内不和平、国家主义不发达、不具备大机械、没有所谓企业家，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必不能发达起来，变为资本阶级矣，更无能力推翻军阀矣”[4]。同时他认为发展实业无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步一步地发展实业”的。这样，费觉天通过对语义重点的转变，成功地完成了结论的转变，此乃他与社会改良主义者疏离的开始。

之后，费觉天与社会改良主义者之间越走越远，甚至到最后公开进行争论。蒋百里在费觉天《关于社会主义运动问题致蓝志先先生书》一文后附有“一个附白”，表示对费觉天的观点不认同，不久后蓝公武与张东荪针对费觉天的文章分别做《再论社会主义》[5]与《果有以政治支配经济之事实乎？》[6]。而费觉天亦不甘落后，紧接着在《晨报》上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的问题》，与张东荪的文章针锋相对，对其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7]他还在自己主办的《评论之评论》上发表《答蒋百里君》，文章名为答“蒋百里”，其实还包括张东荪等人。他将政治家分为三等：“第一流的政治家是这时代；第二流的政治家是跟着时代跑；第三流的政治家是追也追不上。”说蒋百里等人“连第三流底资格也不够”[8]，文中有了些“谩骂”之词。此时，他与社会改良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急行还是缓行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费觉天在批判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同时，对主张社会改良的杜威(实验主义大师)也比较关注。费觉天对杜威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基本持批判态度，他批评杜威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搬到社会科学中，并且像自然科学一样注重试验和个体，“却不知人类社会是不能试验，舍事实是无所谓个体。强不同以为同，其谬误可知”。还对杜威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三大特点做了批评，第一是针对杜威的“我这派哲学，是注重实验，要拿应用的结果，证明学理底功效，试验他到底是真是假”，但人类社会是不能尝试的，没有哪个愿将自家生命财产，作别人的试验品；第二是这派哲学注重个体，但社会事实之所以成为社会事实，全因他是连带关系，我们不能由甲断乙，有所谓的单纯个体；第三是这派哲学注重随时补救特种问题，但经前面的证明，人类最困难的，不是不能解决问题，而是不能发现问题。他谓“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底三大特点，简直是三大谬点了”。费觉天认为杜威的根本谬误在于“他总以为社会里种种组织是可以分离独立，所以论方法就主张注重个体，论社会冲突的原因，就主张是组合与组合互相冲突；现在他论解决也是一样，就主张一件一件地改革”[9]。其实费觉天的思想主张变得“激进”起来，他说社会的冲突是“阶级与阶级相冲突”，而改造社会则是要革命，并且“全部地改造，像那一件一件地改造是不行的”，社会改造的方法就是要“阶级战争”。费觉天对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批判，可见其眼中已容不下“改良”，容不下渐进式的变革，而主张在中国立马实行社会主义，并主张“革命”和“阶级战争”。这些似乎在暗示着费觉天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费觉天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赞同社会革命，反对那种说中国没有资本家，所以不用进行社会革命的言论。他从事实、理论、社会进程等方面论证了中国要改造的话，除进行社会革命，别无它法。[10]费觉天对社会革命的提倡力度不亚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其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主张社会革命等思想倾向而言，似乎就可以说其乃一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从更深层次来分析费觉天的思想，可见其另一个世界，或许这才是对费觉天思想的真实认识。

费觉天主张阶级斗争，将之称为“阶级战争”。阶级斗争思想是马克思学说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做了全面的介绍。[11]费觉天对阶级斗争十分推崇，谓阶级乃“社会变动之真因果”，并称“一切社会变动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即就今日社会革命而论，固明明为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之斗争矣。”[3]不过此时他提倡的阶级斗争与李大钊文章中马克思学说之阶级斗争不尽相同，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对于社会动因的分析强调的是“制度变化”，在费觉天心中阶级斗争思想还不是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内容。一年多后，费觉天就改变了态度，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有两点“为马克思所自创而较胜于其前人”，第一是历史观念，第二是经济观念。而之前“讲阶级斗争的人，都是零零碎碎，看见当时发现一种事实，于是就随之发种理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乃是采黑格尔的历史观念，他们的阶级斗争学说“都有个共同毛病，就是拿感情的，伦理的态度，去讲阶级斗争学说”，而“缺乏科学的精神”[12]。可见，费觉天推崇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不是马克思学说中的阶级斗争，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仅仅是阶级斗争学说发展阶段中的一环，他之所以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乃是为他人作嫁衣。

不可否认费觉天对阶级斗争自有一番研究，他的《我底平民阶级打倒军阀阶级论》一文，在《晨报》上连载十次，其内容主要为“第一叙述历来阶级斗争思想发达底历史，第二讲讲阶级斗争底理想，第三研究中国底平民阶级，当如何打倒军阀阶级”[13]。在此研究基础上，费觉天于1927年3月出版了专著《阶级斗争原理》，这应该是国内第一本对阶级斗争进行系统论述的专著，该书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论述更为充分，并对阶级斗争进行了高度的赞扬，谓“阶级斗争之意味，不但推翻旧社会，并且还要建设新社会。当一种文明发生衰落，社会发生颓败之时，若无阶级斗争，则此社会必遭灭亡，而无连续之‘生长’”[14]。费觉天的专著对其先前阶级斗争的某些观点做了修正。不过费觉天坚持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可以看出，费觉天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尽赞同，同时他亦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出了激烈的批判。费觉天在批判张东荪等人的时候，就言对方是在行唯物史观，机械地遵循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而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则[15]，可见，费觉天言语意味着在当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与信仰唯物史观之间乃是对立的关系，正是因为社会改良主义者信仰了唯物史观，所以才会导致他们“缓行社会主义”，所以他才会这样极力反对唯物史观。费觉天还将唯物史观称为“邪说”，[10]称在这个时代假如迷信“唯物邪说”，就等于是在助长资本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因为迷信唯物史观很容易将它“碍板使用，以为经济力是所有‘表层构造’的原动力，只要使得经济问题能够解决，而在这个最好的世界中，好像万事就马上可以变好”，所以就“祇从事于预防贫乏和确保社会各分子‘文化生活最小限度’的玩意儿了。他们迷于衣食住的问题里，他们变成唯物主义者，浸假又变成改良主义者了”。[16]而这正是费觉天认为“唯物邪说”带来的“抛却社会主义底真精神，而保存社会主义底假面具”。

费觉天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展开了系统的批判，从他的《驳马克思底唯物史观》可以看出来。他在文章的开头就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权威进行了质疑，谓“马克思底唯物史观，在思想界的权威总算大极了，并且好多人要奉他作为改造方针，如建设就是其一。若我就期期以为不可”。[17]而当时的《建设》杂志乃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胡汉民对“唯物史观作了当时最完整的节译”[18]。费觉天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分为四条：第一唯物论，不是机械论；第二唯物论是经济一元论；第三经济一元论底“经济”是指“生产力”，“生产关系”而言；第四经济一元论中，人受“经济”之支配。费觉天在对唯物史观进行分析界定的基础上，对前4条展开了批判，如对第1条，他举例试图证明“其实物质不过是人类思想的材料，而思想之所以成为思想纯是主观的作用”，而驳斥马克思的“人类的思想纯由物质发射不能离物质而独立，经济基础一经变动，人类思想就跟着变动”。对第4条，他说“马克思以为经济所以能支配人，因为人总得靠经济维持生命……我以为今日的困难，不是物质缺乏，不能维持生命的困难，是欲望加奢望不能满足的困难，最显著的就是中国劳动家，其生活艰苦，胜过欧美劳动家数倍而中国工界却默默无闻，欧美工界反大声疾呼，要求改造，所以自有人类以来，没有那时代，那个人……欲望无止境罢了，人类的困难既是欲望不满的困难，不是生命不保的困难，则是人心支配经济，不是经济支配人心”。费觉天通过逐条的批判，最后认为“马克思所谓生产关系是离人的意志而独立，反过来，人因要维持生命反屈服于物质，这种话全是无稽之谈”[17]。总之从费觉天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来说，他不能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结语

费觉天在五四社会主义论战时期的思想趋归扑朔迷离。开始乃社会改良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不久后与社会改良主义者相脱离，甚至与社会改良主义者张东荪等人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是最终并没有走向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激进，包括杜威思想在内的改良主义皆受其批判，从而反对社会改良主义者的“缓行”主张，力图在“今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而这一趋向，与马克思主义者不谋而合，甚至他还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主张社会改造的最佳办法是社会“革命”，当时社会主义论战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一方的反对很容易让人认为就是对另一方的支持，人们自然会将费觉天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的这些主张从表面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式”的，他还翻译了《〈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参加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不过这些都不足以说明他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从思想的更深层出发，费觉天颇有研究的阶级斗争学说却多少有点反马克思的意味，就更不用说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系统批判了，马克思学说的三大部分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费觉天反其二，这怎么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呢？所以只有进行真正的深层次的思想分析才能清晰的认识费觉天。

参考文献：

[1] 蔡国裕.19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论战[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5-6.

[2] 眉睫.又发现废名的三封佚信——废名书信研究之三[J].鲁迅研究月刊，2008，(1)：87.

[3] 费觉天.关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的两大关键 [J].改造，1921，(6).

[4] 费觉天.关于社会主义运动问题致蓝志先先生书[J].改造，1921，(10).

[5] 蓝公武.再论社会主义[J].改造，1921，(11).

[6] 张东荪.果有以政治支配经济之事实乎[N].时事新报，1921-06-26.

[7] 费觉天.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的问题[N].晨报，1921-07-02(7).

[8] 费觉天.答蒋百里君[J].评论之评论，1921，(4).

[9] 费觉天.评杜威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J].评论之评论，1921，(2).

[10] 费觉天.从国家改造到世界改造[J].评论之评论，1920，(1).

[11]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J].新青年，1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