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

(南开大学,天津 300231)

一

19世纪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探索国家富强道路的过程中,认识到图书馆对社会教育的重要作用,曾积极倡议建立向公众开放的西方式图书馆。维新人物汪康年认为：“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必能新学术,新学术必改科举、设学堂、建藏书楼。”(汪康年：《论中国富强宜筹富强之法》)孙家鼐也认为：“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图书馆。”(孙家鼐：《官书局开设缘由》)因而当时在广设学会、学堂、报馆和译书机构的同时,大都附设了收集中外图书,并对外开放的藏书机构。这些藏书机构虽然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关闭,但是这种建立新式图书馆的思想却影响深远。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杭州郡绅邵章等呈请杭州知府核准,首设杭州藏书楼于杭州菜市桥畔东城讲舍旧址,1903年经浙江省政、教官员奏准,将杭州藏书楼扩充改建为浙江藏书楼;绍兴名流徐树兰将私人藏书经过整理和扩充,于 1902年建成古越藏书楼,1904年对外开放,为地方建立向新式图书馆过渡的藏书机构。

这些公共藏书楼的宗旨是“以备阖邦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徐树兰：《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书楼之设,原以广开民智,造就人才,……志在通知古今中外者,均准入楼阅书借书。”(《浙江藏书楼阅书借书章程》)它不仅收藏书籍,还收藏报刊。这类藏书楼虽不具图书馆的名称,但已反映新式公共图书馆的特性。这类藏书楼已是从旧的藏书楼向新式图书馆演变的过渡形式。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指日可待了。

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朝野上下,侈谈新政,于 1901年在西安宣布“变法”,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重要内容是兴办学堂。但随之而来的是学生对图书的要求。山东巡抚袁树勋有鉴及此,奏请创设图书馆。他说：“自学务改良以来,虽日渐开通,而学术究未能精粹,良以殷殷向学者寒士为多,宏篇巨册,购置为难。教授既有专书,参考尤资群籍,是图书馆之设,诚为必不可缓之需”。1909年,清政府颁布图书馆章程,并定第二年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浙江藏书楼得风气之先,于1909年农历七月即改建为浙江图书馆。

二

浙江图书馆从 1900年创建杭州藏书楼起,至今足足经过了 110年。它走过了一条艰辛、困顿、流离、重建、发展、前进的漫长之路,对国家、民族做出了保存文献、启迪民智的重要贡献,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

浙江图书馆是一个非常注重馆藏的馆,1902年刊成的《杭州藏书楼书目》载,有藏书 9499册,至 1907年入藏图书已达 35000册,比初创时增约2.5倍。1911年 7月间(宣统三年六月),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及其他阁藏图书拨由浙馆庋藏,为浙馆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民国以来,馆藏在不断发展充实,特别是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征购、补抄、补校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全书大体恢复原貌,为保存中国近代以前的传统文献作出了颇大贡献。30年代初,浙馆藏书已达 24万余册,成为当时具有相当规模的省级公共图书馆。至抗战前夕,馆藏已逾 30万册。中经八年抗战,搬迁流离,图书颇有散失。虽经全馆人员搜求、采购,终因时局动荡,增长不多。

1949年全国解放,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浙江图书馆也在大好形势下,得到相应的发展。藏书量从 1949年的近 35万册,发展到 1960年的101万余册,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已达124万余册。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但在“四人帮”覆灭后,藏书量得到迅速回升和发展。1978年馆藏图书量即达 227万余册。至 1999年底,馆藏总量 412.5万册(件),可称藏书量较大的省级图书馆之一。

浙江图书馆在其百余年的历程中,随着不同时期的要求,在各方面颇多建树,如馆舍的扩建,当杭州藏书楼之初建,不过就一讲舍旧址一隅之地,历经修葺扩充,多有改观,至今已拥有馆舍四处,总建筑面积共 4.9万平方米,增长奚止百倍?现代化设备也在不断添置,力求适应社会需求。社会服务的涵盖面则日趋扩大,读者借书证数已达 8万余张。他如出版有关书籍、采购之求其精审、编目之纳入标准化等等举措,无不日新月异,精益求精,使浙江图书馆成为一座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著名图书馆。

(附记)上世纪末,浙江图书馆建馆百年盛典,而《浙江图书馆志》应运成书,余承邀为该书作序。乃稽核史事,论建馆始末及建树颇详。匆匆十年,转瞬又至百十年纪念,又命撰文以贺,奈老朽已近望九之年,老病日寻,操笔作文,实已力不从心而颂祷之心犹存。为此特恳学会袁秘书长重刊旧文以告读者,老朽犹在瞻望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