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彦 方 挺（福建省图书馆，福州 350001）

龚易图(1835—1893)，字少文，又字蔼仁，号含晶子、乌石山房主人、东海移情客等，闽县人，是清末福州著名藏书家。龚易图自幼勤读诗书，咸丰五年(1855年)得中举人，九年(1859年)进士及第，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云南知县。时捻匪充斥，督师毛昶熙器重其才，奏留差遣，随军补任山东昌府知府，仍兼营务。因扼守运河道有功，以道员用，加运使衔。同治七年（1868年），调补济南府知府，因数次灭枭匪及肃清捻匪有功，补道员，加布政使衔。同治九年（1870年），擢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光绪三年(1877年)告假回闽，适逢水灾，倡捐万金赈灾。不久迁江苏按察使，未数月，丁外艰。服阙，补广东按察使，逾年，授云南布政使，未行，调任广东布政使。时值法国侵略者挑衅，筹备饷械抗法。十一年（1885年）调湖南布政使，数月，因以前粤藩任内事被议落职。后献款，赈顺直灾民棉衣3万套，奉旨赏还原衔。晚年龚易图回到福州，过着安适的生活，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病逝。

龚易图广营园墅，除了1879年落成的西庄“双骖园”外，还有别墅5处，南庄为朱紫坊的“武陵别墅”、东庄为福州城内花园弄的“芙蓉别岛”、今光禄坊的“陶舫”、近水泊船处的“泊台”、北庄的“三山旧馆”。其中“三山旧馆”最为著名。“三山旧馆”是福州旧城北门的西湖畔龚氏祖居，龚易图晚年赎回，辟地增筑亭台楼榭，凿池植树，建成集民居、园林、祠堂为一体的大型园林建筑。建成竣工后，题名“三山旧馆”，又名“武陵北墅”，它是甲于榕城的名园。园中主要建筑有环碧轩、大通楼、澹静斋、微波榭、白洋楼等，其中大通楼乃是这一园林式建筑群中的中心建筑。大通楼分前后楼，前楼楼下正厅悬一匾额为“含晶庐”，为龚易图晚年住所；藏书楼在大通楼后楼楼上，楼下为“餐霞仙馆”，楼上东西廊与大通楼前楼相通，东廊有梯上下，因此名之“大通楼”。大通楼建成后，龚易图将分藏各处的图书集中藏于大通楼，篆书“五万卷藏书”于大通楼的楹额，附楹联一对：“收藏岂仅儿孙计，有志都教馆阅登”。当时福州城北有龚易图“大通楼”，南有陈宝琛“沧趣楼”，号称“南陈北龚”，是清末民初福州最著名的两座藏书楼。而龚易图“大通楼”更胜在藏书数量庞大，是福州乃至福建藏书量最大的藏书楼。

龚家世代为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其祖上就嗜好藏书。龚易图的玄祖龚一发曾聚书万卷。他的高叔祖龚景李在诗后记述道：“先大父藏书万卷，不肖不能读。”[1]他的高祖龚景翰也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龚景瀚（1747—1802），字惟广，号海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授甘肃主靖远知县，至兰州知府。著有《孔志》四卷、《澹静斋四种》《禘祫考》《澹静斋文钞》八卷、《澹静斋诗钞》六卷等。龚景翰曾藏书3万卷，与他同时代的诗人无锡秦瀛（1743—1821）有一首题为《为龚海峰题载书图》的诗作，记录了这位藏书家对购藏图书的痴迷程度：“海峰来京师，不羡官爵美。日向坊间购异书，夜就灯前翻故纸。前身应是老蠹蟫，性命总不离文史。典衣竟买三万卷，堆案盈籍富无比。”[2]藏书印有：“龚景瀚印”“海峰”等。到其曾祖龚式谷、祖龚福康都虽有积书，但屡聚屡散。到了其父龚耀孙时，家道式微，图书散失殆尽。龚易图少时家中无多书，只有其高祖龚景翰所留的“手藏数千卷，内史学及兵书，算学为多”。[3]龚易图“尽读之，史学略知端倪，至兵书术家各书，苦无师传，莫能审其句读。”[4]咸丰元年（1851年） 兵事起，全书俱毁于武昌。龚易图归家后，寄寓于其表兄处，亦无书读。龚易图常常向陈家(寿祺)、冯家(缙)、刘家（家镇）借书读。后出山为官，在北京时，无力买书，他就在游览琉璃厂肆时，就肆中借书翻阅。直至家庭经济情况大加改善之后，才又不惜重金，四处收购古籍。

同治二年（1863年），他在山左时，开始置书，但他在外从事军旅，“壮年奔走，知读书之乐，而无读书之功。”[4]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在烟台担任兵备道兼海关监督时，有海宁陈氏持其遗书来售，计3000余种。光绪二年（1876年），龚易图以重价得之，买的陈氏3000余种遗书再“复益以历年所积，共计五万卷有奇。”[4]经分部标目后，由海道运回闽。他还曾作律诗两首《购海宁陈氏书三千余种》以纪之，其一诗云：

“舍此他无术可嬉，贫儿骤富便成痴；搬姜无用将怜鼠，还酒从今不借瓻。

高阁料应终日束，名山已悔十年迟；封侯食肉寻常事，得作书佣亦大奇。”

其二云：

“便愿将身化蠹鱼，鲸吞鳄作食吾余；埋头自分甘沉湎，结习何生与祓除。

未必聱牙常诘屈，但能过眼亦轩渠；收藏岂仅儿孙计，有志都教读此书。”[5]卷二，卷二十二

光绪三年（1877年），龚易图抵闽后即在乌石山麓购建“双骖园”藏书。他在《双骖园诗并序》云：“丙子季仁十弟以银五百两，购得乌石山西麓郑氏果园。今年予假归，因即其中筑屋五楹，额为“乌石山房”，遂夙志也。……山房之右，购楼屋十楹，庋书于中，额为“五万卷藏书楹”。……统名之为‘双骖园’。……〈藏书楹〉：‘故家无长物，惟有旧毡存；东观曾容读，缥缃十万言。’”[6]他自订年谱中也载：“（光绪）三年丁丑四十三岁，在籍时出资修西门外三公祠，乌石山得一地，修‘双骖园’，庋藏五万卷于其中。”[7]35（今按：“双骖园”筑于乌石山之腰，占乌石山西南一角，以山与荔枝胜。园前设山门，题额“双骖园”。园中有乌石山房、袖海楼、餐霞仙馆、南社诗龛、净名庵诸胜。藏书楼的联对云：“读书如女工，一月得四五日，传经授弟子，插架有十万籖。”北门园宅既成，龚易图去世之后，此地由族人龚乾义一房等人居住。民国后圮废。）

光绪五年（1879年）春，龚易图在“双骖园”对图书加编次，自订年谱载：“五年己卯四十五岁……校群书于乌石山房。”[7]38有诗云：“筑得园林乌石顶，图书编列印泥钤。”[5]卷三光绪六年 （1880年） 与江西杨希闵合撰《乌石山房藏书简明目录》。自订年谱载：“六年庚辰四十六岁，刊《乌石山房诗集》成，与江西杨卧云撰《乌石山房藏书目录》。”[7]38此时“双骖园”乌石山房藏书共计5万卷有奇，藏书之橱计有26橱，副藏之书有6橱，共计32橱。

光绪十八年（1892年），龚易图又得闽县刘家镇的翍均尻藏书2万余卷，其中多徐兄弟、林佶、郑杰藏书。长乐谢章铤与福州龚氏为世交，其撰《课余偶录》云：“方伯（笔者注：龚易图）归田，携所得海宁陈氏书数千卷，其后又购闽县刘奂为（笔者注：刘家镇，字奂为）教谕书亦不下数千卷，刘龚本戚属，教谕家中落，故书归龚方伯。”[8]在龚易图的自订年谱中也载：“家庙于前，即于其左右设义仓义塾，复得刘氏书二万余卷，藏其中。”[7]41郭白阳在《竹间续话》卷四也记载：“龚蔼仁先生，家世富裕。时其戚刘奂为（家镇）聚藏经籍甚富。后人向之贷款，久无以还，乃将所藏书二万余卷偿之。”[9]龚氏将这些所购的书与乌石山房所藏的精本移之三山旧馆大通楼，次年（1893年），也把“检石芝山馆”的藏书移之大通楼。做《检石芝山馆藏书移之大通楼有感》绝句四首云：

“万卷何人说汗牛，故家手泽几经秋；富时未座方年少，坐拥今来已白头。

犹忆书籖勘校时，双燃绛蜡不嫌疲；于今归我成堆垛，安得扬雄与问奇。

名山藏庋未为豪，徒觉吾楼百尺高；至竟楚弓归楚得，两家置驿累儿曹。

文史三冬好自储，二分水竹近新居；绝怜陶舫孤松老，十万牙籖走蠹鱼。”[5]卷十二

光绪十九年（1893年），龚易图病逝，不久清朝灭亡。

民国三年(1914年)，福建省通志局聘请陈衍领衔主纂《福建通志》，这需要大量的修志有关地方文献，于是向藏书大家龚家求助。当时福建巡按使许世英“颇着意于文化事业，曾向龚氏商请全部归公，为着提出条件，不合议。”[10]81但龚家考虑修志事关一省文献，断无拒绝道理，予以热情协助，允许编纂者借出与修志有关系的书籍。福建通志局此时也传抄了其藏书目录——《乌石山房藏书简明目录》。

民国十四年（1925年），龚易图第十二孙龚纶（字礼逸，号习斋，1902—1965） 重新校抄了由龚易图和杨希闵合撰的《乌石山房藏书简明目录》，用钢板写刻、蓝墨油印，分装两册。此时大通楼藏书有10余万卷，龚纶在《双骖园乌石山房藏书楹条款并引》的“五万卷有奇”后的原注云：“按此祇照当时收藏卷数言之，迄今合大通楼藏书计之已倍及此数矣。孙纶谨注。”[4]藏书按“按四部分，贮五十四橱。”[10]81此时龚氏藏书达到了顶峰。

到了20年代后期，大通楼藏书管理渐怠，福建通志局编纂者为了自己取阅便利，悉数借用，还贿赂管理人员借出与修志毫无关系的书籍，漫无手续，藏书遂遗失不少。龚氏家人借出不归者亦多，藏书中还有书籍留在通志局久而未还，甚至有16部书籍被管理人盗卖给汲古阁。此时，龚氏家道逐渐中落，10万卷藏书的管理变成了不小的负担。此时，福州城曾一度传出龚氏“大通楼”藏书将出售日本，舆论哗然。为了防止中国古籍外流，再次出现浙江陆氏“皕宋楼”、湖南叶氏“观古堂”藏书流往日本的悲剧，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一面密令海关查禁出口，一面派人与龚氏家族商量，准备由政府出半价收购。此事最终因龚氏出价甚昂，杨树庄离闽而搁置。

1929年秋天，陈宝琛的外甥兼女婿，台北板桥林家后裔林熊祥从福州返抵台北，携带了一套《乌石山房藏书简明目录》，与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 文学部的久保天随、桑田六郎、神田喜一郎教授等会面，介绍交涉福建龚氏乌石山房藏书让售事宜。经由熟悉汉籍的神田先生，带着史学科助手前嶋信次，前往福州察看该批收藏。最后选择大多数保存情况良好，未遭虫蛀的书籍2099部3480册，以16800美金成交，利用夜间搬运，悄悄地用商船运回台北。[11]对于此事，神田喜一郎在其《佞古书屋漫笔》曾记云：“福州龚氏乌石山房藏书颇富，予尝过之，赋一绝以赠主人。诗云：‘诗书奕世傲封侯，自是闽中第一流；千载青箱传得在，古香吹满大通楼。’大通楼者，其藏书处之名也。此藏书今已全数归台北帝国大学所有。”[12]神田喜一郎在台湾总督府图书馆附设台湾爱书会发行的《爱书》第三辑（1934年12月），〈佞古书屋漫笔〉中，叙及购买龚氏藏书大概，未引起世人注意。这件事在多年后才由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苏芗雨（1902—1986）教授、东海大学中文系梁容若（1905—1997）教授撰文予以披露，世人才稍有所知。[13]

据考，神田喜一郎见过《乌石山房藏书简明目录》，不可能仅凭一次运走书籍3480册，就说“此藏书今已全数归台北帝国大学所有”，应是陆续将乌石山房藏书运走，今台湾大学图书馆藏龚氏“乌石山房”藏书34000余册藏书也说明了这点。龚氏后人卖“乌石山房”藏书，日本人运走“乌石山房”藏书这件事相当地隐秘，不仅外人不知，甚至龚氏家族中知道此事的人也很少，龚纶是知情的少数人之一。此事隐秘原因有三：其一，舆论的压力。“大通楼”藏书将出售日本的传闻已经使人们关注，舆论哗然，并使当时福建省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使藏书不外流。其二，有违先人之志。龚家为书香门第、世代官宦之家，竟落魄到出卖先人藏书，这毕竟是一件难以启齿之事。但龚氏后人家道中落，10万卷藏书的管理变成了不小的负担。是让藏书深锁饱蠹，任听散失，还是卖先人藏书，同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成了龚氏后人两难的抉择。龚氏后人选择了后者，但由于当初龚易图在订立“双骖园乌石山房藏书楹条款并引”时对藏书管理有严格的规定，即使是族中子弟私携书下楼，就有违者即众攻之的规定，更惶论卖先人藏书了。其三，龚氏是个大家族，族中人数多，万一泄露，后果不堪设想，不仅引起社会各各方面的指责，也使家族脸面无存，愧对先人。因此只有少数当事人知道此事，即使是知道此事的龚家人，也是绝口不提此事。龚纶在《大通楼藏书目录》卷末题有一段跋语，其中道：“凡私家藏书世守之方，当备四事：第一，须有相当财产维持生计；第二，子孙须深知笃好，能承家学；第三，保藏须严密妥慎；第四，其子孙能束身自好，不至浪费危及藏书……今之世，具前四事实为大难。”[3]2可见卖书实在是无奈之举。

售出乌石山房旧藏之后，大通楼剩下的藏书一度疏于管理，散失不少。1931年，当时福建省立图书馆收购到一些“大通楼”中流落出来的图书，如今藏福建省图书馆的《乌石山房印谱》钤有：“福建省立图书馆民国二十年度购置之书”的印记。

1931年春，龚纶重新检点楼内剩余藏书，再次校抄了一份《大通楼藏书目录》。该目录收集了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计38000余卷10000余册。同时根据大通楼全部藏书目录中抄选出最珍贵的藏书，其中都是元明刻本，明清名家的抄本、稿本等，编成《大通楼藏书目录选抄》。（今按：笔者将《大通楼藏书目录选抄》与福建省图书馆善本库的藏书目录清点校对，发现这些藏书大部分完好，保存在善本库里。）此后，近代藏书家郭白阳曾登楼阅览。他在《竹间续话》中记录了他的印象：“白阳尝登楼阅览，楼厅广阔，重架连楹，缥帙充满，甚羡之。中多麻沙及元明本，半为徐兴公、谢在杭、李鹿山、郑昌英诸前辈及海宁陈氏所藏，洵可贵也。”

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兵荒马乱，人尚且自顾不暇，更惶论藏书了。大通楼藏书疏于管理，藏书深锁饱蠹，任听散失，大通楼藏书遭到劫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地主受到镇压，龚家也不例外。1952年征用“三山旧馆”中的“环碧轩”为“福建省人民政府招待所”，后又扩大范围，此时“三山旧馆”被征收入公，并予以改建，大通楼中的藏书无处可放，龚纶在《移居书事》载：“住屋入公迁移，颇以藏书为累。”[14]37藏书差一点遭到焚毁。

1955年，龚氏家人由龚纶代表出面将部分藏书捐献给国家，获得新的人民政府奖状。龚纶曾编《大通楼赠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册，见于萨嘉榘《积积室抄本目》，今未见，但从现在福建省图书馆善本库中所钤的“大通楼藏书印”“龚少文收藏书画记”“闽县龚易图收藏书画金石文字”等印中可大概看出赠书数量与质量。根据笔者清点，福建省图书馆善本库中藏大通楼古籍大约有15000余卷4000余册，约占《大通楼藏书目录》中所载的藏书的40%。这些古籍是大通楼藏书中的精华，大多是明代的刻本，明清两代名家抄本、稿本，还有少量的元刻本。但《大通楼藏书目录》中所载的藏书另外一部分，主要是清代的刻本，将近有23000余卷6300余册的古籍不知今在何处，是如同乌石山房藏书的命运一样被卖出，现在在台湾，还是早已散佚殆尽，未知待考。

[1]（清）龚景李，等.双骖亭遗稿合刊卷上[M].清光绪六年（1880） 刻本.

[2]（清） 秦瀛.小岘山人诗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64册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2：3.

[3]龚纶校抄.大通楼五万卷藏书止录并序·序[C].1964年抄本.

[4]（清） 龚易图，杨希闵.乌石山房简明目录[Z]//双骖园乌石山房藏书楹条款并引.民国乙丑年（1925年）龚纶重校钞的油印本.

[5]（清） 龚易图.乌石山房诗存[M].清光绪九年（1883年）双骖园刻本.

[6]（清） 龚易图.乌石山房诗稿 卷十六[M].清光绪五年（1879） 龚氏原刊本：18－19.

[7]（清）龚易图撰，龚晋义，等编.龚蔼仁自订年谱[M].清光绪间刻本.

[8]（清） 谢章铤.课余偶录[M].清道光二十四年（1898） 福州刻本.

[9]郭白阳.竹间续活[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79.

[10]林钧.箧书剩影录 上卷[M].1962年闽侯林钧宝山岱阁油印本.

[11]张宝山.任教台北帝国大学时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C]//日本汉学研究初探.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2：341－344.

[12]神田喜一郎全集 第十卷[M].日本京都：株式会社同朋社，1997：293.

[13]苏芗雨.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之发展及藏书状况 [J].书和人，1967（58）：6.

[14]龚纶.意在楼吟稿[M].1965年油印本，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