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泽群

这是一部厚重的作品。这是一种结实的纪实。这是一次人生哲学的也痛苦也快乐的思辨。这是一条极真、极真的“求真”心路。

——我说的是《重返1976》。

在今天灯红酒绿、声色电光、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一个红尘俗男人，竟用了两个通宵不眠之夜，读完了袁敏的新作《重返1976》。我自己都有些吃惊了？还有这么吸引我的书啊？这可真是不大容易呢！……这也是近十几年来，我通宵达旦“聚精会神”读书的第二例。第一例是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我是在拿到他的书稿后，从朝霞满天一直读到了另一个朝霞满天。然后，就决定趁公务背着他的书稿上了北京，找了一家最有名的出版社，推荐了《束》稿。编辑同志听了我介绍的内容，欢天喜地“打的”来取了书稿，并应诺一定好好读，认真编。不料，过了三天，人家竟说这作者不会写东西，决定退稿……

我大怒，但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回到青岛，便直接挂电话给当时在作家出版社任职的袁敏：你在哪里？她说，我在杭州。我说：有一部书稿，作者写了15年，非常难得的一部书稿，你赶快到青岛来看稿子，你应该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她说：行。我回北京后，再到你们那里去。我说：不行。你直接从杭州飞过来。

袁敏听了我的话，二话没说，第二天便直飞青岛。两届四年的同窗，22年的友谊，我们彼此，是有些真诚信任的。

接她住了，设宴洗尘。我把《束》稿全部交付给她已是夜深了。我说：明天上午不打搅你。11点，我打电话给你，你只需说：你编或者不编。她应了。

不料，第二天上午10点刚过，她一个电话挂了过来：王泽群，这书我编了。于是，2005年1月，52万字的《束星北档案》，由袁敏责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立刻在岛城和中国科技学术界乃至全国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记得那年春节，拜年声中，几乎全是对于《束星北档案》以及束星北本人的评价、议论。谈者皆云：大为震动！十分感动！非常激动！……

袁敏帮助刘海军，为我们，为历史，留下了束星北和他的那一段泣泪泣血的窘迫严峻。

今年春节前，袁敏给我一个电话，说她出了一本书，是发表在《收获》上的专栏文章汇集，她寄了一本给我。同时，电邮了一些媒体关于此书的报道及评论文章。

她要写1976年关于“总理遗言”的那段历史我知道，但我并没太在意。这几年里，我更关注的是这位小学妹表现出来的非凡能量。作为出版人，她曾经连续数年在作家出版社创利第一，所编图书频频获奖。出版正做得红火时，她忽然一个华丽转身，返回江南故里，主持了文学刊物《江南》的工作。居然把一个奄奄一息的省级大型杂志，经营得风生水起，奇葩纷纭，引起了同仁们的高度关注。至于写书，她能写些什么呢？何况，是一段远去了的历史。

书收到，扔在枕边——我的枕边，一大摞子书——并没有立刻展读。春节大年里，不拜年，不游走，决定用这点儿时间读书。不料，打开了《重返1976》，就整整地读了两个通宵，越读越激动，越读感觉越好。读罢，长吟不已。立刻，给袁敏写信：

整整读了一夜——其实是两夜——这个时候，把《重返1976》读完了。包括王旭烽和你的后记。

这是近十年来，我读到的一本最好的书。比《束星北档案》还要令我震撼的一本书。因为对于你的熟悉，使我比较自信；但读过这本书，才知道应该是不很熟悉，或者说，很不熟悉。

分三个方面来说吧：

一，没想到你的家庭生活如此地惊天动地，一次又一次的磨难，怎么都让你家摊上了？莫非老天爷就想这样锻造成就了你？

二，两届同学，我们是聊天比较多的同窗，以为彼此都十分了解。但读完此书，我却发现话很少的你，不大和别的同学深入交流的你，理事，悟经，省情，却都非常能干呢。

三，力透纸背的文笔与才华。

我是比你有着更惨烈疼痛生活经历的老大哥了，也许，只有我的这种经历，才能真正地体会与感觉到你的家庭那一段生活的艰与难，血与泪，和永远的不能被岁月磨蚀的痛。

那些研讨会和评论，我不知道你是否满意，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没有谁会从我的这种经历与角度来读这本书，或许也就不会懂得你写这本书的感觉与疼痛。人生是需要一些历练的。但是，这历练却不应该这样沉重，这样浸透血泪，这样痛，用这样的代价。三十年后回眸，为什么国人总是心有余悸、额手称吉、抚膺长叹？因为那前三十年，我们这个民族付出得过于“过于”了呢……

感觉很多，只有一个感觉可以现在告诉你：

从当年我得知母亲自戕之后的二十个不眠之夜，那种觳觫、那种惊颤、那种绝望、那种想要随母亲而去却又心有不甘，直至双眼突然失明的经历，实在是太太惨痛了！……也正是眼睛失明之后，我才决定活下去，要以年龄和命运一拼的劲头，在精神上支撑起了21岁的我。那是十年的失明啊！从21岁，到31岁！人生最可宝贵的年华里的失明啊……

而你遭遇此事，只有22岁，和当年失明的我，几乎同龄。如今，隔断三十年的雨雾烟云，你努力地“重返”，努力地求索，努力地思辨，努力地“看清”。而你的努力，就是眼前这一本沉甸甸的有价值的书。

写这封信给你，只是急于一种表达：谢谢你。谢谢你写了这么好的一本书。谢谢你送给我这样的一本书。使我准备直面我的经历我的人生而陡生胆气。

中国的文学——不说艺术。艺术忒复杂——在经历了极左的桎梏、“十年动乱”的奸杀、骤然开放后的欢喜迷茫与恣意浮躁，泡沫依然，但也渐渐开始沉淀。一些正直的有心人，已经开始把他们多年的思考和准备，整理于笔端；而现在，宽容的环境，宽松的空间，宽裕的时间，也使许多人能够把目光回望或是放远，细细地想想，我们曾经走过，我们可能走向，我们能够认知，我们应该考量……

《重返1976》，正是这种沉淀中的一次成功实践。

袁敏从和她有着至亲血缘的家人、朋友，在“总理遗言”这一特定的历史际遇、特别的历史漩涡、特殊的感情与友谊中大开大阖的人生波澜中，深刻揭示了自解放后渐浓的极左、到“十年动乱”的极端，使人们延习、并强烈放大了的思维模式与处理方法，给一个家庭、一批人、一代人所带来的谬误、惨烈，坎坷、不公的命运。

仅此一项，《重返1976》已经站在了历史的潮头。

《重返1976》通篇都浸透了一个懵懂的亲历者，在一家六口人，三口都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捕、被关、被审，而却完全不知道其原因的悲剧之后，经历了三十年的云隔雨断，她想要“求真”所做的执著地探索与努力。诚如学者何志云先生所言：“总理遗言”不过是年轻人依循多年的政治教育，按照他们理解的习惯方式，所作的一次情绪发泄和心灵反叛。奇异的是，它从极端的单纯幼稚出发，难以想象地同时把握住了民间情绪和高层脉动。因为应和着民间情绪，它便在民间不胫而走快速传布；又因为触动了高层脉动，就引起高层高度警觉并成了借机打压民间的一个契口。

然而，这一“契口”，对于好几个家庭，就是永远不愈的“伤口”；对于有些人——如“瓜子”——就是人生从兹转折的“刀口”；甚至是有些人——如“蛐蛐儿”——的“死口”。这两个在“总理遗言”的惊天大案中的最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一“大案”，把整个人生轨迹、青春梦想，甚至一生幸福，都做了不可逆转的撕裂与扭移。那一份疼痛与悲怆的深度灼伤，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谁的揣度与分析，皆是枉然。

于是，想起了那时代非常愿意说的、表示很理性与很政策的5%。似乎这5%只是一个极小极小的数字？

先哲说过：一次运动一个百分之五，十次，就是百分之五十。何况，我们已经搞过大大小小的不止二十次以上的运动了。到底是百分之多少？只有天知道！……

因袭的习惯势力，使我们对历史的谬错已经习惯了“大而化之”、“化而消之”、“消而忘之”。似乎这样，我们就可以“忘之一身轻”，好好地向前走，向前看，团结一致建美景了。这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且不说百分之五，就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不需用今天的十三亿，只用八亿，再退一步，只用六亿来乘，也将有多少冤假错案落在多少人的头上？而落在这一个人的头上，这个人，这个家庭，就是百分之百，甚至是百分之一千的苦难与悲剧。我们从已走过的岁月里，看到的还少吗？

但是，关键的关键是：历史不是阿Q。

记得诗人公刘有一句诗：“夜未央，冬天忽然打了一个反巴掌。”“反巴掌”，就是“重返”，“重返”后的反思。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思想境界的更一层展开，对于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歧路、错路，我们能够、也应该“重返”。重返，既要把账厘清，把错纠正，更重要的是汲取经验、接受教训、辨明方向、寻找通途，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找出真正的“多、快、好、省”。时不我待啊！……实践已经证明，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迄今的170年间，中国人民只有最近的30年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仅仅这30年的努力，中国，中华民族，就再一次让世界瞩目，再一次在世界民族之林崛起，且灿然闪光！

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袁敏的《重返1976》，是起着极为厚重的先启影响的。

纪实文学，当然是一种文学的艺术。

毕竟是做了多年的出版人与编辑，眼见得多了，高了，自己出手也就不凡。袁敏的《重返1976》，是很有些让人称道的艺术特色的。在她不疾不徐的叙述中，把悬念与情感，生命与生活，人性与奴性，懵懂与深刻，拿捏得恰到好处，且都有深度探求。

这些年来，凡纪实文学，几乎都有一种“纪实模式”：凡人。英雄。困苦。艰难。不屈。发愤。努力。智睿。平凡。崇高。胸怀。视野。……不管是大风大浪也罢，天惊地动也罢，逆流而上也罢，天塌地陷也罢……看了开头，已知结尾；英雄志长，儿女也情长；掬出几滴英雄泪，告一声忠孝不能两全矣！……而且，除了这一位主角外，别的人物，几乎让你记不住。其实，这主角也没真记住，记住是一些花翎，玉带，蟒袍，千层的高底靴。……这不能不是当代中国纪实文学的悲哀。

《重返1976》中却没有一个英雄，只是一些凡人，平凡的受尽委屈与污辱的亲人、朋友。但他们却都是鲜活的、有个性的、在悲剧之后感情与命运中异化、或是不异化的凡人。这就让我们感动，他们有一种“真”。真人，真事，真经历，真委屈，真灾难，真抗衡，真命运，真的悲剧。

瓜子从关了18个月的监狱里出来，许多媒体都想要采访他，他只说了一句话：“20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30年后，他又再追加了一句：“我那时候说20年内不谈这个事情，看起来是把时间说短了……”

18个月。仅仅18个月。那个为了弄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末潮期里，中国人在怎么想，中国将向何处去，从小学就磕磕绊绊读《资本论》、对政治有一种天然兴趣的“热血青年”，自己背一个包到北方去考察、去了解民情与国情的“担天下道义”的年轻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这18个月里，让他想了些什么？懂了些什么？悟出了些什么呢？……

那个才华横溢、悟性极高、偏又是性格里带着下意识撒谎、说假话、常常把自己都说得陶醉了的蛐蛐儿，仅仅是为了让分手的女友知道他“非凡”的才华，虚拟出一份“总理遗言”，偏又是极精准地把握了时代的民间心情、直戳“四人帮”虚怯的心理底线，酿成了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在强权和恐吓中，他再一次撒谎和说假话，拖累了他的亲朋好友，却并没有拯救他自己。

18个月。也不过就是18个月。他从此与所有的朋友、亲人间离，心债的负荷是一种无言的折磨，倾心倾肝地交流与信任渐行渐远。因为狱中抵御不了那非人的待遇，敏感脆弱的神经因吃镇静药中毒，不管他后来多么容易在自己的事业与“梦幻”中满足，却依旧过早地交付了自己的生命。

18个月。18个月就毁灭了两个年轻人的身体与灵魂。

还有“老运动员”的父亲，还有“仁人忍韧”的母亲，还有刚烈倔犟的姐姐，还有那妙手回春的“医道怪杰”王佑三，还有那精心饲养准备迎接全家团圆、却被邻居用鼠药药死的六只鸡……或重彩浓墨、或寥寥几笔、或反复追问、或不置一词。或悬念陡生、或悲剧重叠、或灾难连踵、或柔肠寸断。袁敏用她不疾不徐、执著追寻的生花妙笔，把1976年春天，总理逝世后的人间悲情红尘炎凉上层脉动底层罹难的中国风情画，徐徐地推到了读者面前，几乎不亚于那幅国宝级的《清明上河图》对读者心灵的震撼！……一个家，几个朋友，一次“撒谎”，以小见大，惊天动地！而浸润全书的、让人心悸的是建国30年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生杀予夺决一人、为“运动”而运动的思维模式，对整个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所带来的戕害与恶果。

由此，却让我想到了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十年动乱”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造成的最大祸害究竟是什么？

不是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个冤魂至今还在神州大地的夜天里游荡，不是让我看出了林彪、康生、“四人帮”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的丑恶嘴脸、卑鄙魂灵，也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对“政治”与“运动”有了比较成熟的认知。而是，这一场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大革命，彻底摧毁崩溃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培育出来的道德底线！这一个摧毁与崩溃，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建设，才是致命的！

稍有记忆的人都可以想一想，建国后的每一次“运动”，都会自杀多少人，从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卢作孚始，到“十年动乱”中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的田家英、邓拓、老舍、傅雷夫妇……他们为什么选择了自杀这一条绝路？因为他们心上的道德底线崩溃了。“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活着就只能是行尸走肉，尸位素餐。但是，自“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运动”中的自杀几率几乎为零。

为什么呢？

因为，“运动”到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已在反复地揉搓、反复地阴阴阳阳中彻底崩溃了——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这一底线的修复与再铸，也绝不是30年，20年，甚至50年、100年可以完成的。

因此，《重返1976》的出版并获得好评，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老人说：“讳疾忌医。”当我们明白我们有了病，当我们明白我们已经错了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正视它，解决它，改掉或是删除它。舍此，再无他法。

所以，我以为：每个有心人，每个有想要恢复我们伟大民族的道德底线的人，都应该有勇气、有毅力、有坚持地“重返”我们走过的历史。

改革开放和与世界的沟通与交流，我们的崛起增加了我们的自信。我们的心胸开扩了，我们的视野打开了，我们的思辨敏锐了，我们的认知升华了。所以，我们能够、也应该“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