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明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社会化小农：生存压力与困境破解

郭 明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随着市场经济向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当今的小农逐步被卷入到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体系中。社会化为小农的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农民交往注入新的活力，也给小农带来了新的生存压力。农民流动和土地流转等措施则为解决这个生存压力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社会化小农；生存压力；农民流动；土地流转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结构为主导的社会，主要交换形式为自然交换。随着市场经济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当今的小农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的生产关系被打破。“现在的小农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了，也已经超越了商品小农阶段；并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1]市场化条件下，主要交换形式为社会交换。在此情况下，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农民交往都发生了重大而显著的变化。小农生产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生活内容愈来愈广泛，社会交往愈来愈频繁。加上社会化过程中需要以货币作为中介。这时，小农在适应现代化社会所带来的新活力与新机遇的同时，诸多原因迫使社会化小农面临着新的生存压力。为此，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分析社会化小农的生存压力，进而阐述农民的行为选择。

一、传统小农理论综述

首先，有必要对传统研究小农的理论进行综述。在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学中，研究小农问题主要有四个学派。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是市场动力小农学派，在其著作《传统农业的改造》中把小农的家庭式农场当作“经济人”的资本主义企业，小农被当作资本主义企业家[2]。波普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理性小农”说，认为小农的家庭式农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该学派被称为理性小农学派。以蔡雅诺夫、波拉尼和斯科特等为代表的是非市场动力小农学派。蔡雅诺夫强调小农为自家生计而生产的一面，他指出小农的家庭式农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波拉尼主张用实体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小农经济，强调小农的经济行为主要受到社会关系等非经济因素的制约，提出可以用“实体经济学”取代“形式经济学”；斯科特认为，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寻求安全，同一共同体以尊重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权力这个道德观念，保证互惠关系得以持续[3]2-3。非市场动力小农学派因此也被称为实体主义小农学派或生存小农学派。以上市场动力小农学派与非市场动力小农学派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家庭生产单位的谋利性；后者强调家庭生产单位的谋生存性。马克思主义小农学派，也可以称为马克思小农学派、剥削小农学派。该学派侧重于阶级分析，把小农首先看作社会的一个阶级和管理系统中的一类成员。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综合分析小农学派认为“中国的小农同时具有农民学中三大传统所分别突出的特点：资本主义古典学派强调的谋利农场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的被剥削者；以及‘实体主义’中的谋生存而非谋利的家庭生产单位”。主张“要了解中国的小农，需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关键是应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自称所采用的是“对分化中的小农经济的一个综合分析”，“是一个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4]。该学派也可以称为黄宗智小农学派或商品小农学派。综上所述，传统农民学中的小农，主要是指理性小农、生存小农、剥削小农和商品小农。

中国传统小农更多的体现了传统农民学中生存小农的特征。他们长期生活于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基本上是一个个以土地为生产中心、以家庭为生活中心、以村庄为交往中心和以基层市场为交换中心的集群。“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5]70在农业生产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小农那样：“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6]这就决定传统小农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自己生产所需要的农业产品和生产工具等。这使农民在家庭内部就可以获得维持生存和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料，同时也使他们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必要。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于一块地、一个家所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完成。在农村生活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在村庄这一小社会空间中过完了一生80% - 90%的时间。他们的生活具有同质化且生活方式较为单一的特点，很少受到外界的侵扰。同时，小农内部在消费规模、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等方面没有显著区别。这就决定了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其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家庭需求。蔡雅诺夫分析到，小农的家庭式农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小农有为自家生计而生产的一面。在农民交往方面，传统的小农社会里，小农的交往范围很少超出村庄的界域，农民的全部世界就是村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生产、生活经验已经足够维持小农的经济生活，农民的社会交往十分狭隘。“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5]10村庄是由同质的小农简单相加组成，小农之间基本不发生联系，村庄之间相互隔离，基本没有交换和交易的内在需求。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的的交往范围非常狭窄，处于一种“自我满足”的状态。

二、社会化小农与生存压力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全面渗透到乡村社会，中国农村社会孤立、封闭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同时，小农自身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逐步脱离传统小农经济状态，进入到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与社会分工的日益完善，“熟人社会”的传统小农完全依靠自家的资源生产、生活的局面被打破，小农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其扩张的速度与范围比过去任何时间延伸与渗透的还要快、还要大。这时，传统小农分析范式已经无法解释当前小农的现实。我国著名学者徐勇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的分析框架，他指出社会化小农的指涉对象主要是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化进程中的小农，侧重关注当今小农自身变化和新型特质。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全面渗透于乡村，社会化小农的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相互交往较之传统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社会化为农户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生存压力，使农民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不稳定、高风险、不确定和挑战性很强的社会之中。虽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小农的生活幸福感或者幸福指数却仍然徘徊不前。由于生产、交往和生活社会化带来的压力所迫，社会化小农的生活水平相比传统小农甚至出现了后退迹象。虽说自 2006年以来，我国进入后农业税时代，但是生产物资的提高、生活消费的剧增和人情费用的增多无不给当今小农带来前所未有的负担。下面，笔者尝试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民交往等三个方面对社会化小农进行界定，从而阐述当今小农的生存压力。

农业生产：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生产主要依赖家庭和村落自我提供，对外部的依存度很低。“在传统中国，相同的劳动方式、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形成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平面技术结构。这种同质性的平面技术结构，决定了小农在劳动方式上不需相互渗透、工具上无须相互借鉴、技术上也不必相互交流。”[7]然而，当下小农的农作方式趋于社会化，这使得小农生产愈来愈依赖于极不稳定的市场。如小农引进新技术，购买化肥、种子、农药和科技含量高的生产工具等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得到完成。正如徐勇教授所说的“生产条件的外部化程度越来越高”。近年来，化肥、农药、种子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提价，使农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农民收入“明升暗降”，面临巨大货币压力。笔者在广东省郁南县石台村调查时，据村民介绍获知，一种名叫“挪威牌”化肥，2006年之前售135元，可是2006年以后却已经涨价到270元。

农村生活：市场经济的发展全方位地改变了农民的生活，从吃穿住用行到教育、医疗几乎全部市场化、货币化。获取知识的高成本已成为农民新的负担。一方面是义务教育虽从 2007年进入免费阶段，但培养一个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所要的花费，无不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是农民看病难、买书难、培训难和受教育难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由传统小农向现代小农转变的同时，传统农村内部高度均等化和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强大市场经济的渗透力所打破，不同小农能力上的差异以及机会上的不平等，造成村庄内部出现了农户收入差距增大的现象。农民生活水平的差别和高度的信息传媒技术，共同导致了农民消费欲望的急剧扩张。受城市消费心理的刺激，他们不再只是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生活实际需求支配自己的生活欲求，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根据外部，即根据城市的消费标准。这就导致了农民产生互相攀比消费的心理。结果，农民消费能力强化了的同时其满足消费的能力却又受到限制。

农民交往：如上文所述，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单位是村落，村落是由血缘、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圈。村民们的生产和生活就在村落社会中展开并世代相袭。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这些村落逐渐进入城市的辐射范围甚至直接被纳入了城市的版图。传统小农村庄的“相对同质性共同体”结构和与外界联系较少的局面已彻底被打破。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增多，因而人际交往对象和范围大为扩展。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与互动中，乡村社会中交往主体间的关系也愈加趋向于多元化。同时，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通讯条件不断强化着社会化小农的交往范围，给当今小农带入到开放的社会中。这时，小农在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悄然改变了其交往行为和方式。农民已经处于一种流动跨度大、交往频率高的社会之中。这使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风险和挑战。另外，中国是传统的“礼仪”之邦，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人情、礼俗”等方面的货币开支的无限增长无不成为农民的负担。

三、社会化小农与困境破解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认识到：社会化过程给小农的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相互交往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即“货币压力”[1]。“货币压力”导致当今社会化小农以获得现金收入为主要目的的趋向胜过传统社会的小农。因此，社会化小农被强制地带进了由生存压力导致的生存存在着更大风险的当今社会之中。面对诸种困境，社会化小农必须寻求破解之道，他们对生活被迫进行重新抉择，外出务工是当前社会化小农的必然选择。同时，大量农民外出务工恰能使农村土地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笔者沿着此路线分析社会化小农生存压力解决的可能途径。

（一）困境破解方法之一：农民流动

随着农地的逐年减少加上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多，农民的收入呈现“边际效益递减”之势，即黄宗智所说的“没有增长的发展”现象。继续在土地上追加投入，并带来收入增长的情况几乎已经不可能。另外，乡村社会的货币收入途径及其有限，“由于当地资源已用到极限，村民们越来越被迫地寻求从外部资源中获取自己总收入的全部和部分”[8]。因此，越来越多的小农从传统的“依土地为生”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走出狭小的“熟人社会”的村落，来到远离家乡充满强烈陌生感的城市。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农，为了赚得更多的现金收入，大部分是选择外出务工或经商。据统计，2004年跨区域流动农民工的人数占农民工总人数的76%，其中跨省流动的占51%，在省内县外的占25%[9]。这些农民大都流向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华北地区和其它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会城市。这样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合理配置，农民收入也可以有比较大的增长。

受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制约，农民把有限的积累简单地投入农业，进而造成农村第三产业发展颇为落后；另外，由于制约乡镇工业、企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乡镇工业、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同狭小的农村社会相比，城市的大众传媒比较发达，这就使进城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事物。由于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进城农民获取了前所未有的知识，从而提高了自己的认知水平。此外，通过努力，流动农民都不同程度地改善了自己的经济地位，从而也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这就使他们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有能力的流动农民返乡之后，带着积累多年的打工资金，利用局外人的眼光和基本准确的市场信息，通过和发达地区建立起某种联系带回了人脉资源。利用这些优势和条件，部分流动农民返乡创业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新发展，从而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其所在地成为推动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农村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源。这样不仅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也为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二）困境破解方法之二：土地流转

诚然，我们在倡导中国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发展的时候，不应当完全否定小农经济持续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我们在提倡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发展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预见到，不管将来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多么高，同样还是会存在小农经济。中国也需要适当保留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存在不仅是农业经济结构上的需要，而且也是耕作文明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还是社会生活多元化发展的需要[10]。在保留必要的小农生产的同时，使其他土地流转起来，由一种生产资料变为资产，作为一种产权确定出来，进而使其资本化，则是农地集约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关键因素。土地流转是关系着中国社会由温饱社会走向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当今形势看，农地流动是一个必然趋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不能容纳过多的外来劳动力，绝大多数农民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随着我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曾几何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与限制。“高于正常幅度的劳力，只能带来递减的边际报酬，边际劳苦则递增。因此诱发劳动的质量刺激会下降。”[3]174因此，农民不断在固定的土地上追加成本和劳动，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劳动力严重浪费。有限的土地不仅不能带来更多的现金收入，难以使农民致富，而且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造成黄宗智所说的“农业内卷化”①“内卷化”, 现通用“过密化”. 这一概念最早由吉尔茨研究爪哇稻作农业中由于劳动力过量投入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称谓. 黄宗智使用的“内卷化”不同于吉尔茨, 吉尔茨更强调水稻生产, 而黄宗智则运用的更加广泛.例如, “过密性增长”和“过密性商品化”等. 华南师范大学王金红教授提出制度过密化理论假设. 参见: 王金红, 蒋达勇. 制度过密化: 解释村民自治发展瓶颈的一种理论假设[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 (2): 3-9.现象。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流动出去后，原来承包给农民的土地无法带走，这些土地无论是出租或转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化和规模化程度，增加了“热恋”地依附在土地上农民的土地平均拥有量，有利于农民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集体化农耕的优越性，也许只在于大规模的合作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利于留守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另外，现今土地流转制度和措施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所以，政府应该在尊重农民意愿和保证农民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和加强土地流转制度建设，制定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土地权利的界定，明确使用权流转的补偿标准及收益分配标准，妥善解决土地纠纷等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使农村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轨道，确保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长期稳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健康、有序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铺就一条理想之路。

四、思考与讨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小农的生活逐步由“自给自足”的传统状态向市场化、社会化转变，实现了由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的转变。通过对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农民交往等的考察，笔者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 10年以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交往较之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生产社会化、生活时尚化、消费时髦化的趋势。在此过程中，由于小农的日常生活处于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体系中，农业生产成本、农村消费需求与农民交往开支与传统农业生产收入有限之间存在张力。面对社会化给农户带来的困境，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出路。因此，各级部门应该努力寻找各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

在小农社会化进程中，农民自身应该不断提升自我生产、生活和交往的能力，政府则应该建立抵抗农业风险的机制，为农民提供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服务来提升农民自身的能力。在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要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政府需要提供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自 2005年起，在广东省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粤西等发展落后的农村建立了定点帮扶单位制度，广州海关根据广东省委开展“十百千万”干部下基层驻农村的部署和要求，解决了地处两广交界偏远山区的郁南县石台村的饮水问题。总之，政府在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应该遵循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原则，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和潜能，挖掘和利用乡村社会的资源，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

[1] 徐勇. “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3): 2-8.

[2] [美]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26.

[3] [美]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 [美]黄宗智.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8.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6] 马克思.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C]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77.

[7] 郝亚光. 社会化小农: 空间扩张与行为逻辑[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4): 8-12.

[8] [美]詹姆斯·C·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 程立显, 刘建,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266.

[9]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J]. 改革, 2006, (5): 5-30.

[10] 王金红. 如何保护弱势小农的利益: 美国经验及其启示[J]. 开放时代, 2003, (5): 133-140.

Socialized Peasants: Survival Pressure and Solution to Dilemma

GUO M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0631)

With the comprehensive penetrating of market economy to rural society, present peasants have gradually been involved in a highly opening market-oriented and socialized system. Socialization brings new vitality into peasant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ural life and their communication. Meanwhile, it also brings them new survival pressure. Peasant movement, land circulation and other measures provide possible approaches for solving this survival pressure.

Socialized Peasant; Survival Pressure; Peasant Movement; Land Circulation

C912.82

A

1674-3555(2010)02-0047-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2.0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09-09-19

郭明(1985- )，男，吉林公主岭人，硕士，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