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弟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 200433)

以农为主，还是多种经营：近代泰顺山区的商品经济

吴松弟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 200433)

通常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经济以农为主，工商业的重要性远不如农业。依据考察资料，详细探讨了近代浙江泰顺县的经济结构，以为在这种山多地少的山区，大部分的家庭主要依赖农业以外的经营活动，即使农民也不例外。并分析了这种经济结构对该县的城镇分布和古廊桥、古民居、古道修建的影响，指出泰顺是一个既无巨富、也少赤贫的山林世界，特点是绝大部分的家庭都拥有一点耕地和山园，可以获得维系生活所需的最低程度的粮食；由于山区资源丰富和靠近沿海发达地区，人们又能够通过多种经营而有少许积蓄，可以将之用于家庭建房，并为修建桥梁、道路以及宗祠等公共建筑而适当捐资。

浙江泰顺；近代；山区经济结构；文化影响

人们通常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经济以农为主，手工业、商业这些非农产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远不如农业，而在许多情况下，“以农为主”又被理解为以种植粮食为主，而不是农业中的多种经营。中国地域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是否都以农为主，其实值得探讨。不必说生活在北部草原和西北边疆、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以及东北的狩猎民族，即使汉族内部，也要依据居住地区的地形地貌而言。而且，时代的演进，产业的变迁，都会导致各地区的经济结构有所不同。说传统农村经济以农为主，以粮为纲，是对全国范围的高度概括，未必各地区都如此。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在研究明清的山区经济时，便发现，尽管山区由于交通不便、土地硗瘠等原因，一向具有落后的、更富于自然性的一面，然而山区人民为了克服不利的自然条件，使全年劳动得到合理的安排，又采取了多种经营的形式，以解决生活的困难。此外，山区的自然条件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却又给了手工业发展一个极有利的条件。因此，山区的农民或手工业者的生活来源，有一部分已和商品生产结下不解之缘。“在这种情况下，一向闭塞的山区经济，却具有商品性较大的特征。”[1]

位于浙南深山的泰顺，就是一个“具有商品性较大的特征”的山区。我们通过2006年、2007年近 50个村庄的调查，对泰顺山区的商品经济的基本内容、重要性及其多种表现，留下了较强的印象①2006年和2007年, 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哈佛大学东亚系与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以及台湾华梵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为主, 在吴松弟、Peter Bol (包弼德)、刘杰的带领下, 在泰顺县政府的支持和美国Earth Watch Institute (地球观察组织)、泰顺县企业家联谊会的资助下, 对泰顺县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多学科、多国别的考察. 有关考察经过和获得的部分成果, 请参阅: 参考文献[4].。本文将依据考察资料，对这些内容予以论述，以展示山区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本文所用的资料，凡未注明者，均据各村庄的调查。

一、多种经营：山多田少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泰顺位于浙江南部，靠近福建，面积1 762平方千米，基本为山岭所盘踞。全境平均海拔约500米，海拔1 000米以上的高峰多达179座，林立的群峰与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的其它高山深谷相连接，形成我国东南沿海丘陵地区最为高耸多山的部分。诸山脉之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盆地，另外，在山脉的中断处，由于河流的长期冲刷，形成溪流谷地、洪积扇、山前阶地等地势稍平的地貌。这些盆地和谷地，为泰顺农业比较发达、人口密集的地方。耕地面积大约占全县总面积的6%不到，主要分布在各个小盆地和谷地，人们常将泰顺的地貌总结为“九山半水半分田”②泰顺的自然地理请参阅: 参考文献[2]之“自然环境”.。

泰顺属于浙南闽北开发较晚的深山区，明朝景泰三年（1452）始分瑞安县极西部的义翔乡和平阳县极西部的归仁乡建县，山区开发全面铺开。由于可耕地不多，到了清朝同治年间（1862– 1874）泰顺已出现人均耕地过少的现象，新增的劳动力只好投入各种手工业劳动，很多人不得不前往县外做工，“患在人满，全赖邻县觅食”的现象不断加剧③参见: 林鹗. 舆地·疆域[C] // 林鹗. 分疆录: 卷1. 林用霖, 续编, 董宪曾, 参校. 光绪四年刊本 // 中国地方志丛书. 台北: 成文出版社.。1949年底统计，全县共计耕地面积17.77万亩，总人口161 766，人均耕地1.09亩[2]230。这一数据是否可信？我们不妨将其与1954年的同类数据进行对比。1954年统计耕地面积17.49万亩，全县总人口172 907，人均耕地 1.01亩[2]230。1954年的数据仅比 1949年年底的数据多 1.6%（耕地）和 6.8%，可见 1949年底的数据大致可靠。除了耕地之外，还有旱地和山园，但它们的数量往往比田地要少。由于人均耕地过少，占全县总户数3.1%的地主户均耕地16.8亩，占总户数55%的贫农户均耕地只有1.22亩，而占总户数3.7%的雇农的户均耕地更只有0.76亩[2]225-226。

泰顺发展农业有诸多不利条件，除了人均耕地较少之外，另一个是山区耕地土质差、水利条件不好，亩产量普遍不高。全县种植制度以一年一熟为主，一年两熟为次。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1949年平均亩产只有301斤，按人均耕地1.09亩计，人均产粮只有328斤，按六五、六八比例折成大米213 – 223斤，平均每天只有6两（按1斤10两计）。对于户均耕地16.8亩的地主家庭而言，吃米不成问题，而对于占全县人口绝大部分的其它农户，至少对占总户数58.7%的贫农和雇农而言，每年自己耕地上所产的粮食平均只有367斤甚至只有229斤，分别折米240斤与150斤左右，仅够五口之家一年口粮的五、六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除水稻外，当地还种植番薯、马铃薯、小麦、大麦、玉米、高粱、小米、豆类等，以番薯最为重要。泰顺农民将收获后的番薯刨丝晒干，1949年番薯干丝平均亩产410斤[2]232,236。由于番薯的亩产量高于稻谷，各地普遍种植，成为县内绝大部分人的主要粮食。泰顺方志以为，自清朝乾隆（1736 – 1798）以后，番薯便成为农民的主要食粮，甚至说④参见: 林鹗. 建置·仓储[C] // 林鹗. 分疆录: 卷3. 林用霖, 续编, 董宪曾, 参校. 光绪四年刊本 // 中国地方志丛书. 台北: 成文出版社.：“吾泰山多田少，生齿繁衍，全仰给番薯。”由于番薯亩产量高于水稻，也出于肥力的考虑，一些地方的农民采用稻薯轮种的方法，在田中种二年水稻，再种一年的番薯。

人均耕地过少，便使得缺少耕地的绝大部分的农民，不可能到地主家当雇农，雇农只占总户数的3.7%，就是证明。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既无多少自己的田可耕，又无法替他人耕田，在农耕上既不必用去主要的劳动时间，更不能通过它来解决生计问题，势必要寻找另外的出路。泰顺山上有丰富的林木资源，地下有银、铁、瓷土等多种矿藏，高山云雾便于种植茶叶。借助于这些山林资源，当地人民很早就走上发展多种经营的道路，借以解决耕地不足、农耕经济过于落后造成的生计困难。

除了丰富的山区资源之外，泰顺发展商品经济必需的交通条件虽然远逊于沿海平原地区，却明显好于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内陆偏僻山区。温州沿海平原自南宋以来已发展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区域，不仅工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水平，海上交通和贸易成为经济中的重要内容，地域思想更以重视工商而独秀天下。泰顺在建县以前，地面分别属于瑞安县和平阳县管辖，两县的县城均位于温州的沿海平原，泰顺当时实际是先进的平原县份的山区部分。明代建县以后，泰顺离府城温州只有百余公里之遥，可以通过温州与中国沿海乃至海外发生贸易往来。在泰顺人的心目中，温州不仅是官员前往汇报的府城，学子博取功名的府级考场所在，也是经商之地，并是经此前往各地贸易的要津。乾隆五十四年（1789）泰顺罗阳溪里董氏重修家谱，第一卷第一页便是《温州府境全图》，透过图中大致正确的山脉、河流的走向和城镇的方位，以及有关宝塔、海防、海岛的清晰描述，看得出泰顺人对温州沿海的了解。除此之外，福建省福鼎县城桐山镇是闽东北的重要港口，它距泰顺县界只有几十公里，是泰顺人通往中国沿海和世界的另一个通道。

早在两宋时期，泰顺的五里牌乡玉塔、百丈镇窑背、洪口乡碗窑等村已建窑制造瓷器。其中，玉塔古窑址群在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生产，已发现窑址10处，器物种类多种，青白瓷胎壁较薄，胎质细密坚硬，最为精致[2]623-624。明前期泰顺银矿的开采一度兴盛，由此引来数量众多的处州府流民盗采，官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成为泰顺设县的原因①参见: 林鹗. 原始[C] // 林鹗. 分疆录: 卷首. 林用霖, 续编, 董宪曾, 参校. 光绪四年刊本 // 中国地方志丛书.台北: 成文出版社.。甚至在建县以后，泰顺也常受“矿盗”的困扰。除了采矿之外，明代泰顺还出产茶叶、蓝靛、葛布、苎布、土纸等物，《崇祯泰顺县志》之卷3“赋役志·土产”将上述产品均列入“货属”。清朝康熙年间，来自福建汀州的移民开始在里光、司前一带发展较大规模的商品性土纸生产，并在洪口利用当地特有的陶土建窑烧碗，远销外地[2]293,323。此外，当地还有冶铁业、烧炭业、蓝靛种植业，它们的产品均销到外地[3]。凡此表明，泰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输出，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1840年五口通商以后，我国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口岸。地处浙江最南部的泰顺几年后便感受到自福州吹入的洋风。我们曾在泰顺县下洪乡发现当地一位 1929年逝世的老人的回忆录，回忆录中提到各类洋货传入泰顺的时间，其中时辰钟（时钟）于咸丰初（1851年为初年）、洋火（火柴）于同治初（1862年为初年）、煤油于同治年间都已传入泰顺[4]86-89。1877年温州开埠，新成立的温州海关发布的第一份贸易报告虽然没有记载温州腹地各县的商品状况，但附有一张地图，说明温州各地的航运和出口商品的情况②参见: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处于1878年汇编的Wenchow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77之Appendix No 2.。据图，泰顺出产茶叶、生铁、白银等，产品主要通过百丈溪-飞云江运到瑞安、温州等地。洋货的输入为数更多，下洪这位老人总结道：“凡外洋货物洋料等件，均系同治、光绪间到此。”[4]89

近代以来，飞云江水运日益繁盛，木船可自百丈口直下瑞安，再转温瑞塘河到达温州，船运始发地的百丈口发展为泰顺最重要的对外交通枢纽，而闽东北福鼎桐山镇的贸易也日渐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泰顺的商品生产规模得到扩大。

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山区商品经济的图像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泰顺各乡的出产并不相同。

北部飞云江流域各乡林木资源丰富，盛产毛竹、木材、木炭、土纸、茶油、茶叶、陶瓷等商品，这些物资一般都从各支流顺流而下，集中到百丈转运[2]323-324。

土纸主要产于里光、岭北、黄坑等乡，这些地方的人在百丈镇上设有纸行，仅里光人设的纸行便有二三家。当时瑞安等地的工厂靠木炭发电，百丈有好几家经营木炭的炭行，外销量颇大。经营木行、竹行的老板，以景宁县东坑人居多。

司前位于北部各乡竹木和土纸生产的中心，经营竹木是当地人的主要致富之道。当地富户陶铸、陶化龙兄弟就是靠一边在瑞安经商，一边在山上种树，等树木长成后运到瑞安赚钱，才得以重兴家业的①参见: 林鹗. 人物[C] // 林鹗. 分疆录: 卷8. 林用霖, 续编, 董宪曾, 参校. 光绪四年刊本 // 中国地方志丛书.台北: 成文出版社.。

里光乡位于司前西北部，毛竹和杉树出产极丰。叶山、榅垟、上地三个自然村的百姓基本都靠山林谋生，里光溪将几个村庄连接在一起，竹木顺溪流而下，经过里光、台边，到了司前镇，再继续走水路运到百丈口，直抵瑞安。里光村则发展了土纸制造业，当地有许多造纸作坊，到土改时仍有十余家。里光村的罗氏和林氏都以善于经营土纸业而著名，林氏曾拥有7个作坊，最多时有100多名造纸工人。里光村的造纸工匠不仅来自泰顺，也来自平阳等外县。

竹里乡位于司前的北部，也有发达的土纸业。北境靠近景宁的石角坑是乡内土纸业的中心，而南境的何宅洋等村庄则多以务农为主。每到农闲季节，何宅洋等村庄的人到石角坑，将那里的土纸或者半成品纸挑到百丈。

罗阳镇北部的碑排、岭北二乡是泰顺县盛产竹木和土纸的另一个地区，竹木和土纸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岭北乡村尾村为例，虽然位于溪谷盆地，耕作条件稍好于其他村庄，但耕地依然不多，土改前连同陈家垟约有100多户、400多人，只有耕地大约300亩，亩产不过二三百斤。水田大多为居住在县城或寿宁、景宁等县的地主所有，本地人或租田耕种，或帮工，贫农和雇农占了当地人口一半以上。土改前村中共有5家纸厂，至少需要20余个造纸师傅。村中经营土纸最好的一户人家姓潘，兄弟五人都经营花笺纸，纸张远销温州和上海。

竹子和杉木也是村尾村的主要商品。竹子主要销到县城罗阳等地，供制作晒谷的用具。杉木与竹子还远销温州，时有温州人到村中购买木材或毛竹，出资雇村民到山上背竹木，等到春天山溪涨水的季节，将外运的杉木或毛竹一根根放到溪流中，让它们顺水漂流到仙居，再转百丈镇出运。清明节过后，洪水开始发作，放排才停止。

在竹木资源相对缺乏的各乡，则发展其他的经营活动。如泰顺东部的筱村乡徐岙底村，半数家庭的经济收入依赖制粬（用来酿制米酒），而新浦乡吴宅的收入主要靠养鸡、养羊、种植茶叶等。尤其是泰顺的南部，各乡虽然也有竹木出产，但总体来说远不如北部各乡，主要依靠外出从事各种手工工艺以及茶叶种植和采矿业而谋生。

三魁的薛宅、张宅和秀溪边等村庄是泰顺著名的工匠之乡。无论在哪一个村，出外务工都是当地人的主要生活出路之一。据采访，在这些村庄，一般 10个劳动力中，5个在家务农，另 5个必须外出做工，做石匠、木匠、泥水匠，从事造房子、开山、造路、砌墙、造桥、建海塘等劳动，木匠还兼修造寺院。外出的地方，以福鼎、霞浦、福安、平阳这些靠近泰顺的县份为主。还必须指出，当时在泰顺绝大部分的村庄，外出做工都是农闲时候，而在薛宅、张宅和秀溪边，外出做工的人都不种田，家中的田地交给老人和妇女，或者请人帮忙，自己则一年到头务工，已成为脱离农业的专业工匠。

庵前村离三魁稍远，但情况也同于三魁各村。除了种田，外出务工，到福建的霞浦、福安、福鼎、寿宁、柘荣等县做泥水匠、石匠和木匠，也是当地人的主要生活出路，这部分人大约占了本村劳动力的60%。通常采用亦工亦农的形式，农忙在家务农，农闲出去做工，一年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一般情况是每年芒种的时候种下庄稼，此后便外出，等收割季节再回来。如果收割时赶上工程紧不能回来，就请在家的人帮忙收割。

类似三魁镇这种农村工匠外出劳动的情况，在泗溪镇、雪溪乡、龟湖镇一带都有存在。这些地方外出工匠人数未必有三魁那么多，且多以农闲为主，但农闲外出仍是解决生计的重要出路。例如泗溪前坪村无地少地的劳动力，大部分在家帮人种田，也有农闲时到福鼎、霞浦一带做弹棉花、泥水、竹器、木工等活。

雪溪乡桥西村的胡氏以拥有著名的古建筑胡氏大院而闻名泰顺，土改前桥西村的水田大部分属于住在胡氏大院的人家，每年收租达到上千担。此外，在周围各乡，北到刘宅，南到仕阳，东到积库，胡氏都有田地。除了来自地租方面的收入，制作并销售酿黄酒用的酒粬也是胡家的重要收入。酒粬不仅卖到本地，也卖到福建。卖酒粬赚了钱，再用来购买土地。当地农民以吃番薯丝为主，除务农外还到福建的宁德、建瓯、柘荣、福安一带做各种工匠。

雅阳镇百福岩村土改时全村有300多人，大多以种番薯为生。此外，农闲出外做工或当挑夫也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出外做工的人大约占全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主要做木匠、篾匠、泥石匠等活。本村靠近福鼎县城，一般当天去，第二天晚上便可回村。走路快的甚至早上3点前起身，当天深夜便可回到村中。福鼎靠海，海鲜以及各种货物较多。本村挑夫主要到福鼎将盐、海鲜、食品、布等货物挑到福州、罗阳等地，以赚取差价。

泰顺最南部的龟湖素以产矿著名，明清时期以产银为多。在龟湖靠近福建的崖壁上，分布着7个古代开采银矿留下的“七门银洞”。据老人相告，龟湖的银洞其实还不止这七个。本地人讲起明清采矿的情景，都说鼎盛时期龟湖有“四千打银工，三千来往客”，来往客不仅指做生意的人，也指为矿工服务的人。不过，由于被采访者无法告知时间，已不知所说的盛况是发生在明代还是清代。然而，1877年温州开埠时海关发布的第一份贸易报告所附的地图，在泰顺境内明确标出出产生铁、白银的标志①参见: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处于1878年汇编的Wenchow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77之Appendix No 2.，有理由相信直到清中叶龟湖一带还有采矿活动。此后，龟湖矿业走向衰落，茶油和桐油的生产得以兴起，龟湖被称为泰顺的油库，而以茶油最为大宗。挑夫们将本地产的茶油挑到洪口、百丈，运销温州；或者挑到福鼎桐山，供当地人造船。有的还挑到福建的白石和赛岐，转销福州。当他们返回时，再将各地的货物，如福鼎的鱼和盐、百丈的糖、寿宁比坑的粮食，运回本地，供本村的商店销售。因此，做挑夫也是龟湖部分人的生活出路。此外，另有劳动力的10% – 20%，从事木工、竹工、铁匠、石匠等劳动。

总的说来，在晚清民国时期，泰顺各乡利用山林资源和矿山资源，发展以杉木、毛竹、茶油、茶叶为主要产品的林业与林产品加工业，以及以土纸、陶瓷、薪炭、酒粬为主要产品的手工业，晚清时期在龟湖等地可能还有一定规模的采矿业。当地还盛产龙须席、桐油、纸伞等产品，这些都是外销产品①参见: 浙江地方银行总行于民国30年12月编辑并发行的《浙江经济统计》之表115 “各县手工业概况”和表76 “历年桐油分县生产量”.。

上述工农业产品，大部分销行于国内外市场。例如，以上提到的龙须席，便多销往温州下辖各县以及福建北部②参见: 浙江地方银行总行于民国30年12月编辑并发行的《浙江经济统计》之表115 “各县手工业概况”.。泰顺盛产茶叶，抗日战争前，除红茶、绿茶之外，还采制部分黄汤、银针、旗枪、白牡丹等名茶，销往上海、天津、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等地[2]277-279。当时外销茶叶因其箱装出口而被称为箱茶，1939年泰顺县外销茶计2 023.79市担，为温州最大的箱茶产县，并在浙江名列前茅。此外，还有各种内销毛茶12 890担③参见: 浙江地方银行总行于民国30年12月编辑并发行的《浙江经济统计》之表84 “各县箱茶产值数量”和表83 “各县毛茶产量”.。泰顺也是浙江外销土纸的重要产地，1938 – 1939年度外销毛边纸、花笺纸、翁笺、棉纸、元纸等各类纸张2万余件，产值居温州首位，并是浙江重要产区④参见: 浙江地方银行总行于民国30年12月编辑并发行的《浙江经济统计》之表116 “各县手工纸类生产数量”.。外销产品来自不同的地方，1937年前抗战爆发前民间流传“大安陶、洪口碗、司前纸、罗阳伞”一语[2]293，表明上述四个地方是这几种产品的生产中心。据以上若干乡的调查资料，木材、毛竹、薪炭也是泰顺的大宗外运商品。

如上所述，泰顺南部的三魁、泗溪、雪溪、龟湖等乡，都有农闲外出做石匠、木匠、泥水匠、篾匠、弹棉花、织蓑衣的习惯，这部分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有的地方，特别是三魁一带，工匠甚至终年在外，只有春节前后才在家，早已成为不务农耕的专业工匠。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甚至江西一带，泰顺工匠从事着修桥铺路建房的劳动，有的工匠以技术高超而闻名⑤笔者 2002年在武义南部著名的古村落俞园考察时, 当地老人告诉我, 负责修建该村那些漂亮古建筑的木匠来自东阳, 石匠来自泰顺.。这些工匠在各地的劳动收入，无疑是他们家庭收入的重要甚至主要部分。

我们在各乡镇调查时，老人们每每提到当挑夫往往是民国时期农民农闲时的主要活动之一。在 1958年公路修成以前，泰顺的陆路货运全靠人力肩挑，因此当挑夫成为贫穷农民的另一个收入来源，凡是开有商店或出产手工业与农业多种经营产品的乡村，必定要有若干挑夫，在农闲时候，将本地的出产运出去，将外地的货物运进来。挑夫们近程跋涉于县内乡间，远程则赴邻县。出去一趟，少则六七天，多则十来天。

还须指出，泰顺的很多挑夫并非只是单纯出卖劳动力的人，也是行走于各县的小商人。他们在将本地的货物挑到百丈镇、桐山镇等主要商品集散地之后，许多人还要购入这些地方的洋货、食盐、水产品，将之挑到寿宁、庆元、景宁、云和等比泰顺还要偏僻的山区县，出售之后再将这些县的香菇、笋干、纸等山货挑到泰顺或者瑞安、平阳等县出售，借以获取差价。这样的挑夫兼行商，出去一次往往要一个多月。我们在里光、庵前、三魁等地访谈时，了解到这些村庄都有类似的情况，可见挑夫兼行商是相当多的泰顺农民的谋生方式。

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运销的兴盛，必然促使泰顺形成商业城镇。总的看来，泰顺县的对外货物交流，主要倾向于百丈、桐山二个商业城镇。

百丈位于泰顺东北，是泰顺北部的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百丈口是县内飞云江木船航道的起点，泰顺至温州大路在此自陆路转为水路，上游各支流漂流而下的木排、竹筏在此汇合，重新整理以后顺流而下，土纸、茶叶、陶瓷、桐油等物产则通过人力挑运到此[2]323-324。船工们将本地及邻县的土产运到瑞安和温州，再顺道捎回一些海鲜、盐和日用必需品。百丈口商业规模超过县城罗阳，食盐、水产品的批发和销售量约各占全县的70%左右，米店、肉店、布店、百货店的数量与罗阳并驾齐驱[2]329-332。镇上人口不多，2 000余固定居民几乎都开店做生意和从事相关的服务业，是泰顺唯一的以商业为基本经济部门的建制镇。由于水运方便，邻近泰顺的景宁、庆元、寿宁、云和、龙泉等县的商人也将这些县的山货，运到百丈口再转温州，再将百丈进口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入自己的县。因此，百丈有“六县码头”之誉。据被采访者说，土改前百丈的生活水平居全县第一。由于生活水平高，百丈的姑娘嫁出去都要聘礼，嫁进来的就不用了。镇上有钱庄，有电话，商店都使用煤气灯，开夜市。

抗战前后，沿海交通不畅，百丈更发展为浙南闽北边境的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全国各地的货物通过温州、瑞安进入百丈，再运往浙南闽北各县。受此影响，交通路线经过的地方，例如泗溪南溪村和龟湖乡，商业均颇具规模。南溪村村中七八十户人家，大约有三四十户做生意谋生，其他人则多在农闲时帮人挑担。龟湖的店铺达到 37间，销售各种货物，云和、景宁、青田等地都有商人到龟湖做买卖。

桐山镇是福鼎县城，虽然属于福建，但位置靠近泰顺，泰顺南部以三魁、雅阳、泗溪、仕阳、龟湖为中心的各乡，到桐山的距离近于到罗阳和百丈，商业联系主要倾向于桐山镇。这些乡销往外地的货物大多挑到桐山外运，而所需要的货物如百货、煤油、肥皂、鱼、盐等货主要从桐山镇挑来。受此影响，桐山商业日趋繁荣，而泰顺南部各乡的商业中心始终处于较小的规模，即使三魁、雅阳、泗溪等稍微大点的商业中心，一般也只有三十余家店家。由于商业规模不大，南部地区的城镇无一超过北部的百丈镇和县城罗阳，甚至可以说连镇的样子都未形成。

总之，在近代的泰顺山区，拥有山林的利用毛竹造纸，将杉木、毛竹和土纸以及其他山林产品出售到外地，拥有矿物资源的发展采矿业或陶瓷业，缺乏山林和矿藏的依靠茶叶、茶油等出产，或者到外地充当工匠。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农闲充当挑夫，通过肩挑、背扛、放排等形式，将本地货物运出。有的挑夫兼行商，穿行于浙南的崇山峻岭之间。以上这些经济活动，构成泰顺山区商品经济的大致图像。

三、多种经营在泰顺经济中的地位

仅仅描述综合经营的全景图像，显然是非常不够的，还需要依据可靠的数据，才能清楚泰顺经济的构成。

1998年修的《泰顺县志》第十九编第二章“工人”，登载1947年县内工商业者的人数。抗战期间，浙江省内的部分学校、银行、企业及机关迁入泰顺避难，泰顺的工商业经济达到近代的高峰。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学校、银行、企业纷纷回迁，泰顺的工商业趋于衰落。尽管这样，1947年全县从事手工业、商业、运输业者仍有5 249人。1950年全县乡村（不含罗阳镇）个体手工业者11 817人；私营商店506家，经营者788人[2]504。在这些数据中，1950年泰顺已开始土改，对工商业的统计的准确程度要高于1947年。如果加上罗阳镇的可能人数，估计1950年全县个体手工业者应在12 500 – 13 000人左右，私营商店经营者在900人左右。泰顺在新旧政权更迭之际并未发生严重影响经济的稍大的战乱，估计三年前的1947年的工商业运输业人数不会比1950年有值得注意的增减。抗战期间是泰顺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高峰时期，估计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应超过1947年，可能会达到13 000人以上。如按每个家庭2个就业人口计，则抗战前在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方面就业的家庭，或可达六七千家左右。1940年6月泰顺县有46 767户①浙江地方银行总行于民国30年12月编辑并发行的《浙江经济统计》之表22记载: 1940年6月泰顺县有46 767户, 总人口185 229.，估计全县每百户家庭，约有15户左右依赖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应该理解为专业挑夫）为生。

保存在浙江省图书馆的民国《泰顺县风俗志调查纲要》提到全县职业人口的构成。据此资料，全县经常性职业人口中，农民约占70%，商人约占10%，土木及各种职业工人约占8%，其他职业者约占12%。依据这一数据，商人与各类工人合计占全县经常性职业人口的18%，还略高于以上的15%，因此工商业者占15%这一数据并不离谱，当然也反映18%这一比例离事实相差不远。《调查纲要》中的“其他职业者”，应该包括教师、官员、机关、军警人员和种种在服务业就业的人口，这部分占全部经常性就业人口的12%。后三部分相加，全县的经常性就业人口中，平均每百人约有70人是农民，另30人从事手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以及文教、行政、军警部门的工作。

以上第二节关于各乡农民从事耕作业以外各种经济活动的论述，已表明占就业人口70%的农民，并非都依赖农业为生。而且，农忙务农、农闲务工或从事运输业（主要是当挑夫），也是泰顺农民的习惯。这部分人员在泰顺农民中占较高的比重，如三魁庵前村民国时几乎60%的家庭都有人农闲时外出做工，此外还有一些人农闲外出当挑夫，他们的收入主要都来自非农经济活动。这种主要依靠农业以外部门谋生的家庭，按照三魁的案例，估计占泰顺农村家庭总数的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二左右。如将这一估计数，与《调查纲要》中非农部门占全部经常性职业的30%这数据相加，估计全县大部分家庭的主要收入都来自农业以外的经济活动。

即使纯粹的农业活动，主要收入也不是来自耕作业，而是来自竹木、茶叶、桐油、茶油等方面的经营活动。据统计，1939年泰顺县茶户总数8 930家，已占全县总户数的19.10%②参见: 浙江地方银行总行于民国30年12月编辑并发行的《浙江经济统计》之表82 “各县茶叶生产概况”.。竹木、茶叶、桐油、茶油等方面的生产，固然可以纳入大农业的范围，其实已属于林业。而农闲时从事烧炭、土纸、制粬等活动的农民，也不可能列入《调查纲要》中“土木及各种职业工人”的统计范围。

考虑到上述各个方面，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泰顺，完全依赖纯粹的农业活动而维持生计的家庭，只占全部家庭总数的小部分，大部分的家庭都主要依赖农业以外的职业或者经营活动获取自己的经济收入。虽然全县人口中农民仍占70%，他们依然在耕种有限的耕地，但对于他们而言，农业的收入只构成全部经济收入的较小的一部分，他们的生计主要不依靠田地，而依靠山林以及其他种种经济活动。可以说泰顺的基本经济并非以农为主，而是包括农业、林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在内的多种经济，而且农业的收入未必是第一位的。

泰顺经济的这一特点，至少在明清时期便已形成。它是泰顺人在山多田少、农耕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利用山区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良性选择的结果。晚清开埠以后，商品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不断下降，非农经济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成了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

理解泰顺经济的这一特点，便好理解泰顺的古廊桥和古民居。

泰顺是著名的廊桥之乡，至今仍保存着多达二十余座造型精美的古廊桥，其中的 16座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民间集资修建。泰顺还有随处可见的大片的古民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建筑气派宏大、细部装饰讲究。泰顺的古廊桥和古民居，使人们想到，在土改以前的泰顺，各村毕竟还有一些人，盖得起华美的大房子，供得起子孙读书，并且还能为村庄或附近一再修建的桥梁、道路、寺庙、宗祠捐资捐物。

有的地方造桥修路活动相当频繁。著名的北涧桥、溪东桥所在泗溪镇的下桥和白粉墙两村，从1671年始修北涧桥，到1849年，在178年间，对两桥的重修或重建活动达到平均每30年一次，最短的间隔时间只有 20年。尽管造桥时都有附近各乡的捐资或助力，毕竟主要的资金和人力物力都来自这两个村庄。两村在土改时不过一千五六百人，古代人口数量应该更少，调查中得知明清时当地会有一些人比较有钱，但也远未达到巨富的程度。在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建造两座跨度大、桥屋高、造型精美的桥梁，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即使不是无法承受，至少也是沉重的负担。因此，村庄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显然难以频繁地造桥修桥，并将桥梁造得如此漂亮。

曾有人以为，泰顺遍地是石材和木材，本地又多石匠、木匠和泥水匠，人民乐意参与公益事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因此，当地建造廊桥、祠堂的造价会比较低廉。于是，当地这些公共建筑的普及程度、修建次数和工艺水平，自会超越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上述看法，不无道理，应是泰顺有如此多的廊桥、祠堂以及公共建筑物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泰顺人是在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建造廊桥，他们会将廊桥造得如此精美和讲究，而且精美讲究的廊桥又是如此之多吗？即便建筑材料——木材和石材可以就地取材，请工匠毕竟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古民居同样如此，如果有能力建造大房子的人家，在村中只占极少数，村庄的房屋就应当绝大多数是泥屋、小屋和破屋，华美的大屋子的数量就应当是少之又少。今天在古村落中成片保留的古民居，提醒我们当年这些村中居住华美大屋的人家并非少数，而我们也不能以为村民是普遍的贫困。

在泰顺这样的山区发展商品生产，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根据 1963年的民间交通调查，泰顺全县50多个中心村落共有主道路234条，计4 321里，分布在各个乡镇，大部分都是明清民国时期所建。这些道路，除了村子之间的小道有泥土路之外，绝大部分都用块石铺砌，一般约宽1 –1.6米。尤其是通往县城的大道，路中铺以较大的平石，放在路心，直通县城，不容岔断。路两侧都以“滚沿”铺砌，并在靠山边一侧竖立一片石头用来防御山水冲刷，如里边较宽则留水沟泄水；如遇山涧或峡谷，则横砌排水沟，并置数齿碇步，以便行人过去。如果地形稍陡或遇到岩坡，则砌岭阶或凿石磴，方便安全行走。如此的砌路工艺，即使荒村野岭，也绝不敷衍滥造①参见: 陶九增. 泰顺古代交通与野外实体考述[C] // 陶九增. 笔耕拾零. 2008.。这些交通道路，绝大部分都是民间修建的，修桥铺路成为民间行善事的主要方面。如果没有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泰顺便不可能建成如此稠密和较高规格的交通网络，也难以修建将道路和村庄串联起来的如此众多和精美的桥梁。

同样是传统的农村社会，却因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经济的差异，经济的差异又导致其他方面的差异。或许，山林的阻隔，导致泰顺一方面没有田连千顷的大地主，绝大部分的家庭多少都拥有一点耕地和山园，可以获得维系家人生活所需的最低程度的粮食。另一方面，由于拥有丰富的山林资源和靠近沿海发达地区，人们可以投入农业以外的多种经营活动，借此获得自己的主要收入。许多家庭因而有所积蓄，可以将之用于家庭建房，也可以将之用于捐资造桥和其他的公共建筑，以及种种地方信仰和民俗活动。因此，这是个虽无巨富、也少赤贫的山林世界。数百年来泰顺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过着自己年复一年的生活。

[1] 傅衣凌.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C] // 傅衣凌.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卷 1.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47-77.

[2] 《泰顺县志》编纂委员会. 泰顺县志[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3] 董斿. 论泰顺利弊书[C] // 《泰顺县志》编纂委员会. 泰顺县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646.

[4] 吴松弟, 刘杰. 走入中国的传统农村: 浙江泰顺县历史文化的国际考察与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Commodity Economy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Taishun in Modern Times

WU Songdi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economy was heavily agriculture oriented, and the other sectors, includi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were much less important as compared to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Based on investigation data,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time’s Taishu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nd it was argued that the most households, including the peasant ones, in the mountainous Taishun depended primarily on income from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t was also analyzed that how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ffected the township distribu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oof-covered bridges, houses and roads; neither the richest nor the poorest existed while the most households were able to sustain basic living on the barely enough food from their small pieces of farmlands and woodlands; and because of Taishun’s rich natural resources and its vicinity from the better developed coastal areas locals were allowed to engage in a variety of businesses to have little saving, which could be used on construction of both private houses and public structures such as bridges, roads and family temples.

Taishun of Zhejiang; Modern Times; Economic Structure in Mountainous Areas; Cultural Effect

F061.5

A

1674-3555(2010)02-0016-10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2.003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赵肖为)

2010-01-23

吴松弟(1954- )，男，浙江泰顺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历史经济地理，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