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运波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

一

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挑战又极具变革的时代。全球化、现代化、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与被奉为具有第二次启蒙运动意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交互激荡,各种理论范式、反思和实验品格以及建构主义倾向呈现出的理论交锋与同台竞技现象异常活跃。在这些时代激流和理论交锋中,人们不断思考生活世界中所遭际的种种问题,并试图提供策略性解答。面对强势的全球化浪潮“这样一个进程可能导致各种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混合为一种单一的同类的全球文化”[1]的均质化忧虑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此外,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性、独特性的青睐给那些久在启蒙现代主义遮蔽下的声部以同奏的合法地位,这样一来,身份认同意识与自我确证观念开始凸显。作为具有自我标识尺度和身份确认意义的文化也逐渐跃居时代前台和许多学科的理论中心,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和2005年分别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和“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将文化多样性提高到国际社会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的高度,重申了文化间的对话是和平的最佳保证,可谓实现了文化与政治的联姻。

文化是诸多学科理论的汇聚地和竞技场,同样蕴含着各种理论争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理论阵营中以如下三大理论影响最为显著：一是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二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三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