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檀

汇率之争，是货币战争的第一步。

这一步，中国走得比日本早。在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之前，已经发生。由于金融危机，由于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人民币汇率为众目所瞩，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2010年3月15日，超过1/3（130名）的美国众议院议员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信中将美国国内制造业工人失业和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估值过低，要求奥巴马政府通过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并在4月发布主要贸易伙伴国汇率制度的报告中正式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以促使中国停止“汇率操纵”。

一贯以理性示人，并在中国经济学界拥有大量拥趸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一篇文章则可谓触目惊心：就是在3月15日这一天，《纽约时报》刊载的克鲁格曼的文章，标题居然是《拿下中国》！

克鲁格曼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捍卫者。他将美国的经济困境直接归咎于中国人储蓄与出口的经济结构：“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之下，中国正力图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而人民币币值低估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中国的汇率政策已经影响到世界上许多经济体，也榨干了本已深陷危机的全球经济……我并不是说目前需要采取某种强硬态度，只是当中国货币政策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已是该建立某种立场的时候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国际经济博弈正是如此。在公义与是非的漂亮外衣下包裹着的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日元汇率在美国的要求下大涨大跌，保护了美元的强势地位。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转移国内视线，保护本国经济，缓解就业压力，各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在卷土重来。贸易保护主义毕竟没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没有谁肯承认自己是重商主义国家，只是通过制定采购国产化率等规则，试探贸易保护主义与国际反弹的边界。

可以预见，只要金融危机尚未真正远离，贸易保护主义的魅影就不会离去。即便危机过去以后，面对中国逐渐崛起的大趋势，各国对中国的围堵、制裁、打压、阻击也不会停止。这不是阴谋，而是一场真正的“阳谋”。

一本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智囊马克·莱纳德撰写的《中国怎么想》正在西方世界畅销。对于中国是怎么想的进行探秘式的猜测，正是西方最感兴趣的议题。中国有人说不高兴，有人说好得很。从外界透过玻璃窗的侦伺未免隔靴搔痒，但身处其中，是不是能够认清庐山真面目，同样值得怀疑。

不管有多少争论，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需要的是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没有秩序就没有财富的持续生成。因此，中国应该尽量避免大规模贸易战的爆发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更为严重的情况发生，但中国也不应惧怕任何形式的恐吓。只有推行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如何做到世界宁静，和平共处？

在国内，中国有必要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变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内需刺激型，尤其是消费拉动型经济；在国外，抓住危机应急反应所带来的世界格局重建的机会，积极参与、融入全球经济。

这几年，对于如何转变国内经济结构，有见地的著述也出了不少，但对于中国应该如何参与世界格局的重建，切实、理性的声音实在有限。中国历来缺乏睁眼看世界的人，更缺乏平视外邦的气度。这部《中国反围堵》的作者们显然对此现状有所不满，他们把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的突围放在一个历史长程中进行解读和评论，我以为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伴随大国崛起的必然是包括货币战争在内的全球产业战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这场战争。《中国反围堵》后记中提到了史学大师吕思勉的一句话：“蜀之国势，非以攻为守，亦无以自立。”诚哉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