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拓彬

（温州大学 思政部，浙江 温州 325035）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P7）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世纪性难题”。为解决这一世纪性的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中，为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艰辛的开创性探索，既有正确的成果，也有失误的教训，但是它们都是后人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这对于我们正确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间经过7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而来的。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我们严重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建国后的头几年，我国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的。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2]（P305）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几乎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并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何况每一种模式的实行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一种模式在这个国家也许可行，在另一个国家也许就不那么可行。苏联模式也是如此。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建设道路的寻求。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与管理体制遇到严重的挑战，社会主义建设中比例失调的问题凸现出来。与此同时，一贯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并对照搬苏联模式不满的毛泽东，也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逐渐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陆续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1955年底，他在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也是和当时的国际环境分不开的。1956年，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年，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确立起来了。在国际上，苏共召开二十大，第一次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阴暗面和斯大林的错误，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剧烈动荡，这对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不能不重新进行思考，促使人们解放思想。这就破除了对斯大林理论观点和苏联建设模式的迷信，打破了长期把斯大林神化和苏联经验教条化的思想禁锢，极大地促进了党和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时，至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也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这就更加促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从1956年初开始，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正式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

面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中，从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它进行了全面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的和直接的思想理论渊源。

（一）在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中国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课题。毛泽东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开始的。何谓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如何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大国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鉴于苏联和东欧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先后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指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3]（P314）所谓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4]（P400）由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必须把重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作为投资的重点，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这是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安全，实现国家富强所必需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4]（P400）“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党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5]（P958）“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4]（P269）这是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4]（P400）“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4]（P269）而且“基础更加稳固”。[4]（P269）他还以史为鉴，谆谆告诫全党：“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4]（P401）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在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实践中，由于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比较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适当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践证明，毛泽东开辟的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非常正确的。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构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于1954年、1964年、1975年三次制定和规划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宏伟蓝图，提出在20世纪内，分两步把我国建设成为 “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构想，并设想用100年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6]（P132）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又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经过多年的实践，在逐步提高了对科学技术在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后，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6]（P439）同时把它作为在20世纪内奋斗的目标。1975年，当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在阶级斗争名义下人为制造的无休无止的争斗十分不满、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渺茫的时候，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这一目标，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但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重大问题缺乏始终一贯的科学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7]（P154）

（二）在经济体制方面，提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以及重视价值规律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建设社会主义应当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是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针对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开始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认为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三个方面。[7]（P178-179）他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4]（P275）同样，“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4]（P273）为此，他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4]（P275）扩大一点企业的权力，企业可以办成独立或半独立王国，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4]（P275）“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4]（P275）中共八大以后，基于党和国家着手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毛泽东还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作了探讨。“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8]（P170）“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8]（P170）他甚至提出可以在一定时候“利用外资”，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山，向他们学技术。此后，他又强调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的领导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虽不尽完善，但这些思想客观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依据和宝贵经验。

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上，毛泽东曾提出：不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错误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他说：“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5]（P974）他还说，中国原来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商品经济搞久一点好，主张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5]（P978）不久，毛泽东又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 他在195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在同年3月的一个批示中还写道：价值规律“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P34）毛泽东从经济规律的相互联系中研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显然已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更加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这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也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三）在发展动力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以及解决矛盾的一整套方针方法

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还有没有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从苏共“二十大”到波匈事件，以至出现1956年秋冬我国个别地方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等不安定的情况，这表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已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对此，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其他重要讲话中，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后人往往把这两对矛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各种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还存不存在这方面的基本矛盾，长期以来，“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4]（P372）斯大林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一命题出发，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4]（P373）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通过社会主义两类社会矛盾表现出来的。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4]（P364）两类矛盾性质不同，处理方法不同，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针和政策是，在经济上，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还明确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强调指出：“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4]（P375）以上这些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提出，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着的各种矛盾，探寻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有效方式方法，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四）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发展科学技术以及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9]（P663-664）早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4]（P6）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一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 ”[6]（P159-160）“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6]（P181）因此，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来，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进一步论述。1958年初，毛泽东又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并要求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他在1963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P351）二是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8]（P2）在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提出现在我们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为此，要培养大批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年后，他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 ”[10]（P1682）并强调指出：“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10]（P1682）为了造就这个宏大的新部队，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要坚持走“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10]（P1696）道路。三是制定了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0]（P1572）接着，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讲话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0]（P1572-1573）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10]（P1574）“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10]（P1575）毛泽东还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及后来的其他谈话中，阐明了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古为今用”是对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正确方针，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洋为中用”是对待外国文化的正确方针，应当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以上这些积极的认识成果，是在当时极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中取得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整个20年探索中光彩夺目的灿烂“亮点”。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有的并未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能坚持下去，但它们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11]（P300）

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现实启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在取得上述丰硕的理论成果的同时，也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曲折和失误。1957年下半年以后，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认为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有利的国内环境，可以很快地实现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在经济建设上往往急于求成；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容易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产生的不同意见视为 “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导致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左”的偏差，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方向，出现了曲折，以致后来又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7]（P114-115）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所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遭受曲折和失误的教训，这是不奇怪的。不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负面的教训，只要科学地加以总结，都是宝贵的财富。事实上，正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惨痛教训，为后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创造了前提和条件。[12]（P196-197）归纳总结起来，其失误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时理论与实践是脱节的；有时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分离；有时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实践的失误。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几乎被抛开了，它直接导致探索建设新道路被引入歧途，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13]（P23）

第二，没有科学判断基本国情和时代主题。长时期内，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判断失误。这种错误判断，同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轻率地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估计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对社会发展阶段和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直接造成党内长时间以来对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认识发生极大的混乱。毛泽东对国情的估计也存在很大的偏颇，对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认识不深刻，也不全面。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也不准确，着眼点放在战争与革命上，肯定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准备大打、早打等，直接影响着对国内工作的指导。

第三，没有科学解决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问题。“左”的错误思想长时间在党内存在，并发展到支配全局的地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缺乏党内外的监督机制；党内民主生活长期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不断膨胀，破坏集体领导；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党纪国法抛到九霄云外。这些教训永远不能忘记。[13]（P23）

第四，没有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最大的失误是轻率地抛弃了党的八大通过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1958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忽视客观经济规律、难以实现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急于求成的路线。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我们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地位，以及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和意义。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坚实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实事求是，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党的领导工作程度不同地背离了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由此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严重失误。虽然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曾在发现“大跃进”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是否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但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以至于发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7]（P45）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他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的失误恰恰就在于他偏离了这个正确原则，把马克思针对在发达国家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结论，照搬到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这难免不发生失误。

第二，必须客观地分析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现实基础，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曾比较正确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但由于我国当时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足够的经验使我们能够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很清楚的认识。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没有能够坚持和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初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后，毛泽东虽多次讲到中国的“一穷二白”，意识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然而，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上急于求成，关注的侧重点却转向了穷、白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一面。在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上出现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进而把对社会主义理解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中断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之路。任何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思想，只能是欲速则不达，不仅不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反而打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第三，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均证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总是同政治上的民主建设相一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的转化，发展战略和决策的制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都需要高度的民主制度作保证。而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能得到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加之毛泽东晚年时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顶峰，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任而得势横行。[12]（P198）要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滥用和毛泽东晚年历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第四，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可以说，没有人能比毛泽东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有更深刻的了解，也没有人能比毛泽东对这个人口众多的贫穷落后大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困难了解得更深。事实也已证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物质和科技条件，而要创造这些条件，我们首先能办到的是发挥人的力量。但是，毛泽东从这一点出发，过分强调人的能动性和群众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到忽视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道路上去了，结果受到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忽视科学和客观规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群众运动代替科学技术，试图把战争年代的经验和政治运动的经验运用于经济建设，单凭政治热情和依靠群众运动来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在生产关系方面，片面夸大生产关系的作用，只强调或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似乎生产关系可以根本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随意变化，而且只要变化，就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上强调“一大二公”，集体化的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制的程度越高越好；在分配方面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目的就在于要变农村小集体所有制为大集体所有制，凭主观热情向共产主义“穷过渡”。[12]（P197）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虽然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犯过包括 “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遭受了重大挫折，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从历史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党逐步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经过了一个反复的探索过程，其间也经历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两次重大挫折。八大以后社会主义建设20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为我们逐步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取得的成果，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和条件，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7]（P116）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09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魏晓文,方玉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案例式专题教学教师用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3]陈登才，陈雪薇.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得失[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