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承耀

黄宗羲民本思想及其启示

乐承耀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浙江宁波315000）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他的民本思想产生有其历史条件。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及明末清初的社会影响是其实践基础。黄宗羲民本思想内容丰富，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对封建帝王进行深刻批判，关注民生，提出“工商皆本”，揭示税费改革怪圈。他的切合实际、符合时代要求的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有其影响，而且超越时空，在当代依然有其启示。

黄宗羲；民本；启示

中国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在民本思想上都有自己的见解，黄宗羲就是其中一位。研究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从中能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黄宗羲民本思想形成的社会环境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时代产物，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黄宗羲的民本思想的形成，有其一定的社会环境。

（一）经济环境：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

黄宗羲出生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所生活的年轻时代正是明代晚期。这是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年代。明代中叶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成为黄宗羲民本思想形成的经济环境。

应该看到，明初一再施行“海禁”，颁布种种条款的约束。然而海外贸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世界海洋经济开始发展。16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殖民主义相继东来，西方的探险家、商人以商业和掠夺的手段，借海洋交通便利逐渐伸展势力于中国沿海民间的海上贸易的发展。明代嘉靖以后，虽然还禁止民间海外贸易，但私人海外贸易在暗中发展，而且形成不少海商集团。比如，鄞县人毛海峰、徐碧溪、徐光亮、叶宗满等人就经常装载硝磺、丝棉等违禁诸物抵日本、暹罗（泰国）、西洋诸国“互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出现，定海（镇海）人方子亭、严翠梧合资经营，雇佣工人。王在晋的《越镌》就说到：“一船方子定为长，而合本（股）者为严翠梧也”，并雇用薛三阳、董小等人，“以数十余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余金之船，卖千金而返”。王在晋的这段话表明浙东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发展，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随之，新兴市民阶层伴之产生。他们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开始向传统的君权挑战，而早期市民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又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结合在一起，并迅速反映在意识形态上。黄宗羲目睹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经济内部的持续发展和新兴市民势力的日益壮大，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开始产生关注民本、抨击封建君主的思想。

（二）政治环境：明末的吏治腐败和阶级矛盾尖锐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形成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一定联系。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废除了宰相制度，加强六部权力，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到了明中后期，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而现有的政治体制却与新生的生产关系相抵制。新兴的商人、市民希望谋求政治上的利益以便更好地维护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明末的吏治腐败，内阁大权独揽宦官为虎作伥，魏党跋扈，祸人误国，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宦官斗争频繁进行。黄宗羲也积极参与反宦官斗争。1638年（崇祯十一年），黄宗羲与万泰、陆符等人列名于《南都防乱公揭》，发布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也觉察到了新生事物对其专制统治利益的危害性，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王朝，于是采取兼并土地、加重赋税等措施来巩固其封建统治。明朝末年，封建国家赋役沉重。明政府在正赋外加派辽饷、剿饷、练饷的“三饷加派”，超过正赋好几倍。浙东人民所负担的赋税更为沉重。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慈溪奉带征加派巡饷银6614两，内田每亩加征银9.78厘，地每亩加征银9厘，山每亩加征银7.2厘。与此同时，土地高度集中，兼并加剧，使贫苦农民抛弃自己小块土地，沦为佃农、雇工和奴婢，或者成为流民或饥民，致使社会矛盾激化，被统治者称为“流寇”、“山贼”、“饥民”的破产农民不断起来反抗，仅浙东就有10余次。明王朝也正是由于吏治腐败，官吏横征暴敛，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尖锐，最后导致灭亡，明末的政治变迁必定会对年过而立的黄宗羲带来一定影响。

（三）特殊环境：清初的浙东战事和迁界

清初浙东的特殊环境为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形成也提供了条件。

清初，浙东抗清斗争如火如茶。黄宗羲参加过抗清斗争，组建“世忠营”参加反清，达数年之久。“公与仲叔两弟，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步迎监国鲁王于蒿坝，驻军江上，人呼之曰‘世忠营’”。王翊、王江在大岚山的“四明山寨”抗清也声势浩大。清廷采取军事镇压和迁界相结合的强硬手段，使浙东人民深受其害。清初的浙东战事和迁界使昔日繁华变为废墟。清军在浙东通过“屠城”、“洗山”、“禁海”、“迁界”，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死者不可胜数。李邺嗣在《兵焚后野步哀甬东》诗中记载说：“战垒村村见，愁云日日浓。乱骸争白草，旧鬼失青松”。宁波作为浙东中心，地处沿海，又是浙东抗清力量集中的地方。因此，宁波成为清廷迁界的重点地区，舟山、镇海、象山及宁海等地都有迁界，舟山更受其害。黄宗羲的《舟山兴废》揭示了迁界给舟山民众带来的灾难：“丁酉，北人（指清军—引者）以舟山不可守，迁其民过海，迫之海水之间，溺死者无算，遂空其地”。

黄宗羲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明王朝的腐败所导致的覆灭以及清军的屠杀和老百姓的悲惨命运使他从战乱连连、兵慌马乱的朝代更替的“乱世”中，以其深刻尖锐的目光洞察出了君权专制腐朽的本质，提出了骇世惊俗的民本思想。当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人发现新生的清王朝不但滥杀民众，而且压制先进生产力。于是，他们积极提出自己富有创见性的思想，主张以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关注民生，主张轻摇薄赋、发展工商业。这表明，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正是他正视社会现实的结果，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二、“天下为主，君为客”：黄宗羲民本思想基本内容

黄宗羲的“君客民主”观点，是他民本思想基本内容，也是他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观点。

在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中，民本思想一直居于主要地位，是中国古代治国的重要思想基础。所谓民本，是指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即以民为国之本，并以民众为执政施治的基础。以民众为本，政权才能巩固，天下才能太平，失去民心，政权就会丧失。黄宗羲为维护封建统治，主张封建君主、官吏在治国中应该以民为本。他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

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人的主体地位和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就是说，谁是社会的主体。这是根本的问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深刻阐述了这个思想，对君民、君臣关系提出新的看法和新的观点，这就是谁是社会主体，用黄宗羲的话说，就是谁为主，谁为客的问题。他明确地提出“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认为“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作为君主，必须“不以一已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对于“为”与“被为”的关系说得很清楚，这就是君主只能“为天下（人民）”，不能使天下“为君主”。这里的“天下”是指“兆人万姓”的人民。“天下为主”也就是以人民为主，君主仅仅是为民众服务的公仆，从而肯定了民众的主体地位。

在君臣关系上，黄宗羲也认为，臣并不是为君主服务，他的职责与君主一样都应该为“天下”服务，也就是为“万民”服务。他在《原臣》中说得很明白：“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后世的人臣不明此义，是“宦官宫妾之心”，“私者之事”。

（二）天下之治乱“在于万民之忧乐”

正是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黄宗羲进一步提出天下之治乱在于“万民之忧乐”的观点。他在《明夷待访录·原臣》中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作为臣子的目的是“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应该说，天下万民既是社会的主体，为此，“万民之忧乐”就是社会治乱的标志和衡量一切政治行为的试金石。作为管理国家的执政者的君与臣，理所应当共同分担治理天下的事务，同为天下兴“公利”，释“公害”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因此，“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这就是说为了天下万民的“忧乐”，应该整饬吏治，厉行政革，甚至勇于牺牲地同无道的君主做抗争，如果听任为君的纵情恣欲、胡作非为，乃至“杀其身以事其君”，这只能是“愚忠”，并不是为臣之道。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君臣关系常常是被颠倒了，“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这样，臣子成了君主分治天下的工具。

如何实现“万民之忧乐”，在黄宗羲看来，就在于行仁义之道，即统治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仁与不仁的区别，就在于是“从一已起见”，即从私人的利欲出发，从天下民众的生存出发。君主与臣子应该施仁政，以“万民”之忧而忧，以“万民”之乐而乐。这样，则“天下归之”；凡求富强、欲独乐而病民者，则“自遭陨灭”。

（三）封建帝王为“天下之大害”

黄宗羲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认为君主颠倒了君与客的关系，侵犯了“天下人的民众”。封建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产业，“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为满足他的“大私”，“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痛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的法令为“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甚至直斥为“非法之法”。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他总是对封建帝王作直接批判。明太祖朱元璋罢置宰相后，一切军政大权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绝对专制，在意识形态上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孟子节文》，是朱元璋强化专制主义统治的产物。1394年，朱元璋令老儒刘三吾删《孟子》。把《尽心》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梁惠王》中“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可杀”与“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离娄”中“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雠”；《万章》中“天与贤则与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而不听之，则易位”等具有强烈民本主义色彩的话删去，达85条之多。这些话虽出自“亚圣”孟子，但朱元璋觉得与封建专制是格格不入的。经过腰斩的《孟子》，取名为《孟子节文》，刻版颁行全国学校，为士人的必读课本。试官不得以所删85条中的内容命题，士子也不能以这85条去应试。

封建国家的君主普遍采用专制独裁的政治统治制度，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朱元璋是明代开国皇帝，他勤政，严治贪官，强化封建法制，实施一些有利发展生产的措施，但他在执政期间随意杀害民众，实行严酷重典，大肆杀戮功臣。黄宗羲正是对朱元璋的滥杀行为进行评击。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黄宗羲把矛头直指朱元璋：“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黄宗羲对朱元璋还大加指责：“元、明之开创者，不可称不嗜杀人，而天下为威势所劫，亦与秦隋无异”。黄宗羲把朱元璋的残暴与秦始皇、隋炀帝相比，可见其笔锋是对准君主暴政的。

三、民生关系“社稷之存亡”：黄宗羲民本思想重要观点

对“民生”问题的认识是黄宗羲民本思想的重要观点。重视民生是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思想。所谓民生，就是指国民的生计与生活问题，包括民众的衣、食、住、行、用、生老病死等方面，是国家和社会组织活动的重要目的。既是生活问题，亦是执政问题。黄宗羲正是从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实际出发论述民生问题的作用，认为民生并不是小事，“关系社稷之存亡”。

（一）民生作用的认识

黄宗羲深知，四方“劳忧”、“民生憔悴”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为政者要顺从民众的意愿，关注民众的物质需求。黄宗羲认为尧、舜、禹三代注意民生，汉、唐、宋也相传此良法。但秦、元而尽失。

大明三百年的基业一朝坍塌，给予当时的历史学家不小的震惊，他们都在探索明朝灭亡的原因。黄宗羲也是在总结明亡历史教训中，看到了民生作用，认为民生关系“社稷之存亡”。得出了民生之苦导致王朝灭亡的结论。黄宗羲看来，明王朝的最大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它是足以危涉“君王”的统治。明王朝“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四处劳扰，民生憔悴”，致使社稷之亡，改朝换代。

因此，满足民生的需要是统治者执政的出发点：“六经皆先王之法也。其垂世者，非一圣人之心思，亦非一圣人之竭也，虑民之饥也，为之井田；虑民之无教也，为之学校；虑民之相侵也，为之兵车；虑民之无统也，为之封建；为之丧葬，恐恶死也；为之祭祀，恐其忘远也；为之礼以别其亲疏，为之乐以宣其湮郁，诗以厚其风俗，刑以防其凌辱”。在这里显露出民众是历史创造的源泉的思想光辉。

（二）揭示税费改革怪圈

赋税问题事关民生。税负是否沉重关系到民众的生活。执政者关注民生，必须轻徭薄赋，减轻民众的税负。汉高祖、唐太宗等明君都这样做。比如汉高祖刘邦即位后，改变了秦代涸泽而渔的剥削方式，轻田租，十五而税，景帝最终将田赋的比例定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与此同时，口赋、算赋、更赋在文景时期也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减轻，结果出现“文景之治”。但中国古代多次进行赋税改革，无论是唐的两税法，还是明的“一条鞭法”，在解决政府财政困难方面有一定作用，改革之初对民众的税负，也有所减轻在某些方面也对人民有些好处，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这些税费改革的结果总是使农民税负越来越重。

黄宗羲面对明朝败亡事实，深刻反思秦以来王朝灭亡的种种原因。尤其是他考察了魏晋以来各朝赋税制度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赋税问题与民众的生活连在一起，解决赋税问题与土地问题一样，对减轻人民的负担起着作用。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说“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吾见天下之赋税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曰困于前”。“儒者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矣，孰知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这就表明，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既要注意土地问题，也要注意赋税问题。另外，黄宗羲指出了历朝的土地和赋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三害”，即“积累莫返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和“田土无等第之害”。这“三害”使中国百姓“苦暴税久矣”。他在分析赋税“积累莫返之害”时指出：历代赋税都有“税轻费重”的情况，为减轻农民负担，唐、宋、明等朝代做过“并税除费”的改革，试图用把杂费并入税收的办法来减轻对农民的乱征杂派，但这些改革仅最初几年见效，未几额外摊派有增无减，税外产生新的杂费。宋代赋税相沿唐的两税法，但又“复敛丁身钱米”；明代推行“一条鞭法”，将力差、银差归并，与田赋一起折为银两合并征收，但过不了多时，“杂役仍复纷然”。万历年间旧饷500万，其末年加新饷900万，崇祯年间又增练饷730万。不久，“三饷”又成为固定税收，农民的税负比以前更重。并税改制的长期效果与改革初衷竟然背道而驰。黄宗羲指出：“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这里把民众税负的增加与国家灭亡连系在一起。为此，黄宗羲概叹说：“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

针对“三害”的现实，黄宗羲认为治天下者要“轻其赋敛”，并就赋税制的改革提出了建议，这就是“反积累以前而为之制”；对“上授之田”与“自有之田”征收不同税率；“任士作贡”，即按当地所产征收实物，反对田赋征银；“下下为则”，以最差田地的产量作为确定田赋的标准和准则。后人则把它称为“黄宗羲定律”。

（三）宽商、惠商，重视商人地位

黄宗羲民生思想还体现在发展工商业，宽商惠商，重视商人的地位。因为发展工商业是民生问题重要内容。

自秦汉以来，崇本（农）抑末（商）是封建社会的一贯指导思想。宋元以降，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日趋发达，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于工商业的发展已经十分关注，浙东形成了浓厚的区域商贸文化传统。南宋思想家叶适明确指出：“夫四民（士、农、工、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就使浙东学者更注重工商。王阳明认为工商业与农业一样，都是应该从事的职业。“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提出“四民平等”，制订一些宽商惠商政策。诸如，维护商人的利益，提出“商独非吾民乎？”观点，对商人经营的辛苦深表同情。

黄宗羲继承浙东学人发展工商的思想，他在《财计》篇中，批驳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观念，要求发展“切于民用”的工商业，使其同农业一样达到“富民”目的。提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主张工商并重。他认为“本”、“末”不应该按农业和工商业来划分，而应按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来划分，凡是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的都应“本”，工商业是社会、国家需要的，都是“本”。工商皆本思想，正是对浙东商品经济发展和工商业的社会作用的敏锐总结，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重本抑末论”的离经叛道公开批判，是一个富有见地的新思想，适应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要求。与此相关，黄宗羲提出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主张，诸如货币流通思想，主张“废金银”、“通钱钞”的币制改革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是符合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要求的。对民生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发展工商业，为民众提供了更丰富的物质产品，也使失去田地的农民有了就业机会，是“富民”的主张。

四、余论

陈来教授在《黄宗羲民本思想的现代意义》中说过：“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和民生思想在大力推行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其重要的意义，认识和发展黄宗羲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理解、发展、实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确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温家宝总理十分重视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他在回答记者关于怎么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问题时说：最重要的是要精简机构和人员。如果不精简机构，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与此同时，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2005年在收到新版《黄宗羲全集》之后，他在给史晓风先生的信中再次高度评价黄宗羲的学术思想：“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在这封信中，温总理也表露了自己的心迹：“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温总理的信，不仅是对黄宗羲学术思想的评价，也反映了国家领导人以民为本，“思万民之忧乐”的执政理念所在。这更加表明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已成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当时有其影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能从中得到有益启示。

启示一，重视人的主体地位。黄宗羲民本思想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统治者“重民”，则“其兴也勃焉”；统治“薄民”，则“其亡也忽焉”。我们从明王朝的失败历史轨迹中可以看到政权存亡与人心向背的关系。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明王朝之所以一朝覆灭，正是一吏治腐败、横征暴敛的结果。历史是最权威的教科书，它以鲜明的事实告诉我们：支配政权兴亡的不是统治者的主现意原，而是该政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心声。我们要借鉴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治乱在于“万民之忧乐”思想，在治国中要树立执政为民理念，对人民生活的关注，执政者应该成为人民公仆。要以“万民之忧乐”作为执政标志，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

启示二，重视民生，关心人民的利益。这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良方，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中国观阶段社会问题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社会问题多集中在与基本民生相关的部位。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我国目前的民生问题不容乐观。例如，贫富差距比较严重，居民的就业及住房问题不尽人意、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水准较为低下等，这些对于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会造成影响。为此，我们要从黄宗羲重视民生、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中得到借鉴，必须重视基本的民生问题，将之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把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关注民生、珍惜民力结合起，以优良作风取信于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条件。

启示之三，减轻农民负担。黄宗羲揭示税费改革怪圈给我们提供了启示：重视民生必须减轻农民负担，古今同理。农村的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使经济剩余极大增长。要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遏止农民负担加重，必须从两方面下功夫，一是让农村变成工商型社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二是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体制改革。前者使政府的开支不再依赖农业收入，后者可以节约政府开支、堵住政府自身膨胀的路。

注释：

（责任编辑 梁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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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8-4479（2010）06-0115-06

2010-10-19

乐承耀，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