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

老中宣部的同志都习惯称龚育之为“老龚”，我也喜欢这样称呼他。这样，自然、亲切。

我知道老龚的大名，还是在1964年我奉调中宣部工作之前。那时，中央正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摘帽”“加冕”，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改称“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一天，我在旧书店游逛，发现有一本龚育之编译的《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其中讲到接受科学技术遗产，团结教育旧科学技术专家；培养工人阶级科学技术专家；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先进科学技术；对科技工作和科技专家的关怀、鼓励和帮助。当时觉得这本资料书于我有用，就买了下来。这是一本旧书，只卖2角钱。

我到中宣部工作之后，才知道龚育之就在我的身边，原来他竟这般年轻，对他不禁肃然起敬。虽然他在科学处，我在教育处，不在一个处工作，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但单位不大，慢慢也就熟悉起来了。

老龚是中宣部有名的笔杆子，大秀才。他参与了调整时期《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高教六十条》以及部领导许多重要讲话的起草，部里许多重要工作也都有他参加。中宣部有条纪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自己做的事不能对别人说，别人做什么你也不要问。但有些事情是瞒不住的，如老龚他们起草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即后来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看到他们从中国科学院、人民大学借调了好几位同志来中宣部一起写作，这个“秘”自然就很难保得住了。

同社会上许多人一样，部内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当时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非常反感，觉得说吴晗写“退田”、“平冤狱”是影射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单干风”、“翻案风”，并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太恶劣了。周扬主持，由老龚他们执笔的署名“方求”的文章，虽然在当时情势下，也不得不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不像姚文那样简单粗暴，没有硬说吴晗主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文章引用了列宁很长的一段话，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本来要到的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房间”，“也是社会主义的房间”；这走进了的另一个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这样，既与当时的批判口径相一致，上到了“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纲上，又不否认其本来要进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房间”的主观动机。我们当时读了，觉得很新鲜，有说服力；社会上很多人也认为这篇文章是说理的，不像姚文那样蛮横。“文化大革命”一来，这篇本是批判吴晗的文章反遭批判，被说成是对吴晗“假批判真包庇”，是同姚文元的文章“唱对台戏的大阴谋”。其实，方求文章还是真批判，不能说全是假批判，同姚文唱的也还是同一台戏，只不过是比较起来还讲点道理，还与人为善，不是那样凶神恶煞，无限上纲。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的写法就同姚文元们那套极左的做法区别了开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对立了起来。在那个极左思潮狂飙突起，暴风雨骤然来临的时刻，方求文章真可谓煞费苦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姚文的抵制，显示出了智慧和勇气。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宣部被诬为“阎王殿”，部长们被诬为“阎王”，处长们被诬为“判官”，称之为“黑帮”。老龚不是领导干部，只是一名干事，但就因为他干的工作多，表现突出，也被打入了“黑帮”的队伍。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谁做的工作多，谁的贡献大，谁的“罪行”就大，谁就得受到批判和冲击。以一位普通干事而忝列“黑帮”行列，今天来看，是对他在中宣部工作中所处地位和所作贡献的认定和评价。那不是他的耻辱，而是他的光荣。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一条大“罪”是参与了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有关工作，他因此受到严重的错误的批判，后下放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在“砸烂”“阎王殿”的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他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联系实际，深入思考，从思想理论上为他在新时期进入新境界，作了充分的准备。

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老龚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重要文件的修改。这是他在《二月提纲》之后，新时期到来之前，所参与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此时的老龚48岁，正当年，在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方面，进入了他一生的全盛时期。他对新时期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大功的，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研究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我在同他的接触中感到，他自然科学的功底很深，又精通哲学和历史，学贯两科，使他思想深邃，见解独到，极富创造精神。像他这样，在长达数十年中，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方面不断地让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放出光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地作出新贡献，在党内是非常难得的。

新时期，我同他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同他一起参加过一些中共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如《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关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若干意见》等，在日常工作中也有所接触，得以有幸向他学习。

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这一部分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中国和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一方面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只有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而不是用僵化观念来裁判生活，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两者统一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新时期党的文献中较早系统论述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性的论断。这段经过反复修改、锤炼和完善的文字，凝聚着老龚的智慧和心血，当然也有其他同志的劳绩。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把稿子送到他手上时，最后一句话只有“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而没有“创造的观点”。“创造的观点”是他在修改时特意加上去的。我觉得他加得好。发展固然也包含有创造的意思在内，但毕竟不够鲜明，经他这么一改，创造精神就异常醒目地凸显出来了。他在这个决议起草中在思想理论方面的贡献很多，当然远不止这么一点，但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智慧和创见。

《关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若干意见》，我是起草者之一，老龚是起草组的顾问。记得他曾提过一条重要意见，说要写上发挥文艺的批判功能。根据他的意见，文件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需要对革命和建设及一切美好事物的热忱歌颂，也需要对丑恶、腐朽事物的鞭挞，目的和基调都应该是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暴露黑暗”问题，充分发挥文艺的批判功能，是新时期我国文艺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要经验，老龚的提示非常正确，符合辩证法。

1988年11月，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举行。这一年5月，老龚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写了一封信，托我转呈。胡启立时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是该小组秘书组副组长，当时正在参加文艺文件和文代会祝词的起草工作，是文件起草组同上面的联系人，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老龚觉得让我来办理此事比较合适。他在信中说：“今年秋天要开文代会，文联改选，周扬现在仍是文联主席，这次当然要改选他人。可否就此换届改选的机会，对周扬一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作出贡献，给予恰当的、肯定的评价，以某种较为郑重的方式，作出表示？就周扬一生来作总的评价，我想不会有多大的争议，而从文联改选提出此事，又比较自然。我觉得，做这件事有好处，比等到周扬同志逝世后再做好些。”9月，他再次上书胡启立，建议就此文联换届之际，对周扬几十年来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中国文联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示敬意，并重申在文联换届时提出此事比较自然，从总体上对周扬一生的贡献作肯定评价，也不致有什么争议，现在讲一讲，比日后到追悼会上去讲要好。老龚两次上书，可谓执着。周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当时没有人敢于提出在文联换届时对周扬一生贡献作出肯定评价的问题，老龚出以公心、良知和善意，仗义执言，一再申述。胡启立对来信十分重视，在文代会前夕，到病房探视了周扬，还有冰心。老龚的建议未能如愿以偿。我却再次看到了他的正直、坦荡和胆识，领略了世事之艰难。

2003年9月，经过两年半左右的时间，我写的周扬传的初稿终于完成了。老龚一向十分关心本书的写作，我打电话告诉他进展情况，并请他帮我看看关于人道主义、异化这个最敏感的部分，为我把把脉。没想到，他却爽快地说，你全拿过来吧。他能将我的书稿全部审阅一遍，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我知道他患慢性肾炎多年，身体不大好，工作又那么忙，我的书稿长达45万字，我怎么好意思麻烦他呢？他听出了我的心思后说，我不给你看书稿也要给别人看，给你看和给别人看不是一样吗？于是，国庆后，我便将书稿送上门去。老龚逝世后，我看到有关回忆文章知道，就在当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130万字的皇皇巨著《毛泽东传》书稿也送到了他的手上，请他审读。他肯定还有其他许多工作要做。我静静地等他的回音。直到第二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他来电话了，说书稿看过了，写得还不错，约我第二天上午前去一谈。

那天是2004年1月30日，他同我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12点多。他谈锋甚健，谈兴很浓，如果不是用餐时间已到，仿佛还会谈下去。

春节期间他没有休息，是利用假期看完我的书稿的。他首先讲了他对书稿的总的印象。他说：你下了很大的功夫，材料丰富，大部分很有吸引力，有些段落比较枯燥些，不是讲故事情节，而是讲观点，按逻辑划分，就显得沉闷一点。凡是讲历史，讲过程的，就更加引人入胜。有的段落要改变一下写法，或者精简一点。

接着，他按照书稿的前后顺序，一路谈来，所提意见，有的是需要补充的材料，有的是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思路，对一些问题如何准确把握的提示。

他说：鲁迅逝世时，周扬有什么表示没有？可以找《鲁迅先生纪念集》查一下。

关于反右派问题，他说：有人说为丁玲平反的阻力来自周扬，他有没有表示过不赞成给丁玲平反的意见？有没有要阻止的意见？对丁玲、陈企霞周围的人，通过本书得以沟通，大气一点。周扬的失误不回避，性格弱点不回避，反思不回避。

在谈到丁玲与周扬的积怨时，他说：丁玲的历史问题经过这么久，基本查清了，周扬可以更大度一点，帮助推动一下问题的解决，更有政治家风度，就不致结这么多怨了，他这方面是否欠缺一点？丁玲这么多年的老革命，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活着过来了，不易。

中宣部的反右派斗争，书稿中没有写，李之琏一案也未提。老龚的意见还是要写。他说：在李之琏的问题上，周扬的作用会大一点。周扬想保王蒙，但结果还是划王蒙为右派。中宣部反右派，只划了几个知识分子，没有往领导干部中划，就划了李之琏、黎辛。如果说周扬出力保李之琏，李是否可以不划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要把周扬当时所处的环境、难处、心中的犹豫以及后来的反思写出来，让对他有意见的同志得以沟通，也让读者理解。

在谈到“左联”时，他说：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列宁是批评的，不是那时的主流观点，但也没有肃清。后来“拉普”更“左”了，斯大林把它给解散了。要讲受了批评，但没有克服。

在谈到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时，他说：有人认为鲁迅把托派害得很惨，说他们拿日本的津贴，就是从鲁迅的这篇文章开始的。我不赞成这个观点。托派没有拿日本的钱、国民党的钱，书中应该交代几句。老龚说着随手递给我两本杂志。一本是《陈独秀研究》第2辑，上面有靳树鹏的一篇《〈鲁迅全集〉中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本是《安徽史学》1998年第2期，上面有王观泉的《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探索》，让我看看，供我在修改时参考。

在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时，他说：鲁迅讲周扬可能是很好的青年，但要改，这话要引上。毛主席关于“两个口号”的另一种看法，也要引上，查明是对谁讲的，后来强调这一点就有了前因。把“国防文学”打成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不行，但对“大众文学”口号、“左联”“溃散”要说得圆点。转折时期，头脑不清醒，但上不到“投降主义”的纲上。

在谈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成时，他说：“百花齐放”的提法喜闻乐见，明白易懂，为毛主席所接受，后来形成了党的“双百”方针。这里要发挥一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生动的群众路线。

讲“双百”方针的形成，还应提到陈伯达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传》讲了这一段，没有回避。

关于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时间问题，他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在2月讲话时没有提到，是到6月发表时才提到的。《毛泽东传》讲了修改过程。《事情正在起变化》写于5月中旬，修改了多遍，哪些在前哪些在后很难说。发给高干看，是在6月以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题注中有，毛泽东把写作的时间提早了。

作协关于批丁玲问题的报告，没有经过周扬，这是个谜。为什么？是不是有意回避？批丁玲，毛泽东说过什么，不清楚。毛泽东说丁玲“以革命的身份，写反革命的文章”，他是怎么转的？

关于异化问题，书稿为了否定那种认为周扬的社会主义异化论是从王若水那里搬过来的说法，根据有关材料，认为周扬比王若水提得还要早。老龚说：不要说周扬比王若水提得早。1963年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起草，王若水就参加了，二人有沟通，说谁早谁后不一定。不提此事。1963年那个讲话，异化可能是后来加的，不排除周扬同毛主席有接触，毛主席口头同意过。王若水说他不清楚。我问过周扬，周回答得含糊，没有讲毛主席讲了什么。周扬讲异化是社会又是自然界普遍的发展规律，我认为不好说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不要讲自然界。他开始接受我的这个意见，后来又恢复了原来的提法。这是不是毛主席的意见，我心里还是有这个怀疑。

老龚说：卢之超说邓小平谈了两次异化的问题，龚育之都参加了。我只记得参加过一次。那次，邓小平旁边放着个材料，好像就是周扬写给邓小平的信，邓小平说毛主席是不是吃了周扬的亏啊。我说1963年周扬那次讲话是“反修”的，邓小平没有表态。

在谈到周扬三次被“打倒”的情况时，老龚说：三次被打倒要区别。第一次，鲁迅有权威，但不掌权，没权处置周扬。那次叫打倒，不如用别的词。周扬对鲁迅是尊敬的，也有不够尊重的一面。第三次，不要说打倒他，批得很激烈，纲上得高，但还可以出国，可以发表文章，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有进步。那次对周扬是很大的打击，但情况不同，不要说打倒他。

老龚还说：书中几个地方提到周扬那时就有这想法了，应该改为周扬的思路后来更明晰了。三中全会的突破，同过去的探索有关，成为党的路线那么透彻，有历史渊源，讲得柔些，不要讲周扬早就预见到了。重点放在后头，为后面提供了一些思路。

最后谈到了书名问题。原来的书名是《如歌如烟话周扬》，意思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切令人不快的事情就让它如烟而去吧，而先辈们的革命激情、崇高精神和杰出贡献则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老龚说，“往事如烟亦如歌”好像是同辈人才这么说的，可改为《如烟如火话周扬》，这“火”就包括过去火热的战斗生活。我当即表示赞成。

我提请老龚为本书作个序，他愉快地答应了。

以上就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这是多年来老龚同我唯一一次单独的时间最长的谈话。他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对周扬和文艺界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洞达，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客观、冷静、科学、公正的分析和评价，对许多敏感问题的恰如其分的表述和把握，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教益。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在思想认识上同他完全一致。有些事情，是我原来不知道的或知道而没有写到的，需要加以补充；有些问题，虽然我也是这么想这么写的，但经他一点拨，就更明晰，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些疑点，有些史实，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留待以后加以解决的。老龚的这些极其宝贵的意见，不仅对我进一步修改书稿有直接指导作用，我想，对一切从严治学的人们也将不无裨益。

当我一页一页地翻看他在书稿上留下的字迹和符号的时候，发现他不仅删去了一些他认为可以删去的字句，而且连一些漏字、错字也注意到了，并一一作了标记。他就是这么一个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人，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忱的人，一个一心想着他人、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人，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人。他的崇高精神，他的治学作风，令我感动，终身难忘。

根据老龚的意见，我逐条过了一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作了修改和补充，于当年3月初送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社认为是一本好书，决计作为重点图书推出。2006年4月，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后，在高度评价的同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我向老龚报告了审查的情况，并遵照审读意见抓紧进行修改。随后，提请老龚抽空写个序文，我知道他工作太多太多，健康状况已经很差，特意叮嘱他此事不急，开印前写好即可。没想到，仅以3天，他的序文就写好了，而且长达5000字！

老龚的序文讲了周扬在党内的地位，着重讲了他一生伴随着争论，而且是重大的激烈的争论，简要介绍了作者的情况，并就当前国内人物传记的写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现在我国出版的人物传记，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组织上布置写作的，一类是个人研究而写作的。前一类多是有关机构为党政军领导干部编写的，好处是写作力量强，查阅档案的条件好。后一类则为一个人或者几人编写的，弱点是不如前一类条件好，但也有好处，就是自由度大一些，表达的意见是个人性质的意见而不是代表组织的意见。对于有争议的人物，前一类形式会有诸多障碍，后一类形式则更为可行可取。”讲到《如烟如火话周扬》，他说：“虽然是个人的著作，总要力求客观、冷静，叙事论人力求科学、公正，不溢美，不掩恶。我看郝怀明写这部书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尽管如此，或因个人的感情，或因对材料的掌握，或因对问题的看法，难以避免对人对事的评论还会发生偏颇或者还会发生争论。我看，不能也不必要求全无偏颇或争论。有别人认为不当之处，批评讨论就是了。这也就是个人著作比起某个机构的职务著作来有更多自由的好处。”他还以在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传》第一卷为例，指出：“这样一位重要而又有过争议的党的领导人的传记，不是哪个机构组织写的职务著作，而是五位作者署名的个人著作。这在我国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可能为我国的传记出版、历史写作开辟新的蹊径。”老龚对我国当前人物传记写作情况的分析和判断，对有争议人物传记写作的支持和鼓励，同样展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他的宽容和大度，相信对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国人物传记的写作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2007年1月初，《如烟如火话周扬》印制完毕，准备发行，老龚写的序文见诸报端，不想《话周扬》却被有关部门叫停。于是第二次上送审查。病重住在医院中的老龚一直牵挂着此事，不时问起。等到送审回来，略作修改，终于在2008年10月出版的时候，老龚逝世已有一年多了。他是再也看不到此书的出版了。我只能将此书献给他的在天之灵，作为永久的纪念。

在《话周扬》一书告一段落之后，他对我说，我们俩人合作写写回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文章吧，你先查查有关材料，起草个初稿。我早就憋着一股劲想写了，极表赞成。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手头还保存了一点材料，尽管不全，但几次有代表性的文稿差不多都有。还有我参加的一些会议的笔记，那时我还比较年轻，记得比较详细。我仔细翻看了一遍，按照时间前后顺序，整理了一下，题目叫做《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约3万字。老龚看后提了点意见，让注明材料的出处，我又作了点修改，这件事情就暂时搁下来了。

2005年11月，恰逢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他对我说这是个机会，你可以写有关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文章。当时离纪念活动时间已经很近了，好在原来已有一个稿子，拿来简化一下，修改一番，很快就写出来了。我再次送请老龚审改把关。稿子发表前，我向老龚提出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表，因为事情是他策划的，又经他看过和改过，是我们合作的成果。但他不同意，说“不能掠他人之美”。

当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深感老龚的确是太累了。像我这么一个没有做过多少事情的人，就那么一本书，就那么一篇文，他都给予这么大、这么多的关怀、帮助和扶持，怎么能不让我感动至今，铭记终身呢？我深感老龚的确是走得太早了。党需要他，人民需要他，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本不该走得这么早，这么快啊！

呜呼！谨以此文献给老龚，表达我对他的尊敬、感激和思念，永远，永远。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