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泰然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03）

陈云是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长期主管和分管经济工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陈云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艰辛探索；在中共八大上，他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这是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基本构想。1957年11月，他代国务院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充分体现其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1962年7月，他又提出了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推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这是较早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总之，五六十年代，陈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是符合国情的，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50年代，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有它的现实意义和战略考虑。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突出地表现为中央集权过多如国家对地方和企业管得太多太死。要消除这一弊端，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中央同地方、企业的关系，以达到“放权”、“让利”和“搞活”的目的。在“三大改造”即将完成的时候，陈云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问题以及市场问题作了探索。在中共八大上，陈云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它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自由生产是它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中共八大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划分事业、企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门的工作。同时规定，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主权。1957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和改进体制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一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具体负责。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陈云为组长。[1]（P361）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成立后，立即着手研究落实《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的各项规定，认为改进经济体制的重点是工业、商业和财政，首先应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并督促有关部门尽快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的规定 （草案）》，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并提交1957年11月14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4次会议批准，自1958年起施行。

此外，陈云还支持并建议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60年代初，他亲自深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并根据安徽等地农民的实践，就“责任田”和“包产到户”问题，于1962年7月初毅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常委建议：可以采取让农民重新分田（即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确保国家的粮食收入。然而，陈云的主张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视为“右倾”。实际上，陈云也是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倡导者之一，他的深入调研和思考为后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奠定了十分可贵的思想基础。

在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他指出：“没有相当的工业品供应农村，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 ”[2]（P197）同时，他还提出了“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等思想。20年后，陈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那个时候，我只是说合作小组、个体经营可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要存在”，现在“比从前大进了一步，比我那个时候大进了一步”。[3]

上述情况表明，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解决其遗留问题，陈云已孕育改进经济体制的设想。如1956年8月，他提出：“苏联的生产无论大小一律纳入计划，我们可否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在主要产品方面有计划，对次要产品搞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 总之，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1]（P327）从这里可以看出，陈云在中共八大上阐述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在此时已具雏形。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是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思想，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经济体制改革包括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它的重点不外乎在工业、商业和财政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总的精神是把一部分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4]（P1104）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陈云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多次举行座谈和召开会议，最终形成了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方案。

1．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有计划的建设，全国各地区各企业的生产和建设工作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决不可违反国家的统一计划，其工业管理体制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工业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两个主要缺点：一个是地方管理的企业，当时还由中央工业部门直接管理；同时，地方行政机关对于工业管理中的物资分配、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职权太小。另一个是企业主管人员对本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工业行政部门对于企业中的业务管得过多。这两个主要缺点限制了地方行政机关和企业主管人员在工作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了适当地扩大地方政府在工业管理方面的权限和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的管理权限，陈云提出了两点意见：

一是适当扩大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工业的权限。这就是说，调整现有企业的隶属关系，把目前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作为地方企业；增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原来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现在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的企业，全部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归地方所得，百分之八十归中央所得；在人事管理方面，增加地方的管理权限。

二是适当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这就是说，在计划管理方面减少指令性的指标，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计划管理的职责；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改进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除企业主管负责人员（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等）和主要技术人员以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

陈云所提出的两点意见表明，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内，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况且，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是国家统一计划所必需的。

2．商业管理体制改革

在商业管理体制方面，陈云提出了如下七个规定：“第一，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商业机构的设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决定。当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商业行政机构合并设置的时候，在财务上可以不实行原来各系统的独立核算，而实行统一核算；但是，在业务方针政策上仍旧分别接受原来所属主管商业部门的指导。地方商业行政机构和企业管理机构，原则上实行合并。……第二，中央各商业部门设在生产集中的城市或者口岸的采购供应站（一级批发站、大型冷藏库、仓库），实行以中央各商业部门领导为主、地方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第三，中央各商业部门所属加工企业，除了某些大型企业，地方认为管理有困难的以外，其余全部移交给地方，由地方商业部门直接管理。……第四，商业计划指标，国务院每年只颁发四个指标，即：（一）收购计划，（二）销售计划，（三）职工总数，（四）利润指标。 同时，允许地方在收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总额的执行中，有百分之五的或上或下的机动幅度。……第五，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利润，实行与地方全额分成。 ”[2]（PP95-97）此外，陈云还对商品价格管理的分工和外汇分成这两个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

3．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本着划定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范围，确定地方财政的收入来源，使地方有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来安排自己特殊的支出，进一步发挥组织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以推动建设事业发展的原则，陈云对改进财政管理体制，提出了六条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原有地方企业收入、地方事业收入、原已划给地方的七种税收及地方其他零星收入，全部划归地方，作为地方固定收入；凡是地方固定收入解决正常年度支出不足的，划给企业分成收入，即将企业利润的20%作为地方收入；解决正常年度支出还不足的部分，再用不同比例的调剂收入来补足；计算地方正常年度支出，应该剔除重大灾荒、大规模移民垦荒、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分成的计算方法和分成比例三年不变。[2]（PP99-101）

陈云代国务院起草的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既有利于克服中央高度集权的弊病，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其基本精神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改进经济管理体制重要意义的认识，反映了当时改进体制的方针，就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价

陈云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和主张，体现了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这个思想和主张对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有指导意义，如其中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要做到活而不乱的思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有利于人民为出发点，要建立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成为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先导”。[5]（327）他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也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得到广泛赞同,“主体”和“补充”的思想和主张已为八大所接受，其基本点写进了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补充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所没有的内容，丰富了中共八大路线。中共八大前，陈云的设想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初步实施；中共八大后，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改进经济体制的探索又有新的进展。[6]（PP377-378）可见，“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7]同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薄一波指出，八大展现的探索成果，在经济方面主要的还有陈云在发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方针，“这‘三主体三补充’的方针，对于克服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给经济体制带来的一些弊病和当时出现的盲目求纯的思想，是一副对症的良药。”[8]（P495）他还指出：“应该说，50年代中期国务院拟定的《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和陈云代国务院起草的三个规定，以及各部门提出的改进管理体制的设想和措施，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上是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9]（P795）

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战线上的 “三大战役”，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与实施；无论是50年代中期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还是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等许多重大经济活动，陈云都发挥了独特的领导作用。他的一系列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总是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成为制定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共和国经济深深地打上了陈云的烙印。江泽民同志曾经代表中共中央这样指出，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党、对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特别是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所建立的功勋尤为卓著。”[10]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云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并就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改革设想和思想政策主张，这些设想和思想政策主张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时代性强，它是在苏共20大召开之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挫折、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同时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实际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具有时代性特点；二是原则性强，即具有稳定性、适应性和平衡性等原则，如提出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制订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应和外汇收支平衡”等观点；三是现实性强，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比较早的尝试，对当时及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甚至对今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陈云.搞活经济很重要[J].文献和研究，1984（12）.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研究组.陈云研究述评：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7] 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14.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 江泽民.在〈陈云文选〉（1－3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5-06-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