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陈云经济思想的实验科学特色

王杰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政治经济学在发展进程中，由其承担的使命使然，其本质的主要现象形态为历史科学属性和实验科学属性。前者隐退和后者凸显的转变阶段早已开始，并正在继续深化。陈云经济思想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集大成者，又承担重大经济决策的历史使命，是新中国经济长期的指导方针。其具有实验属性，呈现出鲜明的实验科学特色。

陈云；经济；实验

陈云经济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之集大成者，又承担中国重大经济决策的历史使命，是邓小平肯定的“长期的指导方针”。[1]（P354）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关系国计民生全局的重大经济决策，无一例外都必须也只能在长期、反复实验基础上才得以完成。陈云作为党的经济统帅履行指导重大经济决策的使命规定，陈云经济思想必然本原地具有鲜明的实验科学属性。但恩格斯论断：包括他和马克思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86）显然，这里发生了陈云经济思想的实验科学特色与恩格斯论断冲突的矛盾。所以，准确认识和把握陈云经济思想方法论的内涵，就须廓清其实验科学特色与恩格斯论断的关系。

一、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论断面临现实的挑战

社会发展史显示，现实经济生活发展成“型”本身是基于长期实验基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和结果。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方式的基本载体——生产关系，一般是生产关系具体的抽象，而实验——实践最重要的形式——又是创造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唯一的途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中，劳动者基于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实践而非理论的认识，能够自发衍生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的自动机制。创造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原生态景图大略是：生产者依据实验经验，因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制宜，自然而然地形成生产力要素配伍协调、运作自如的生产组合——创造出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比如在拥有一张犁、一头牛的条件下进行播种作业，就自发形成一人掌犁，一人撒种，两人或三人施肥的生产组合。在生产力要素变换条件下，则自动调整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配伍，形成新的生产组合。如此等等，无一例外都是长期实验经验积累基础之上“灵机一动”的创造。政治经济学正是基于长期实验-创造辩证运动经验的大量积累，实现经验的理论化升华而得以诞生。十分清楚，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上具有历史科学与实验科学二重属性——如同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性一样，在不同条件下此或彼属性得以张扬，凸显成为总体的主要现象形态，使政治经济学显现为分野大体清楚的历史科学或实验科学发展阶段。既然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具有历史科学和实验科学二重属性，历史科学属性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政治经济学本质的主要现象形态，那么在另外的特定——比如指导现实的条件下，实验科学属性成为政治经济学本质的主要现象形态，也属必然。抽象现实经济生活成“型”的理论，相应也必然是理论基于实验渐进的结晶。经济学自从突破家庭计划范围成长为国家经济决策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即具有了明显的“政治”经济学特征。国家经济决策发生、完成、实施和完善，无可选择依托实验的刚性，从本原上规定“政治”经济学天然具有实验属性。而且实践中现实经济生活对理论诉求度越高，政治经济学奠基经济决策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程度越高，其内在的实验属性相应就愈加强化，并日渐显露成为理论本质属性概貌的现象形态——实验特色。此乃政治经济学本质属性和现象形态关系的一般形式。

政治经济学又是中外最高统治者和学界具有共识的国家之学。中国上古帝王之书《周书》中即有从国家决策的政治视野统揽经济关系的记载，比如：“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3]（P3255）春秋时期“盖天下言治生祖”的白圭，更深刻道出国家“治生产”理论和操作系统的经济战略决策属性：“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3]（P3259）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发明人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所以以《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命名自己1615年出版的著作，意图就是要通过执掌权柄的最高统治者将经邦济世大计转化成为决策。但是，正因为政治经济学是国家之学，其内涵广大到居于一隅、不谋其政的学者很难掌控的程度等诸多因素综合力的制导，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经院化和纯学问分支。当摆脱政治经济学经院化和纯学问思维取向，复归政治经济学国家之学的本原，则不仅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造反决策政治服务、铸造“造反有理”之理的学问，而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巩固阶级统治决策服务的宗旨也无任何秘密。决策依托实验，实验推动决策，相依相生，辩证相长，既无可置辩，更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基于既成理论应对现实乏力的诉求，扩展和延伸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专门的实验经济学。若只将政治经济学单一地理解为“历史的科学”，则与政治经济学承担指导现实使命，并在实验中辩证发展的史实悖逆。

那么，如何理解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的论断？

历史是逻辑方法的前提，逻辑方法是认识历史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认为，唯物史观始终建立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之上，现实经济运动是理论发生的渊源，与之相应，政治经济学乃是为所有社会科学奠基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在奠基所有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是第一。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建立为之奠基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当他们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际，面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既已林立的既成事实，必须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清理和批判。为建立新的理论大厦廓清“建设用地”，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首当其冲的任务。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他代表作《资本论》的副题，就开诚布公地宣告其学说肩负着系统历史批判的使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曾经的生机勃勃的科学，蜕变成为辩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庸俗理论，本身是历史发展和积淀的结果。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清理和批判，必须采用历史科学方法，即廓清其所发生的源头和演变的过程，揭示其间不可自我克服的矛盾及其必然的运动趋向。从基础层次上摧垮既成的理论体系，也使得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现象为“历史的科学”形态。

第三，诚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2]（P189）依据历史材料对历史既成理论的系统清理和批判，也使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现象为历史的科学。而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科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完善和补充新的内容，形成新的范畴和新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也证明，它具有否定之否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科学精神。马克思经济学说要证明必然胜利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时代尚在初始发端阶段，处于新旧社会的“接力”区段，新社会的发展乃至实现，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检验对新社会预见正确与否，必须由继续深化的新社会实践实证，也使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成为历史的过程。

可见，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的论断，不仅是对他们及其之前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概括，而且是马克思经济学说承担和完成历史批判使命的总结。所以，历史科学属性成为政治经济学本质的主要现象形态，本身是特定历史的现象。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内在的历史科学属性和实验科学属性，因其承担不同历史使命而成为本质的主要现象形态，并相应形成分野大体清楚的发展阶段。但其历史科学和实验科学两种属性又是相互依存关系，即使在历史科学属性成为本质主要现象形态条件下，实验科学属性也淋漓尽致地彰显自我而使该学科生机勃勃；在实验科学属性成为该学科本质主要现象形态条件下，历史科学属性也仍然以深远的厚重为指导现实奠基，保证实验稳步继续。历史科学属性与实验科学属性相辅相成、辩证发展，使得政治经济学生命力永续不竭。

二、陈云经济思想实验特色的显现

史实上，陈云经济思想是应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迫切诉求理论而产生、并在建立和建设新社会经济实验中辩证发展、形成的宏观经济决策论思想体系，主要肩负指导建立和建设新社会经济决策的历史使命，[4]（P89-94）是完全不同于经院 “学问”、实验科学特色极其鲜明的典型的 “政治”经济学。

（一）现实诉求理论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面临经济规模之大和剧烈演变时间之集中的现实，理所当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诉求也更为迫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说扫描视野的主要对象，是世界经济最发达层次板块，未形成完整的关于低层次板块经济社会理论体系。列宁的经济学说虽然大量涵盖了世界经济体系低层次板块范畴，但沙俄帝国又是世界经济体系低中之高层次的板块，经济社会运动规律与低中之低层次板块的中国差别极大。西方的经济学对世界经济体系低层次的研究，总体上服从于资产阶级政治需要，特别是当其堕落成为资本主义“永恒赞歌”的时候，反映人类经济社会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则与日俱减。至于当代资产阶级的官方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劝说集》中，就公开宣布自己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利益和所坚持的资产阶级立场。里查德·尼克松在其最重要的著作《1999：不战而胜》中更是悍然坦陈：就是扼杀社会主义，“把我们想要的给我们”。[5]（P54）虽然也有西方经济学家欲就欠发达板块经济作纯学术的研究，但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他们社会存在的法网，未能实现建立“穷人经济学”的人性初衷。发展经济学既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又自诩是适用一切国家尤其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准则，是足以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五种形态普遍规律的理论，但它面对类似中国的情况却无能为力的尴尬，已经否定了自命不凡的估价。况且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建立新社会经济面临的局面极为复杂，如面积与美国相近而人口5倍于彼，资源负载率极高，单位经济规模小而总量庞大，保证吃饭和建设巨大的双重压力历来存在。即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说，也未能解决中国经济长期短缺和中国经济最大的农村经济走向何方的问题。实践反复证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无一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如农村经济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走向市场经济等类问题。可见，迄今为止世界经济理论体系，因其缺失关于低中之低板块，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满足不了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迫切需求而遇到了强劲的挑战。现实对理论的迫切需求和欠发达板块经济理论的缺失，造成了陈云经济思想产生的前提。

马克思建立经济学所以采取抽象的方法，不仅因为是研究对象的需要，而且因为可供解剖活体业已客观的存在，能够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活体解剖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抽象。而在世界经济低中之低的板块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并无可供解剖的活体存在的条件下，只能选择实验-创造辩证发展基础上开拓进道路的事实，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社会经济不能不具有实验-创造辩证发展的特征。陈云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建立新社会经济的实验深化之际，受命于危难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①1943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市场物价月平均上涨34%，下半年更涨700%。1944年初,党中央派陈云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并先后相继主政东北解放区经济和全国经济（间有中断）历时半个多世纪。1982年，陈云回忆建国前夕奉调入京主政全国经济时的思想准备说：“我从东北进关的时候，有些同志问我，进关以后怎么办?我说，安下地盘试一试。”[6]（P310）《辞海》释义，实验指为检验某种科学理论或假设而进行某种操作或从事某种活动。可见，陈云早在主持全局经济之时，就确立了立足实验-创造建立新社会经济的指导思想。

（二）依据实验基础标定“共产党的商人”经济发展方向

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假设中，作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产生和消亡历史范畴的商品经济，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因为个人消费品实行直接交换劳动的按劳分配，商品货币关系已不复存在，但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通行于按劳分配不可避免并长期存在，直至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清楚，马克思并无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立即消亡的论断，但马克思也未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作更多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预见：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作为社会化生产的一般规律，“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7]（P120）但他们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并未就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商品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分配劳动时间规律实现问题做出任何设计。恩格斯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历史课题，不可回避地困扰着社会主义理论假设率先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度变成了现实的后人：马克思商品经济终将消亡的思想被实用主义的阉割——忽视消亡的条件而凸出“消亡”，扭曲成了限制和消灭商品经济左倾指导思想的理论依据。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解决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成了建立和组织新社会经济首当其冲绕不过去的商品经济问题。①有学者认为：“《资本论》成为了中国早期经济学人学习的‘圣经’，被当作最基本的经济学教材在中国经济学界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资本论》这部宏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特别是经济学人，教育中国人在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逐步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陈东琪主编.1900--2000中国经济学史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2.

继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商品经济的突破后，中共早期的领袖和活动家的探索囿于缺少领导大规模经济实践的支持未能深化，也未能创造出相应的经济模式。陈云基于在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上海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丰富阅历，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观的了解。他依据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实验肯定：商品经济不仅仍然存在于新社会，而且有极大的特殊性。马克思揭示生产与交换关系的一般和特殊时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它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8]（P102）但生产决定流通的实现形式在世界经济多层次体系的两极差异很大。陈云依托已有的实验支持，指出在陕甘宁边区这种世界经济多层次体系低中之低的板块生产与交换关系的实现特殊性，说：“生产要经过交换，没有这个过程，生产就要陷于停顿，社会就不能发展。所以，交换过程对于生产有决定意义。”[9]（P387）这一论断揭示了生产与交换关系的一般和特殊在特殊经济环境中的地位置换：特殊——马克思所说的“片面形式”——转化成为了一般形式，从基础层次上为实施组织化发展商品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陈云明确指出，这只是依据局部执政和经济结构缺失工业板块条件下，实验和探索的初步结果。进城后领导经济结构完全、范围更大的全局经济，“搞延安这一套就不行，这是一个新问题。 ”[10]（P438）

（三）实验支持完成经济模式探索

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后，陈云依据经济门类齐全（大工业加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以来最大范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实验，构建了宏观经济计划性化、微观经济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的“三位一体”模式框架。把计划性“提到第一位。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6]（P366）但“三位一体”模式只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国营和公营经济的模式框架，至于创造覆盖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模式，则需要在全国范围经济建设实验的支持。

1956年，陈云针对实验中经济体制走向高度集中提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经营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国家领导之下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就是为中共八大接受并写入了政治报告的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虽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在此后20多年并没有实行，但美国学者大卫·M.贝奇曼评价说：陈云“会因为首倡利用市场补充计划而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他的这些观点是中国所有改革的起点。 ”[11]（P195）

1979年3月，陈云依据5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建设实验历经的曲折过程，提出：1.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存在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和市场经济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两种经济。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2.确定两种经济各自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应占的比例是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在今后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调整这两种经济的比例将占很大的比重。3.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不一定是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十分清楚，整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是“三个两种”。1982年底，他在深入思考计划调控与市场经济的联动运动关系基础上，又形象地比喻为“鸟和笼子”，而且肯定：“笼子”可以根据市场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鸟”则可以在跨地区跨省、跨国跨洲——界定了商品经济“四跨”活动的广阔空间。至此，“三个两种”+“四跨”模式确立。其间，明确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明确计划调节部分经济和市场调节部分经济两种经济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且非此长彼消而都相应地增加的发展趋势，及其“四跨”的活动范围。[6]（P244-247）

长期广阔范围的大规模实验，支持陈云的经济模式思想完成了从“共产党的商人”经济到“三位一体”，再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上升为“三个两种”+“四跨”的否定之否定，实现了从有计划商品经济思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跃。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分清楚，“三个两种”+“四跨”模式除了具体表述与中共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所不同外，本质则完全一致。江泽民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2]（P202）陈云的经济模式思想的否定之否定发展，乃是地地道道实验-创造的辩证运动，陈云经济思想的实验科学特色清晰可见。

三、陈云经济思想实验特色方法论视角的透视

（一）实验思想的坚实基础

一是系统的实验论。陈云经济思想的实验方法，主要包括在以唯物论和辩证法为基础决策论中。（1）全面吃透情况的唯物论。用90%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用不到10%的时间决策；建立调查网络；立足宏观决策，实施设立网点调查和亲自深入基层调查（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商店就是陈云一个长期的调查点）。（2）辩证统揽全局的慎重决策论。陈云辩证经济决策的思想，集中表现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全面、比较、反复”十五字诀。决策必须先行试点、取得典型经验；而后多方听取意见，明了全局，反复比较，力求制订的实施方案准确后逐步推广；在推广中继续充实、完善，以求全面；（3）全力实施论。陈云领导经济不仅以“多谋”著称于世，而且更以“善断”展现经济战略家的果断风采。他在战略策略谋划阶段，排除“唯上、唯书”干扰，坚持“唯实”，“全面、比较、反复”，力求准确；一旦形成正确决策，即果断实施，毕其功于一役。比如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方略，就先行拿出了八种方案，反复比较确定，统一购销方案，经党中央批准后即果断全力组织实施。

二是自我扬弃。这是陈云实验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对自己观点的否定和对既定政策的否定。虽然构成陈云经济思想理论板块的概念、原则和方针，都是经过对自己长期实践经验理论化精炼的科学总结，但陈云仍然不断用新的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并果断地自我否定。他明确表示，自己50年代创造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当时确实是有效的，但不能全盘套用来指导80年代的经济。对于既定政策，即使由自己主持制定的方针，也必须适应经济规模大大扩展的新实践的要求，及时加以校正。他在50年代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架构，就是对40年代末设计的“三位一体”模式框架的否定，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提出的“三个两种”+“四跨”模式，就是根据新的形势，对自己1956年构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的矫正和完善。

三是科学借鉴别国经验。陈云一贯以扬弃的科学态度对待苏联的经验，适者吸收，悖者避之。如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公有制，而陈云则早在延安时期就继承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成功经验，主张支持一切有利于发展边区经济的事业，不论是公营、私营或合营，都予以帮助，而对合作社特别予以减税的优待。苏联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而陈云即使在建国前和改革开放之前，也历来主张大集中、小自由，把计划建立在实现市场供求平衡的基础之上，只是在计划受到严重冲击、出现严重困难的特殊情况下才采取提高集中程度、集中财力物力的应急措置，以重新恢复平衡。但在集中过度、排斥市场，计划与市场比例关系失衡以致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状态情况下，他即主动缩减指令性计划指标调控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陈云说：“即使那时(20世纪50年代——引者注)，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6]（P337）

（二）陈云经济思想实验科学属性的渊源

第一、历史使命的规定。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沿革看，马克思的经济学基本已大体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建构“造反有理”之理论体系的历史使命，陈云经济思想则主要肩负指导建立和建设新社会经济决策的历史使命。而建立新社会经济，又只有理论预见和苏联的经验，但苏联又是世界经济体系低中之高层次的板块，经济社会运动规律与低中之低层次板块的中国差别极大。所以，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在世界经济体系低中之低板块构造新社会经济，是不见古人创造的事实，只能选择实验-创造辩证发展基础上循序渐进的道路。由此内在地规定了陈云经济思想必然具有实验科学属性。

第二、实施决策的要求。陈云领导经济，每进行一项重大决策，都在局部先行试点，以总结经验，取得在全局推开的-般经验。如1956年实行三类商品在自由市场开放政策时，就先进行局部的典型试验，而后逐步推广。又如1962年初，为了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缓解商品供应和购买力之间的失衡，陈云提出在钞票流通量过大的地方投放高价商品、城市消费社和农村供销社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及一部分工业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强化自由市场的管理。但他同时强调：这个办法要先行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要反复考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

第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必然。陈云领导采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表现他经济思想的实验特色。建国之初，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系首当其冲的是需要定性——既要形成足以保证国营经济领导、又能团结其他经济成分，造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协调发展的格局。客观上要求定量的确定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但又受制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正在建立，其间的矛盾尚未完全暴露，国民经济之间内在的必然规律还远未达到完全把握的程度。在此两难选择之下，陈云仍然明确主张在实验中深化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他说：关于比例关系具体的数目字，还要探索一些时间才可能找出来。国民经济经过一年的实验运行之后，陈云根据国营贸易比重增加对市场供求和整个经济影响实验的结果，就贸易市场领域国营贸易应占的比重，进行定量分析说：去年(1951年——笔者注)国营贸易的比重是19%多一点，今年是24～25%。我们要掌握这个尺度，不要提高，也不要降低。对国民经济其他方面的比例关系，陈云仍然十分慎重，并没有依据不完全实验的结果给出确定答案。

1957年，陈云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中，关于确定基本建设投资的原则，就是采用定量分析宏观决策的一个典范。他说：国家计委曾经试算过，如果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为126亿元，照此推算，1958年要投资162～181亿元，这是当年财政支出所不能负担的。再看过去几年基本建设的投资情况：1953年是65亿元，1954年是75亿元，1955年是86亿元，而1956年陡升到140亿元，1956年是第一个五年的第四年，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进口和安装都集中在这一年及下一年，因此基本建设投资比往年应该增加得多一些，但是一下子增加了54亿元，这就太多了，结果无论财力方面和物资方面都不能平衡。

第四、自我扬弃的内涵。包括对自己观点的否定和对既定政策的否定，是陈云实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陈云经济思想的概念、原则、理论和政策及相应的措施，都是经过实践经验理论化精炼的科学总结，但陈云仍然坚持不断用新的实践检验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并果断地加以自我否定。他明确表示，自己50年代创造的理论和操作体系，不能全盘套用来指导80年代的经济。对于即使由自己主持制定的既定方针政策，也必须适应新的实践要求，及时加以校正。

四、政治经济学本原的思考

陈云是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13]（P425）其经济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更是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理论体系经济板块的主体，集奠定经济决策理论基础与决策和实施决策于一体，这一不争的事实，对于认识政治经济学的本原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本原复归，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未从政治学分离出来，未形成完整体系的未成说十分流行，似大有已成定论之势。此论实际涉及政治经济学的本原问题。据未成说所谓之“成”，本身是内涵不确定、边界模糊的说法而已。据未成说，已经分离出来、形成完整体系的政治经济学，似乎指包括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学者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和近些年引进、翻译诸多西方政治经济学著作等。此类学确实“学”味浓厚，但对于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问题究竟有多大作用？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都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从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 ”[14]（P139-140）

政治经济学历来就是指导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理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未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本原上就是关于宏观决策的指导思想。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将范蠡、计然的经邦济世之学转化为决策，“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3]（P3256）1600多年后，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发明人安徒万·德·蒙古来贤，正因为十分明确政治经济学指导全局的本原，故而以《献给皇上和皇太后的政治经济学》命名自己的著作，意在通过掌握权柄的政治家将自己的安邦治国理论转化成为决策。但政治经济学后来在向往转化为决策而又不能的“经济学人”群中的发展，逐渐偏离了宏观决策指导思想的本原意义，出现演变成为“学问”而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明显经院化趋势。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演变在中国并没有完成，倒值得庆幸。但国内不少“经济学人”崇尚“分离出来”的政治经济“学”，而且正在乐此不疲的促成加速演变成“学”。此种演变是否必然，值得深刻思考！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用“分离出来”的政治经济“学”衡量，“学”的味道确实不浓，但邓小平从革命家的视角肯定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的。”[15]（P83）陈云经济思想“学”的味道确实不浓，但又如邓小平肯定的，是“长期的指导方针”。

十分清楚，陈云经济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而且具有矫正政治经济学经院化趋势、实现政治经济学本原回归的划时代意义。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司马迁.货殖列传第六十九[A].史记：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王杰.陈云经济思想定位问题［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8，（4）.

[5][美]里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谭朝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

[6]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陈云年谱：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0]陈云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1]大卫·M·贝奇曼.陈云[M].孙业礼，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2]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王桂五.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A].缅怀陈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闫明]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of Chenyun’s Economy Ideology

WANG Jie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Yan An 716000,Shanxi,China）

There is a changing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lutonomy which is an objiective existence that the properties of history science retreat,and that the properties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appears the characters of plutonomy.Chenyun’s economy ideology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And it is also assuming decision-making ground-break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gui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decision-making mission.It must be based on experimental basis with the experimental properties of natural.The phenomenon show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Chenyun,economy,ideology,experiment,characteristics

2010-04-03

王 杰（1948-），男，甘肃渭源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