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对于一个频遭外敌欺凌的民族,务实的改革永远是一种最好的自我拯救。中国三十多年前开启的改革事业,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然而也要看到,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改革有的比较彻底,比如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城市国企的股份制改造;有的则改得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比如对权力运行机制的某些改革。后一种改革,我们可以称之为“不到位”的改革。

只要留心一下某些领域,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改革比比皆是:

以往我们的会议表决是鼓掌或举手通过,现在采用了私密性较好的按电子表决器的方式,但我们提名的县长、市长候选人依然是等额的,而没有采用世界通行的差额选举方式。

十年前我们就要求某个级别以上的官员申报个人年度收入,但这种申报只是面向上级的,而没有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媒体对全社会公开。

以往我们的干部考核完全由上级机关进行,现在也要作民意测验,只是我们的测验结果却极少向公众公布。

以往提拔官员,只需领导机关一纸通知,如今拟任之前必须公示,但内容不过是姓名、年龄、性别、学历、原任职务、拟任职务之类,对公众特别关心的拟提拔官员的社会背景、家庭关系及提拔理由却从不公示……

权力改革事关官员的切身利益,官员自然缺乏推进改革的内在动力;然而,现代社会民主的潮流波涛汹涌,加上互联网又极大地丰富了公民的信息渠道,公民的权利意识空前觉醒,官员还像从前一样垄断信息、自说自话已几乎没有可能。于是,少数官员就玩起了另外一手:一方面在一些无关大局的地方搞点变革,给老百姓一点希望;另一方面又在真正关键的地方设置权力保护阀,以免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影响。

从近来媒体热议中的山东泰安任命一批“80后”局长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公众对于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和政府权力运行的广泛质疑,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公众舆论的矛头指向显然并非在于干部的年轻化,反之,选拔新人为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注入新鲜血液,本身就是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举措的一部分。问题在于,选拔、任命过程中,相关信息的不公开、相關程序的不透明,没有在“阳光下运行的权力”,如何能不导致民众的猜疑?

如果说缺少“阳光”——制度制衡和社会监督下的公开透明——权力改革只能是“不到位”的改革的话,那么,如何才可以让权力只能在“阳光下运行”呢?

官员的权力与公众的权利是成反比的,官员的权力份额越大,公众的权利份额越小。在政治体制改革时老是缩手缩脚,生怕官员的利益受到一点影响,公众应该拥有的政治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就得不到保证,权力就会失去应有的谦卑而变得张牙舞爪。野蛮拆迁、刑讯逼供、贪污受贿这样的事情之所以一再发生,未必一定就是当事人的道德特别坏,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制约。

让绝大多数人获得利益、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改革,才是最好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树立现代民主政治思维、健全和完善权力监督机制、保障和疏通民意的真实表达和反馈的渠道,将那些“不到位”的改革朝实质性改革推进,才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插图 / 无题 / 巴维尔(罗马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