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黎，张宏梁，田玲

·讨论与争鸣·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的思考

张黎黎，张宏梁，田玲

什么是生物安全，大致有两种说法：狭义论和广义论、风险控制说和状态说[1-3]。前者是从生物安全的范围和关注领域出发，狭义“生物安全”是指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所产生的遗传工程体及其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广义“生物安全”是指自然生物、人工生物（包括其产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的潜在风险和现实危害，具有普遍性。后者是从生物安全管理和结果考虑，风险控制说认为生物安全是指现代“生物技术及其产品对人体和生态环境引发的安全问题，是对生物技术及其产生的转基因生物体的潜在的社会防范”；状态说认为生物安全是生物的正常生存和发展、人类生命和健康不受人类生物技术活动和其他开发利用活动侵害和损害的状态。

综上两种说法四个概念，基本勾勒出当前对生物安全界定的关键要素：人工生物、自然生物、管理主体、维护对象。人工生物和自然生物互相独立，在特定时空尺度它们通过排斥、削弱、适应、抑制和根除等途径都会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产生潜在风险和现实危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同时关注两者活动带来的影响。管理主体和维护对象相伴而生，加强人工生物和自然生物的安全管理，才能维护人类健康、生态环境的安全状态。

现代生物技术产品商业化的迅猛发展，使得有关生物安全的讨论日趋激烈，“生物安全”术语在各大媒体不断出现，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之后，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生物安全问题日趋逐步增多、更加复杂，世界各国对生物安全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1 当前的生物安全形势

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日益频繁，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尤其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及其产品产业化空前发展，自然生物和人工生物及其产品对全球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已产生新的较大影响，相关生物安全问题的潜在风险和现实危害不容忽视。

1.1 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商品化影响增大

转基因技术是人类历史上应用最为迅速的重大技术之一，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在转基因作物育种、动物培育、基因工程药物研发等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以转基因作物为例，2009 年 25 个国家的种植面积是 1.34 亿公顷，比2008 年持续增长了 7%[4]，转基因作物种类、食品数量大大增加，产值迅猛增长。

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在解决环境污染、粮食短缺等重大问题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并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但是，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产生的基因漂移、逃逸等潜在生态风险和食品安全问题，也随之扩大。虽然，迄今尚未发现确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生物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但是，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产品商品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评价、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势必面临新的更高、更严峻的挑战。

1.2 人畜共患病原体接连造成严重危害

资料显示，迄今发现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已超过 250 种，主要包括细菌、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真菌和寄生虫六大类病原体，可导致分布广泛的结核病、鼠疫、狂犬病、血吸虫病等，给人类健康、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造成了严重危害[5]。1973 年以来陆续发现的 30 多种新病原，人群普遍易感，其中 SARS、禽流感、疯牛病、甲型 H1N1 流感等在全球范围流行，危害巨大。

近年来，动物疫情也在频繁爆发，其中不乏人畜共患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03 年世界范围内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和古典猪瘟等疫病肆虐，其中报告发生口蹄疫的国家（地区）为 49 个，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国家（地区）为 5 个，发生古典猪瘟的国家（地区）为 34 个[6]，疫病爆发造成的各种损失巨大，对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影响不可忽视，并且态势日趋严重。

1.3 外来物种入侵困扰加剧

外来物种入侵又称生物入侵，是指在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或生态环境中，外来物种建立种群并影响和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的过程。外来物种入侵主要伴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无意引入，或者直接通过农业生产、景观美化、生态环境改造、观赏等有意引入。据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IUCN）报告，近年来，外来入侵物种给全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超过 4000 亿美元[7]。

外来物种入侵不仅严重威胁人畜健康，对经济造成巨大危害，而且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全球环境的问题之一。报告显示，美国、印度和南非每年由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为 1380、1200 和 980 亿美元[7]。在中国，外来物种入侵也很严重，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百种最具威胁外来物种中，中国已发现 50 多种，外来物种入侵给中国带来的直接损失每年达 170 亿美元。

1.4 一系列生物恐怖事件引起全球高度重视

生物恐怖事件指蓄意散播病原或生物制剂，以伤害人类或动植物等生命体，从而影响政府工作，或恐吓、伤害民众的行为。据统计，1960–2000年，全世界发生生物恐怖事件 120 余起，其中利用生物因子直接预谋害人的近70 起[8]。

理论上任何致病性微生物都可以用于恐怖袭击，并且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恐怖势力运用生物以小代价造成重大危害的现实性已经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2001 年“炭疽粉末事件”后，发达国家纷纷将生物防御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投入巨资进行反生物恐怖准备。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捷克等相继组建了国家分级管理的生物危害防御体系[9]，将生物防御列入国防建设统筹规划之中。

2 国际生物安全管理与防御措施

转基因生物、人畜共患病、外来物种入侵、生物恐怖等生物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面对日趋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欧美等国家纷纷制定相应措施，甚或纳入国家战略，但是针对不同生物安全问题，各个国家的生物安全战略与防御措施既有相同也有差别。

2.1 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思想、模式与法规不一

世界各国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目的高度统一，都是通过相关政策措施最大限度维护本国利益。但是，具体到管理思想，各国又有不同。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印度采用和推行了相对宽松的管理政策和法规，鼓励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研发，从而促进和保护本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而欧盟国家为保护其农产品进口利益，则采取了较为严格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政策措施，尤其是针对转基因食品和饲料，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法规和配套管理办法。

不同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但是做法不尽相同、法规形式不一，美国、加拿大采用以产品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依据产品的用途和特性，在原有法规的基础上增加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内容，由分管部门各司其职，制定相应管理规章；欧盟、澳大利亚基于研发过程中是否采用了转基因技术进行管理，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和指南，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研发进行管理。

2.2 人畜共患疾病管理多强调部门合作

美国对人畜共患疾病防控的组织机构涉及农业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环境保护局、商务部和司法部等，在各部都有负责疫病防控的相关机构，各部门依照《美国联邦法典》分别实施检验检疫。在美国，农业部建立了国家野生动物疾病计划，参与美国各地区野生动物疾病的监测和监督，促进农产品贸易安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建立了有关新发传染病预防的网络系统，“911”事件后国家还建立了医学兽医学一体化实验室网络，迅速识别、排除、证实和确定高致病性病原体。澳大利亚也建立了全国动物疾病报告系统，以准确、及时、全面的提供澳大利亚动物疫情，包括动物健康状况、特定疾病的监测情况、某些疾病的控制措施等。

2.3 外来物种入侵管理相对趋同

各国都十分重视外来入侵物种检测与早期预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增强外来物种管理。

在外来入侵物种检测与早期预警方面，2002 年美国颁布了《公共健康安全和生物恐怖预警法案》。近年来，欧盟也建立了较完善的早期预警体系，对机场、港口、码头、车站等主要地点进行定期监测、上报，并要求成员国授权地方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在第一时间内清除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

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方面，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通过了《外来有害水生生物预防与控制法》和《国家入侵物种法》，1999 年总统令要求各联邦政府机构联合行动，共同防范外来入侵物种。日本于 2004 年颁布了《外来入侵物种法》，并制定了《预防外来入侵生物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的基本政策》；澳大利亚于 1996 年制订《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策略》；挪威也于 1992 年发布了《鲑类和淡水鱼类法》。

2.4 生物恐怖防御皆有国家分级管理

面对日趋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发达国家相继组建了国家分级管理的生物防御体系，积极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制订系统完整的生物防御计划，不断加大经费投入，部署和加强相关科学研究，以提高生物防御能力，在应对生物恐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0]。

2007 年，美国建立国家生物与农业防御所，加强生物实验室建设；同年，成立高级生物医学研究与发展署，统一协调政府生物防御工作，并负责监管 56 亿美元的生物盾牌项目[11]。此外，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也相继组建了国家分级管理的生物防御体系，强化了本国的生物防御能力，使生物防御与国家安全建设统筹规划，同步研发、同步建设。

3 加强我国生物安全管理

发达国家已经在生物安全立法、投入、机构、管理、应急预案、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了系统部署，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国家战略。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生物安全存在的隐患更大，因此，我国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生物安全现实危害和潜在风险。借鉴国外构建生物安全体系的经验，我国应积极完善现有的国家生物安全与防御体系。

3.1 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国家统一协调

生物安全问题涉及部门众多，设立统一的国家领导与协调机构，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和权限，实现政令畅通，达到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全方位协调，从而对生物安全问题及其处理过程进行有效管理，实现生物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3.2 加强风险评估、管理与交流

生物安全管理包括三个方面：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当前，我国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已经部分达到国际发展水平，但是风险评估总体水平还有待继续提高，而且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明显不足。需要逐步实现风险评估人员与队伍专职化，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增加管理经费投入、推动信息公开与发布，保障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的全面发展。

3.3 加强科学研究，提高防御能力

科学研究是保障生物安全管理工作顺利实施的重要支撑，对生物安全中的未知和不确定，只有通过科学技术自身的加快发展才能逐步认识和有所解决。因此，应继续将生物技术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之一，大力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开发，积极稳妥推进生物产业化发展进程，提升我国生物技术发展水平，提高生物安全的科技防御能力。

4 展望

21 世纪，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类面临的转基因生物、人畜共患病、外来物种入侵、生物恐怖等生物安全形势将会越来越严峻，生物安全问题将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环境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生物安全必将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等并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我国生物安全战略研究和防御能力建设已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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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00020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通讯作者：田玲，Email：tianling61@gmail.com

收稿日期：2010-11-02

DOI:10.3969/cmba.j.issn.1673-713X.2010.06.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