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石磊，魏 渊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文化图腾与国家形象
——跨文化交际视野下国家形象符号化比较研究

翟石磊，魏 渊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从文化图腾到国家形象，中国“龙”经历了历史的洗礼，也在世界格局和文化体系的扭转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中西方对龙的解读纯属一个历史的误解，也是产生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一种跨文化沟通的结果。无论当时是否促进了文化间的理解和互动，今天的中国龙在经历天朝帝国、殖民主义、民族独立和民族觉醒的阶段后，开始由西方的文化解读转变到让西方按照中国的文化语境去认知，这不仅是龙的文化蕴涵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形象改变的体现。

国家形象；文化图腾；文化蕴涵；语境变迁；龙

引言

“龙”能否等同于英语“dragon”？这是一个持续多年的争议。事实上，将龙翻译为dragon反映的既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文化符号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群体文化价值和自我在他者中的形象塑造问题，揭示了语言文化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现实关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综合国力在崛起，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和国家软实力的构建也在反思和努力发展，对历史的翻译事实和对现实的文化互动都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和思想的碰撞。中国的龙究竟是不是dragon？中国的龙该怎样向世界传播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一、族群图腾与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符号化的形成与发展

图腾是群体的标志，旨在区分群体。图腾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历史上，很多城邦的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以显示部落的信仰和力量，也是一个凝聚群体和对外宣誓的标志，是一个认同的纽带。这些图腾要么是动物，表示希望获得如此动物一样的力量或神力；要么是一种植物，表明对该植物的敬仰和崇拜也可以是自然界的某种自然现象。同时，也有的民族更是对自然加以提升，创造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比如中国的“龙”，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力量，更是一个民族或群体的精神寄托。

中国的龙具有图腾的基本特征，它是各民族共同崇奉的图腾神。在《说文解字》中解：“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传说炎帝、黄帝、尧、舜和汉高祖刘邦的诞生及其形貌，都与龙有关，是龙种、龙子。古越人也以为自己是龙种，故断发纹身，以像龙子。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

“totem”的第二个意思是“标志”。就是说它还要起到某种标志作用。图腾标志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它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和互相区别的职能。同时通过图腾标志，得到图腾的认同，受到图腾的保护。

从最初图腾崇拜，到现代社会的国家形象符号化的塑造和发展，尽管经历了社会的变迁，但是最初部落的图腾崇拜与今天的国家形象的认同的本质是一样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某一个国家所推崇的图腾就是一种抽象的国家存在，就是符号化的国家形象。当今世界各国都对自我的国家形象进行符号化和具体化描述。比如中国的龙，俄罗斯的北极熊，美国的鹰等等。和图腾一样，这样的国家形象符号都具有基本的两个功能：对内的认同和对外的宣示自我价值。

既然图腾或国家形象具有对外的标志功能，那么如何向外界传达自我的信仰和价值存在是个问题，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因为语言和文化的不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不同的国家形象符号的理解受到文化和语言差异的影响，往往又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作为最具象和直接的传播符号的语言语码转换，不正确的或不合适的翻译往往会造成文化的误解或曲解，甚至对跨文化认知和交流造成障碍。

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自我和异文化形象的感知过程，是一个从表层的感觉和认知到深层文化结构和特性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从感性的角度升华到理性的认知过程，而最初的感性阶段往往会形成最深刻的文化形象。这样的形象认知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并且这样的认知容易成为对该群体进行判断和情感的依据，通常是以模式固见（stereotype）的形式出现，这是最直接和典型的对他事物的感性判断，也是最能影响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形象感觉形成的因素，通常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

中国的龙形象或龙图腾在国内经过千百年的演变和发展，从部族图腾到帝王形象代表到今天作为整个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形象代表，成为了一种血缘和精神文化的纽带。中国的龙虽然不如美国或俄罗斯等国家那样的直接将其作为官方的标志，但是实际上成为了官方和民间公认的国家形象的代表符号，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崇拜对象和信仰的寄托。不仅对内有凝聚功能，也需要对外进行标示自我。然而，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和历史的特殊原因，龙的海外形象也遇到了众所周知的挑战和尴尬：龙还是dragon？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喻国明认为［1］，从传播者的角度看，我们应当更多地从接受者的角度考虑交往的效率及实际效果等问题。对“龙”这一形象，外国人与中国人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认识，不仅在于文化结构、认知结构、历史积淀等的不同，也在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我们设想如果中文影响力如同英语对全世界的影响力那么大，那么中国龙可能会更容易被人们认同和接受。

二、跨文化视角下的“龙”和“dragon”的对比分析

当前对中国“龙”的认识的争议集中在该不该改变龙的英语翻译“dragon”，可以从西方拉丁语系和希腊语系的翻译和跨文化传播、社会语言学、符号学等多角度来研究。其中跨文化传播是一跨越时空的符号互动过程，传播的载体符号会直接影响传播的内容和效果。有学者认为［2］，由于种种的历史局限，dragon被译为龙。此后至1898年，这类词典都由西方传教士们编纂。对这期间所有英汉词典中“dragon”词条的查阅分析表明，dragon译成龙延续了马礼逊的误译，以讹传讹。中国学者编纂出版英汉词典始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但dragon译成龙的错误没有得到更正。事实上，回顾清朝中后期中国的对外政策走向和当时中国清政府对跨文化交流的态度以及当时的世界局势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对外交流意识明显薄弱，夜郎自大，文化中心主义占据上风，更不用说对国家国际形象的审视考虑。而西方，特别是英国已经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海外贸易，大量的传教士作为开路先锋和宗教文化科技的传播者，在传播本国文化科技的同时，也把他们的中国观传回了英国，这样的跨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不对等和缺少互动的，结果是一厢情愿的文化叙事。文化的误解也好，讹诈也罢终究是失败的跨文化传播。而事实上，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导致了龙的英语翻译成为一个广为参考的失败范例，在欧洲大陆传播，成为一种所谓的既成事实，成了似乎理所当然的概念：中国的龙就是英文中的dragon。这样的文化误解是基于对词汇的文化内涵和东西方文化差异不全面的认识造成的。

西方语境里的dragon是一种脖子很长，有两翼，很凶猛很可怕的动物，是人们设法要诛除的对象，特别是在圣经的形象塑造中，龙被赋予了邪恶的寓意，在神圣的圣经中，信徒不会去过多的挑剔和怀疑这样的界定，于是就认可了dragon的指代意义：邪恶的化身，需要清除。这进而成为西方语言文化圈和基督教宗教世界的一个共识，经过历史的延续和传播，dragon成了众矢之的，罪大恶极的魔鬼。而我们把这样的魔鬼作为国家形象、民族的图腾向他们传播，传播效果可以想象。

庞进［1］进一步提出西方的Dragon只是对少数几种动物的集合，神性小而单一；中国龙是对许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融合而产生的神物，其神性大而丰富；西方的Dragon主要代表恶，可以说“充满霸气和攻击性”；中国龙则主要代表善，不存在所谓的“攻击性”，中国龙有威严的一面，更有和悦的一面；西方的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不高，无足轻重，中国龙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是吉祥嘉瑞的象征。

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的文化传播活动，不仅仅要考虑对方的文化关切，也要维护自我的文化形象。所以，必须对龙和dragon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和区别，毕竟这是对一个将“龙”（如果非要将其翻译为dragon的话）视为邪恶的魔鬼的文化群体。

中国的“龙”形象与西方的dragon文化释义不仅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下发生了混淆和冲突，甚至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也存在令人担忧的情景。台湾著名时尚组合S.H.E在其歌曲“不想长大”中有这么一句歌词：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这样的歌词选择本身就是基于对西方dragon与中国龙的文化混淆，是对在中国语境下青少年的误导，也是一种对自称为龙的传人的中华儿女心灵的伤害。这不能不让人担忧。

乐黛云在论述关于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的关系时提出［3］，历史上对差异性三种不同的文化心态：（1）将其斥为异端而同化之；（2）承认其生命，崇拜及其空壳；（3）赞赏不同文化多元共存的相对主义。在今天我们反思这个历史上形成的翻译问题时，必须以理性的心态审视之，必须明确文化误读不一定就是歪曲，但至少值得我们从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层面去反思和推敲其最初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语境。18-19世纪的中国是闭关锁国的盛行时期，也是天朝上国思想的鼎盛期，由于缺少全球或世界观念和跨文化沟通意识，官方奉行文化中心主义，拒绝任何可能扩大化的跨文化交流，造成了对外界错误的认识，这也为后来的历史埋下了隐患。作为一个千年文明古国，中国的千年文化造就了国人和民族性格中先天性的文化优越感，但这样的心理也随着历史的变迁和不同文化之间或主动或被动的交流或冲击而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天朝心态—抗拒—挣扎—丧失自信，全面的翻译，全盘西化［4］。

当历史进入后殖民主义时代，霸权主义转向了以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文化霸权时代，以无形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控制代替传统的军事和政治霸权，文化的语境也逐渐转变。由于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的焦点是翻译中的霸权主义以及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控制、侵占与统治，在此语境下可以看出，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整个翻译过程的彰显作用特别醒目，他／她摆布译本的能力与分寸将直接影响到译入语的主流文学、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根据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翻译在后殖民视阈里一般系权力操纵下对译出语文本的改写，也是对译者所服务的译入语文学传统、意识形态、文化、道德、宗教等方面的集中体现［5］。

从翻译和跨文化交流的结合层面来看，语言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翻译，而文化差异往往会形成翻译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提倡目的语关照的归化翻译中，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表达会极大地受到限制，目前提倡国际表达，也就是使用国际上所广泛使用的语言来表达自我文化和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无论是从历史的成因还是中国现实的文化主权立场出发，中国的龙与西方的dragon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是同一个概念，这是一个翻译问题，但更是一个文化和信仰的问题，关系到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的海外影响，不容许任何的迁就和默认。中国在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在迅速的扩大，而国际上对中国的围攻和批评声音从未停息，如果我们将中国的龙等同于西方的dragon进而在西方的普通民众和青少年心目中埋下邪恶的种子，未来的麻烦也不会减少，对他文化的印象往往是由最初的概念形成的，而这样的概念一般形成于模式固见。龙，作为一个抽象的高度凝练的民族文化形象和国家软实力的品牌象征，必须是经得起历史、现实和发展考验的，发现了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解决而不是默认，更不是迁就。纵观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对本国的文化形象的误读采取容忍的态度，而是更加精细呵护，特别是相对弱小的国家。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我们的文化本来就是多样的，历史是悠久的，我们在对内和对外的形象宣传中更要提倡统一和信仰认同的统一，用一个能表达自我的价值立场的声音说话。Dragon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声音，更不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没有理由去接受，甚至对历史的错误和误解买单。

三、问题与建议

中国的国家形象究竟是“龙”，是”dragon”还是“loong”？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其一，这是一个语言文化问题，那么学术界就从文化和翻译的角度来寻找一个共同可以接受的并且符合国际惯例的方法来解决，比如改变翻译或维持现翻译。其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个外交问题，龙的形象塑造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更是会对国家长远的发展和国际化产生影响，不能忽视，而是应该采取办法，维护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传达本民族的声音。如果是这样，似乎龙与“dragon”就是两个问题了，“loong”或其它更具有形和声似的翻译就更合适和贴切了。目前对龙的英语翻译有多种建议，主要也是在尊重龙的内涵意义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寻找合适的发音替代词，使之能恰当地传达中国的文化价值和中文的发音特点，并且也是对语言符号传统的遵循和维持。吴友富认为［1］，要通过大力宣传、挖掘和阐释我们的文化内涵，形象地表达出中国人民与生俱来的追求美好、祥和理念与民族文化底蕴，来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始终不渝地坚守和孜孜不倦地追求爱好和平、谋求和谐、颂扬美好、向往幸福的理想境界。关世杰建议，可以由国家有关方面出面，召集权威专家研究制定龙和“dragon”的翻译标准，供翻译和使用时参照执行。他说：“我们不能因为西方文化怎么样，我们便怎么样。”有人建议采用long，而把“dragon”翻译成中国古语里的某种和西方语言中dragon比较类似的动物，比如直译为“劫更”或“劫根”，将龙英译为“Loong”（拼音long英文发“朗”音，所以要多加一个“o”，从音和型上都接近中文语境下的龙）。当然，我们还可以采用其它的翻译方法，毕竟改变一个既成事实的翻译版本需要很大的努力。比如，以下解决方法可以作为参考：

第一，加注。就是在dragon后注明（oriental or Chinese dragon）

第二，加强图像等直观性的宣传。在外宣中，加入更多的具体形象的中国龙，用强烈的图像刺激，加深其他国家民众，特别是dragon文化受众的对比反差和印象，使之认可中国龙的特性和文化差异，以改变文化思维定势。

第三，加定语。在dragon前加入Chinese，这样也可以加以区别，同时，也是对历史上跨文化传播的承接和发展，也更有利于西方民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龙的接受和认同，比起简单的替换，这样的方法在短期内更容易传达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概念，也更能从内心的文化情感中达到理解。

总之，中国的龙不是西方的dragon，关于中国龙的英语翻译标准的争论还将持续，并且也会有更多的声音加入，但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中国国家实力在增强，国民的民族情感和历史文化意识在觉醒，也就促使了更多人去反思历史，特别是历史上他国对我们文化所强加的符号意义和公共形象。跨文化传播是一个文化感知的过程，是传播者对我文化的再认识，编码传播同时又是对他文化的解码感知的过程。所以，文化形象的定位和情感差异的处理往往会引起文化情感的变化和认同结构的重构。我们不能回避龙的翻译的既成事实和广泛的传播现象，但更不能因为这样的事实而否认我们的民族情感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传播障碍，这样的障碍不是一个文化传播问题，而是一个民族性和群体认同价值体系性质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树立自我民族文化的形象，传达本民族的价值立场和语言特点，但又因为跨文化传播的双向性，作为国家形象符号代表的“龙”及其翻译问题又必须遵循内外一致、文化认同和情感延续的基本原则，龙的翻译的更改须谨慎。

笔者认为，以dragon为中国龙的翻译和文化形象在西方语境中传播在历史上体现了语言文化帝国主义话语，是基于殖民主义文化语境的怪胎，是集合了种族主义、历史偏见、殖民现实、文化霸权、扭曲的文化价值观取向和欧美文化主导的历史观、翻译观。今天有中国人提出反思甚至重新考虑龙的英语等西方语言的翻译体现了翻译立场上的文化抵抗以建构自己的翻译立场，也是从多元文化现实出发，基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文化层面、文化身份、文化误读与误译视角的文化冲突［6］。从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向西方传播中国龙的形象和概念开始到今天我们将龙作为整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或图腾，这本身体现了龙的内涵在时空转变中的自我转变，在跨文化的语境中，龙的内涵与外延也注定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无论是否是我们国人的一种文化抵抗，还是西方人的误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无法摆脱自我文化身份的影响，也不愿意削弱自我的文化主权，文化抗争或文化融合都会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从差异性的对立到跨文化的谅解中形成。即便在后殖民语境中，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存在伴随着西方文化霸权的崛起，新旧殖民主义思维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向更深层次渗透［7］，这的确给重新确认中国龙的国家形象有很大的阻碍作用，中国的国家形象符号化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对现实世界的影响的增加是一个事实，我们向世界传达的中国的声音在不断增强，我们的传播方式也在变化。加强文化传播，发展民族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国际化塑造的基础和最根本的基石。事实上，龙的翻译问题的困扰正是转型中的中国文化的阵痛，从最初清朝闭关锁国，逐渐衰落所形成的对跨文化传播和自我国家形象的盲目自信到当今中国的再次崛起，国人在国家形象塑造和国家软实力发展方面的要求日益增强，为龙的对外翻译正名恰恰体现了一个国家和国民的历史责任和整体意识。这个过程注定是艰难和曲折的，也会有很多的争议和批评，但问题本身已经不在乎结果如何，关键是这个问题已经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中国人的国家形象观和历史责任感调动起来，这是最大的收获。

［1］ 曹继军.中国龙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N／OL］.光明日报，2006-12-05.

［2］ 关世杰.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中“龙”与“dragon”的互译问题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关系［J］.对外大传播，2007（10）.

［3］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M］／／乐黛云，勒·比雄.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08-112.

［4］ 张秀珍.国家的翻译政策［M］／／胡庚申.翻译与跨文化交流：转向与拓展（首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 裘禾敏.论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J］.浙江社会科学，2008（3）.

［6］ 毛思慧.在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抵抗英语语言与文化的帝国主义话语—从阅读Johan Galtung谈起［M］／／.胡庚申.翻译与跨文化交流—转向与拓展（首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7］ 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Cultural Totem and National Image

ZHAI Shi-lei，WEI Yu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From cultural totem to national image，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dragon experienced the vicissitudes of history and has been given various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the change of world patterns and cultural systems.The extreme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DRAGON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are made by the historical misunderstanding and are a kind of cross-cultural result under that special historical context.Whether or not that translation promoted the understanding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cultures at that time，today’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dragon has been shifted from the thinking and cultural pattern in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 to that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after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ranging from isolation，colonialism，national independence to the rise of national awareness.This is not only the change of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dragon，but is also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national image；cultural totem；cultural implication；context change；dragon

G125

：A

：1009-105X（2010）01-0115-05

2009-12-09

中国矿业大学社科研究基金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OW090264）

翟石磊（1981-），男，硕士，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讲师；

魏 渊（1979-），男，硕士，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