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辉

（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当下文学的发展路径及面貌并非简辞要论所能概括和描画,然而,面对涯渚不辨的文学之域,依然可以寻到诸多关键词以作索骥之用。它们标注着文学发展脉络上不容忽视的节点,在更深意义上,暗示着当下关乎文学的各种思考的纠结、分化、争执与补充,而文学创作群体乃至文学自身寻求生存空间和发展途径的执着探寻,便可藉此得以彰显。

所谓“症候”具有广义指涉：不唯独是缺憾和教训,更是其现有状况的简要图谱；不唯独是包含褒贬的价值评判,更是和而不同的包容和客观呈现。核心理解有以下方面：首先,叙事学是本文逻辑延展所依据的切入点,试图将叙事学与当下文学成长特征的考察相结合,在叙事学流变的整体背景下为文学形态研究寻得新的问题空间。其次,试图寻求繁杂文学分支之中隐含的共性特质,以及彼此争执共生、互为发明的内在机制。

一、缘起：叙事学的文化意义

新世纪文学对叙事学形态变迁的紧密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为本文由叙事学入手考察当下文学生存样态提供了合理性。分析其促成因素,除去文学自身在物质消费主义时代的新境遇,以及文学自身蕴含变化因子的后续萌芽以外,叙事学作为理论背景对当下文学的影响完成了从探讨故事结构向叙述话语层面分析的重要提升。同时,在范围上也由古代传说、神话扩大到对现代文学作品叙事形态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叙事学的文化意义在此过程中得以凸显,成为沟通叙事学与文学研究之关系的必要中介。正是文化意义的指涉,使得叙事学这一理论领域与文学创作有了更多的交集。

叙事学由西方走来,在其渐渐成为国际性叙事研究潮流的过程中,东西方两种面孔逐渐清晰。通观西方此领域的各种繁杂争论,西方叙事学发展路径大致走向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三元论争,而叙事诗学在此格局中又因直接关联着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的纽结而愈显重要。叙事诗学裹挟着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信息,成为叙事学由文本结构、情节推演、话语方式等理论运思走向影响文学创作层的文化背景因素。也就是说,叙事诗学所体现的文学审美性与社会、政治的选择成为影响个体文学创作理念的文化动因。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美国的诞生,后经典叙事学得以创立,女性主义叙事学以经典叙事学的批判者和取代者的面目出现,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政治融为一体,打破了西方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长期对立,也为叙事学注入了性别思考的维度和更多的价值考量。叙事学从关注文本情节与话语等结构因素跃入对叙事行为本身的思考,而叙事行为本身正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符码。

由“叙事文本”到“叙事行为”,西方叙事学走过了一条从简单到丰富、由平面而立体的成长道路。而在遥远的中国,叙事学文化意义的诉求之路则主要体现于三个研究对象上,即整理中国古典叙事资源、考量中国现当代叙事学资源、沟通西方叙事理论经验教训。在上述三个主要研究对象中,文化意义的诉求渗透其间,遍及当下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各个核心层面。简述其要,中国叙事学文化意义的诉求之路大致可概括为三个层面：

第一,由清点古典叙事学资源,强调从史学和文化学入手理解中国传统叙事性格。

第二,由考量现当代叙事学资料,对比凸显文学中各类文化信息对叙事样态的重要性。

第三,由沟通西方叙事理论经验与教训,见出西方语言学发端的叙事学与史学、文化学发端的中国叙事学之不同,明确中国古典叙事学之优长。

可以说,叙事学承载了中国文化观念和文化思维方式,从语言理论、形式主义迈向对文化意义的诉求。而这一方向则长久地影响了中国当下文学的整体生存样态。其原因不仅在于叙事学理论剖析本身带来的对文学阐释技巧的革新,还在于叙事学文化意义诉求所提示的选择眼光,以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念的形式随文学感染着当下文学现象中的个体,由整到散,继而又以更加来势汹汹的势头反馈参与进文学生存样态的构成中去,成为文学景观中的活泼组成。

而当下在强调整理传统叙事学资源的国人中,亦不乏呼吁关注其文化品格的声音。杨义在其《中国叙事学》一书明确指出：“为了使开通的风气不致成为过眼云烟,有必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地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研究其本质特征,并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进行切切实实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国与世界对话。”[1],进而将中国古典叙事品格归为史学与文化学的因素,“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的各种叙事形式,无论是它们的发生学、发展论,或是形态学诸方面,都是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获得它们的特质和神韵的。如果我们总是把西方的小说理论或文艺理论,随便拿来套在我们的头上,就往往把我们最精彩的东西给忽略了,造成了许多令人扼腕叹息的智慧流失和知识盲点。”[2]在以杨义为主的叙事学文化研究之后,学者并没有停止进一步的思考,他们进一步明确了如下认识：“西方叙事学的弊端是我们必须戒绝和超越的,这是建设中国叙事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西方叙事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研究者主要采取的是逻辑演绎和分析的研究方法,因此,其论著多理论的推演,多概念、术语、公式、定义,而不看重对作品的审美感悟……主体精神的缺失造成了大多数结构主义叙事学论著干涩枯燥的面目。……不过,大部分中国叙事学批评论著都渗透着研究者的审美体验乃至生命感悟（其中尤以杨义的叙事学研究较为典型）”[3],此外,还有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赵毅衡《比较叙述学导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孙先科《颂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等一批专著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文化诉求在叙事学发展方向中的影响力。

二、核心：文化意义诉求的具体影响机制

叙事学的文化诉求并非空泛理论游戏,最终要落实为具体的影响机制和实现途径。20世纪80年代到 90年代直至今天的文学成长历程,恰为进一步深入地考察提供了合适的标本。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当下的文学历程糅合了多元的文学价值选择。按其价值观信息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三个节点、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 90年代,文学完成了从启蒙现代性向“个体书写”,也即集体性写作向个体性写作的变革；叙事学上则对应完成了由“启蒙叙事”向“欲望叙事”的过渡。此间矛盾集中表现为 90年代强调个体独特性和个体意义的欲望写作对80年代启蒙文化下的文学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启蒙主义文学强调价值整一,以严格的价值审查规约着文学审美性格中个体维度的存在。这一格局随着“新写实主义小说”及“新写实”叙事开始动摇。新写实倡导作家及读者观念的隐遁,以“客观”呈现“真实”的现实。然而,没有了主观的价值评判,也即意味着对现实的态度由批判、审视变为亲切的接受,由理性警惕变而成为宽容结盟。而上述文学转折正是肇始于新写实叙事对启蒙文化叙事的消解。90年代新写实叙事一路高歌前行,矛头直指被怀疑为“话语霸权主义”的八十年代文学。由新写实叙事带来的 90年代叙事方式趋于多元,“晚生代”、“私人化”、“个体化”、“身体写作”不一而足,而这又进一步导致文学创作领域“个人化写作”、“青春写作”、“身体写作”、“网络写作”、“痛苦写作”等诸多写作类型的井喷之态。

第二阶段,上世纪 90年代至今,文学由“个体书写”进入“后个体书写”的困惑；叙事学则对应进入新的文化重建与价值重建的时期。个体书写在高歌猛进的尽头走入了欲望的虚无,由欲望井喷走入欲望迟钝。那些高歌个体性的作家,他们的“欲望化叙事”目的是要为欲望正名,让欲望摆脱种种道德的、人文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的压抑与异化,回复其本真自然的性质,然而,在九十年代特殊的商品主义时代背景下,欲望的解放逻辑却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欲望的消费原则,被释放出来的欲望反倒被欲望所淹没,欲望解放者最终成为欲望的俘虏。文学“欲望化叙事”随即面临这样的危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到来使得任何没有否定内核的个体欲望表达都有沦为商品的可能。

现实也是如此,以女性“欲望化叙事”为例,包括林白、朱文、陈染等在内的女性作家,其作品在由个人状态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受到消费主义的强暴和扭曲。这一扭曲手法多样,如作品名称情色化、封面设计暧昧化、作品介绍煽情化等等。尽管她们已对此进行了某种程度区分,却无力改变全局。仿佛,刚经历过激昂的朝向启蒙叙事的宣战,文学便再次陷入被解构的命运,市场化、消费化、商品化的浪潮掩盖了最初倡导展示个体欲望和丰富性的动机。

综合而观,从两个阶段的更替中,叙事学文化诉求对文学的影响机制可获得较为清晰的呈现。其机制大致由两个方面实现：

途径之一,通过心理机制的变化影响创作者对现实的理解。80至 90年代,叙事大致完成了由真、善、美宏大理念的维护挑剔现实,向在包容个体小我差异的同时接纳现实的转变。文学放下满脸肃杀之气,露出和气的容颜。

此间作品以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和刘震云《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以及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所描画的庸碌“小人物”,纷纷放弃对理想的坚守,内心仅存对青春的残梦也被现实需求所湮没,理想的旧旗帜换为日常存在的无奈接纳。

途径之二,通过联合时代背景形成更为强大的合力,作用于个体文学创作与阅读。上世纪 90年代,欲望叙事最终结合消费主义时代之力,由解放欲望迷失于纯粹欲望的丛林,便是这一途径最显豁的印证。叙事形态不仅仅是文学本身的事情,还会越出文学栅栏,媚合大众消费的口味,成为当下时代的消费品,最终偏离文学叙事转型之初衷,也将更沉重的问题留给了未来。

三、余思：构建合理文学样态之途

文学与叙事学无以割裂的关联,使得在新世纪重新回顾叙事学的变迁路程,提炼叙事学起承转合的内在运思,分析叙事学历次转身的内在逻辑,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正如前文所记,中国当下文学景观中最为明显的两次转折,即 90年代个体化写作、欲望写作对此前80年代启蒙文化书写的抵制与消解,以及继之而来欲望书写在当下消费主义时代的迷失引发的对个体化书写的反思,一路行来,中国文学生态走入了感到痛楚而寻觅方剂的关口,“后个体书写”尚未觅得良枝而息。“青春写作”、“身体写作”、“网络写作”、“痛苦写作”、“恶意写作”、“证美写作”等正是这种徘徊的具体表征。在这样一个空白期,中国文学样态的合理建构便面临着如下的问题。如何从上世纪80、90年代至今已有对文学的成熟思考中获得解决后续问题的灵感和启发,如何防止时代力量对文学样态的负面作用,如何使恶意写作与证美写作由对抗走向对话……诸多问题的后续求解提示了思考叙事学的文学启思意义的必要性。

而在文学现象糅合、分化、区分的繁杂暗流之下,文学景观的营建更需要以理性廓清迷雾。首先,文学必须保持主体性的品质。也只有经过了这种或许是令人困扰的思考文学最终才能成为某种主动性的存在。主体性的独立品格是文学规避消费主义时代风险的有力保障和必要背景。在主体性的背景之下,文学关于集体价值与个体诉求、欲望自由和欲望枯竭的一系列论争,方能保持最初的合理性而不至于迷失了来时路。其次,当下文学样态的构建还应正确把握审美意识形态维度,正确处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消费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包含了市场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大众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多元体,而以往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全部的政治意识形态,只是其合理中心,并不指涉其全部内容。

这一多元意识形态结构是当下文学样态的发展无从脱离的外部环境。试图摆脱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影响,倒不如承认并反思其特殊的叙事文化景观,走向更为清醒和自觉的文学行为,进而在其中无限接近自由的主体性品格。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杨义.叙事理论与文化战略——中国叙事学导言[J].社会科学战线,1996（3）.

[3]杨义.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