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刘 箴

“孔子热”时不时就会在中国上演。如今，随着电影《孔子》的上映，各类关于孔子的话题开始涌现。不管古今中外，但凡研究中国文化者，绝难绕开孔子。推崇者自不必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便是他们眼中的高山。即使要另起炉灶者也概莫能外。因为另起炉灶便须舍弃现有炉灶，而现有炉灶在他们眼中，即使不是孔子之炉灶，怕也免不了烫着“孔家店”的注册商标。然而，孔子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形象，几乎从公元前479年，他辞世的当年起，他的形象就在悄然变化，而且始终变个不停。

同时代的各个派别都在“折腾”孔子

《论语》被公认为孔子的语录、儒家的正宗经典，然而《论语》并非孔子、而是其弟子们所写。在这部书的后半部，就记录着孔子死后，他的第一次“变形”：他的弟子有若仗着一张酷似孔子的“克隆脸”，居然堂而皇之扮演起孔子来，最终被师兄弟们以“形似神不似”的理由轰了下去。可什么是“神似”，弟子们也莫衷一是，脸蛋儿长得像不像孔子，今天的人们说不清，当年的人可是有谱的，这精神、思想像不像，谁说了算？

《韩非子》说“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这八派都说自家是正根，别人都是异端邪说，其中孟氏的孟轲还是孔子嫡孙子思的学生，而都被称作“大儒”的荀况和孟轲，一个主“性恶”、一个主“性善”，一个推崇法治、一个强调“礼治”，立场针锋相对，却都自称是孔子嫡系。而孔子自己，明明是“敬鬼神而远之”的，看见有若扮作自己指手画脚，泉下有知，不知会否当场昏倒？

不光儒家在折腾孔子，也许是名气大、辈分高，同时代的法家、道家、纵横家，几乎没有不提孔子的。《韩非子》里有，《列子》里有，甚至《庄子》里也有。那个一路被小人物寒碜刁难的孔子、那个被俩小屁孩儿一个“早上和中午太阳谁离得近”弄得张口结舌的孔子，便都是这些作品的发明创造。大抵来说，在这些“旁门”作品里，孔子是被作为陪衬或标靶竖立起来的，自然是“怎么方便挨揍怎么塑造”。

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孔子面孔”

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日子该好过了吧？问题是，那个孔子是孔子么？不论西汉还是东汉，儒学都跟所谓图谶之说纠缠不休，这些像极了数独或猜谜游戏的玩意儿，因为据说预示了两汉皇帝的气数，一下变得十分流行。王莽、刘秀等一大批大人物推崇备至，以至于正经儒学大师郑兴老老实实说“我不懂这个”，差点被刘秀撤职查办。这股风气直到魏晋初年杜预作注，才算刹住车。虽说整理过《易》，可貌似从《论语》中，实在看不出孔子对这些玩意儿有多少兴趣，相反的例子倒有不少。

自唐而宋，再到明，儒学渐渐地变成了儒教，尽管也有王安石、王艮、王守仁这些人出来争辩，但总的来说，脸孔是板得越来越僵硬了。宋代二程喊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人家孔子在陈绝粮，明明让弟子们到处觅食，丝毫看不出“饿死事小”的学术见解。南宋儒教开始排斥寡妇再嫁，要求男女隔绝，最好连路都分男左女右，可孔子不仅没说过跟寡妇们过不去的什么话，也没有任何排斥男女间正当接触的言行。他爹妈是怎么约会的且不去说，他本人不还跟南子坐过一辆车？到了清末，一些卫道士打着儒教的幌子排斥西学。有个叫徐桐的，路上看见洋人、女人，就拿大手绢蒙住脸，来个眼不见为净。他们大约是忘了，孔子自己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没有排斥中外交流的意思。

这还不算，历朝历代，都有些另类的“孔子面孔”出来添乱。汉代有个叫樊并的读书人，假托孔子学说起兵造反，失败后不仅自己的学术论文被烧个精光，连跟自己同姓一个“樊”的孔门弟子樊迟都跟着受连累。清末康有为“托古改制”，弄出一个“改革派孔子”来。更有甚者，一本不知猴年马月被人编排出来的《孔子闭房经》里，道貌岸然的孔夫子居然成了性学专家。

到近现代就更热闹了。孔子一忽儿是“孔圣”，一忽儿变成“孔老二”；一忽儿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地球未来的希望”，一忽儿又是必须砸烂烧光的“四旧”。电影《孔子》编剧之一的何燕江，在所著的同名图书中，则把孔子塑造成一个在悲剧的人生中逐步找到自己目标的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孔子，那就是奋斗，或者说自强不息。”

“百变孔子”在国外

中国如此，外国也不例外。17世纪为了传教方便，也为了糊弄挑剔的罗马教廷，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刻意将“孔夫子”塑造为“世俗思想家”，竭力将孔孟学说解释为“哲学”，将祭孔解释为“无害的风俗习惯”。孔夫子也被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西方学者尊奉为“理性主义大师”。然而，随着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遇到障碍，儒教和孔夫子就变成许多传教士眼中的绊脚石，曾被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推崇的儒学，却被教皇克勉十一世定位异端邪说，被普鲁士国王驱逐；曾被许多西方哲学大师推崇的“孔夫子”，却在1700年被意大利人费雷隆假借苏格拉底名目痛斥……当初被作为“科学的东方思想”介绍到西方的孔子学说，几百年后却被当作“科学的敌人”痛斥。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断言，中国只有彻底摆脱孔夫子的羁绊，才能变成“文明的近代国家”。

到了当代，情况又发生变化。一方面，“四小龙”的崛起和中国的发展，孔子再度引起了西方的兴趣。《论语》译本在亚马孙图书畅销榜上常常榜上有名，“世界十大古代思想家”、“21世纪希望所在”、“诺贝尔奖得主普遍关注”之类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的传闻有鼻子有眼；另一方面，“中国龙借孔夫子染指世界”等夸诞之说不绝于耳，将孔子和儒学视作“民主自由”或“科学理性”对立面、绊脚石的言论，也并不难听见。

这一切并不奇怪。在中国，由于孔子名声太大、影响太深，支持者固然要借他助威，反对者同样要拿他说事，否则不足以振聋发聩。在西方，当中国弱小时，有人会将孔夫子的学说当作“有趣无害的学术”加以亲近；有人却会因中国的无足轻重，进而对孔子学说产生恃强凌弱、乘人之危的想法。当中国强大时，一些人会将孔夫子的学说当作“中国的强大秘方”，珍之宝之，神之秘之；另一些人却会将孔子当作孕育可怕中国龙的“罪恶渊薮”，“打蛇打七寸”，试图将孔夫子这个中国的精神偶像，连同中国文化体系一并击得粉碎。

印度《长阿含经》里说到“盲人摸象”的故事：一群盲人不知道大象的长相，就约好一起去摸，结果摸到尾巴的说“大象长得像草绳”；摸到大腿的则说“大象长得像柱子”，彼此争吵不休。孔子之“百变”，又何尝不如此？更何况对孔夫子评头论足者，有许多甚至连那样盲人的一摸，都尚未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