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明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 201204）

中共对国民党的策反策略是以合法或非法形式进行的以秘密工作为主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它既是中共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统战政策的一种实现方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的策反因其震撼朝野、鼓舞士气、播撒火种、启迪后人而永载史册。本文将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总结，以求有益于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瓦解，推进战争胜利进程

徐特立在为刘善本、张受益等人离开延安的临别赠言中曾不无感慨地说：“勿自以为三五人的力量微小，无补于今日的严重局面，但精诚所感，一唱百和，其影响所及是无限的。”[1]（P27）先期起义的国民党军无论其规模大小都为向往光明的国民党军起到了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推动了其他国民党军走向人民阵营，形成起义的多米诺骨牌，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加速分化瓦解。张钫在成都领导起义之前就曾说过：“大势所趋，全国都要解放的。我觉着傅作义、程潜的做法可以效法的”。[2]（P556）卢汉在领导昆明起义前也说过：“傅作义带的兵比我多，所在的地方比我富，他尚且投奔共产党，我卢汉何苦要死跟老蒋卖命呢？”[3]（P584）北平起义还直接导致绥远的和平改编，傅作义不仅对董其武适时指示，而且先后授意王克俊、安春山等人协助和谈，帮助安定局面。绥远起义的形势又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及其子马继援、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逵及其子马敦靖等人弃守青海、宁夏，携家眷南逃，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及其子马惇静起义，西宁、银川未经什么战斗就相继解放。此外，1949年2月12日，黄安舰首开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的先声，给国民党海军201号扫雷艇的官兵以极大鼓舞，他们紧随其后于2月17日驾艇起义；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王牌”军舰“重庆号”的起义，使国民党海军巡防艇队和“灵甫号”官兵大受触动和启发，他们加紧了起义的步伐；原国民党军第39军第103师三水起义直接导致第91师的鹤山起义等。

国民党军起义不仅在精神上对准备起义者起到激励作用，在军事上也起到了必要的协助配合作用。在原国民党军第3机动艇队起义的带动下，附近国民党军焦山炮台和国民党军联勤总部后勤署的官兵也加入进起义队伍，此举减少了第3机动艇队起义的阻力，正好配合了第3机动艇队的起义行动。而第3机动艇队于1949年4月23日拂晓起义，又为晚于他们10多个小时原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的起义减轻了压力。1949年12月10日原国民党第19兵团于黔西起义，使蒋介石派该部增援进攻昆明的计划落空，从而有力地配合了昆明起义。

起义的国民党军加入到反内战的斗争中，打乱了国民党军计划部署，有力地配合当时当地的对敌作战，加速战争进程。潘朔端在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敌工部强大的策反攻势下，于1946年5月30日率部海城起义，首开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战术兵团起义之端，有力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北满的作战，直接影响了长春的和平解放；王家善于1948年2月25日率部于营口起义，同时逮捕38名营口市党政军首脑，并协助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城防司令部和交警总队3000余人；1949年4月23日“两台”（国民党空军临时指挥所的431台和南京大校机场指挥塔台）的起义直接造成国民政府的撤退指挥无法进行，整个南京的空军陷于失控局面；渡江战役发起之时，原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官兵、原国民党海军第3机动艇队和原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的起义，策应了人民解放军的顺利渡江；1949年11月9日 “两航”（原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的起义切断了国民党对西南的空中运输，对粉碎负隅顽抗的西南国民党军起了积极作用；1949年12月11日原国民党第22兵团的宜宾起义促使解放军截断胡宗南的退路，全歼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张“王牌”第5兵团。

起义后的国民党军作为人民解放军参加其他战斗，为全国的彻底解放贡献了力量。吴化文于1948年9月19日率部济南起义，部队整训后又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原国民党军201号扫雷艇于1949年2月起义后，6月参加了解放青岛的战役，8月又参加了解放长山岛的战斗；1949年10月26日起义的原国民党海军“联荣舰”，起义2个月后就参加了珠江三角洲剿匪战和解放海南岛战役；1949年11月9日起义的原国民党海军“光国艇”，后来参加了解放珠江口外万山群岛的战斗；1949年12月1日 “永安”“郝穴”两舰川江易旗后即担负了军运任务，将许多军需物资和解放军官兵运往巴东前线等等。可见，国民党军起义对加快解放战争进程的意义重大。

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国民党军起义不仅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也振奋了我军的士气。“御林军”国民党警卫师在师长王晏清率领下于南京近郊起义，“太子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1总队在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少将局长贾亦斌的率领下于嘉兴起义，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领导的北平起义，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领导的长沙起义，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昆明起义，原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郭汝瑰率部宜宾起义，原国民党海军中两大王牌舰“重庆号”和“灵甫号”起义，“两台”南京起义，“两航”香港起义，国民党用于快速部署和纵深攻击的重要力量、被蒋介石作为“杀手锏”的伞兵3团官兵起义等，不少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国民党军在中共策反政策的感召下举旗倒戈，不仅使蒋介石恼羞成怒，引起国民党朝野上下极大的震撼，打击了他们嚣张的反动气焰，而且也振奋了我军的士气，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周恩来、李克农在1948年代表中央在给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的电报中指示：“组织空军起义，扩大我军声威，加速蒋匪内部崩溃”。[1]（P28）这不仅是中共策反的初衷，实际上也是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策反国民党各军种起义所产生的巨大意义。但客观而言，中共策反国民党对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作用只是加速，而不是决定性的。

二、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挽救保护国家资财

毫无疑问，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战争的问题，必然使得百姓和官兵免受伤亡之苦，这一点可从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和解放军的伤毙情况统计数据 （见图1、2）中得到证实。首先，从国民党军伤毙的人数发展趋势上看，解放战争的第2年度（1947年7月-1948年6月）与第1年度（1946年7月-1947年6月）相比，伤毙人数的增长速度约为26.81%；第3年度（1948年7月-1949年6月）随着起义数量的激增，①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向前发展，国民党军队起义总量无论是人数还是建制数均不断上升，在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尤为明显。其中策反国民党正规军起义的数量亦由战争开始时的低于非正规军起义的数量，到战略决战阶段明显超过非正规军起义的数量，是其的7倍多，此后继续增加。策反的起义将领也不断升级，由最初为数不多的少将、中将提高到战略决战开始时大量少将、中将出现并且有上将一级的将领加入到起义阵营。参见闫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策反与国民党军起义》，《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6期。国民党军伤毙人数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约为5.81%；到了第4年度（1949年7月-1950年6月）起义数量继续攀升，国民党军伤毙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降低速度约为69.68%。同期解放军的伤毙人数增减趋势与国民党军的增减趋势基本相似。其次，从国民党高级军官伤毙的情况来看，第2年度比第1年度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相当低，增速仅约为3.85%；第3年度便急剧降低，其降低速度约为48.15%；第4年度虽略有增加，但总体来看仍然是呈下降趋势的，4个年度的平均降低速度约为11.5%。最后，从有起义事件发生的局部战役来看，1948年9月12日-11月2日的辽沈战役，国民党军的伤毙人数占损失总兵力的比重约为12.03%；1948年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的平津战役约为5.72%；1949年4月20日-6月2日的渡江战役约为5.08%；1949年7月8日-8月4日的湘赣战役约为1%；1949年11月1日-12月27日的西南作战约为0.98%；1949年9月4日-9月28日的甘肃河西战役约为0.55%。大同、榆林、绥远等地的解放甚至无一人伤亡。可见，解放战争胜利的取得虽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员的伤亡，但是胜负与否却并不是以人员伤亡的数量来衡量的。由于中共策反国民党军起义的巨大效应，使战争的对抗强度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降低，所造成的伤亡人数亦不断减少。

图1 国共两军伤毙人数趋势

图2 国民党高级军官伤毙人数趋势

策反国民党军的起义使得国家资财免遭流失和破坏。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北平，中共为了保全其工商业基础和文物古迹，也为了保全200余万市民和20万士兵的生命，作了极大努力。194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函傅作义敦促其起义，在为傅作义指明“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有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的办法时就提到：“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4]（P64）在随后的谈判中，中共仍然将“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维持现状，不得损坏遗失”，“保护文物古迹”以及“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4]（P66-67）等作为和谈的重要内容。而傅作义接受并执行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也就使得这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免于涂炭，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功不可没的。原国民党招商局是中国成立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拥有50万吨轮船吨位，1.7万多名职工、船员，财富巨大。解放前夕，在中共的策反下招商局在南京、上海、香港等地起义，使国民党将招商局的财产、人员疏散到台湾的计划破产，保存了大量海轮、江轮、火轮、铁驳等船舶和码头、仓库等重要设施，并且巧妙地截留了原国民党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的40多艘价值5百万美元的船只，以及国民党政府预运往台湾的4千吨铜和1万吨棉布等物资，为国家保护了大量财产。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是经办全国煤炭、钢铁、石油、电力等行业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重要经济机构，在中共上海和香港党组织以及委员长孙越崎等人的努力下，资源委员会不仅将价值2千万美元的美援器材和掌管在上海的100多万现金、2万枚银元、500两黄金、数万元美金以及全部文书档案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而且在起义的斗争中成功地阻止了反动派对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内库存价值约600万美元的稀有金属的盗卖。此外还有原国民党海军第3机动艇队起义的23艘舰艇、原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起义的30艘舰艇、原国民党“两航”起义的80余架飞机等等。和平起义本身就避免了因交火而导致城池、物资的损毁，再加之起义人员严守岗位、维序治安、保全财产的工作，这对国家资财的挽救和保护是不言而喻的，对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经济恢复和国防建设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三、增进民主人士对中共政治主张的认同，巩固统一战线

在解放战争中，许多民主人士都积极参与了中共策反国民党军的过程，在努力协助策反工作的同时也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共政治主张的认同，还有更多的民主人士从国民党军起义的事件中受到启发，增强了对共产党的信任，他们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力量。在北平解放前夕，田汉从解放区带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徐悲鸿的嘱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5]（P279）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徐悲鸿不畏国民党种种恫吓利诱，坚决抵制他所主持的北平艺专南迁，并说服其他文化界人士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徐悲鸿还在一次傅作义召开的北平学者名流讨论时局的联席会议上慨然陈词：“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也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免受损伤，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顺从民意，以使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毁”。[5]（P278）徐悲鸿的发言带动了很多与会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杨人楩、康有为之女康同璧等人积极呼应，力劝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这对傅作义下定起义决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时任湖南大学教授的李达受湖南省工委的委托，通过程潜的亲信方叔章策动湖南起义。在程潜授意召集的一次民意探讨家宴上，李达通过回顾国共合作的历史和分析时下战局，直率地指出：“从孙先生逝世后直到今天的历史事实，又该领受不少教训了。孙先生早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今天已经这样明明白白摆在眼面前的潮流，难道颂云先生还没有看清楚吗？”[6]（P398）“程颂公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坚持和平”。[6]（P359）这番讲话不仅影响了省府秘书长邓介松、民盟湖南负责人肖敏颂、湖南大学教授伍薏农等湖南各界人士，更是坚定了程潜走和平起义之路的信心。他对李达的话表示赞同：“本来就是他说的这样，现在确是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6]（P398）以徐悲鸿、李达为代表的国统区进步人士将自己的事业融入到救国救民的民主革命之中，凭借自己在文艺界、学术界、政治界的威望推动着和平起义的实现。在解放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仍然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以党外人士的身份①也有民主人士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早年脱党的李达于1949年重新入党。和渊博的学识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巩固着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

有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在起义之前或是之后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高树勋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兆祥于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董其武、陶峙岳于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等。而那些脱离了国民党后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起义将领，他们作为民主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与中共精诚合作，“为建设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7]（P52）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贡献力量。马鸿宾、卢汉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将领起义后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间的和睦而全力工作。覃异之、吴奇伟、陈明仁、唐生智、裴昌会等人对台湾同胞和台湾故旧至为关切，经常撰写文章和信件，发表广播稿件，积极宣传中共的对台政策，呼吁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殷切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侯镜如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更是不懈努力：1984年2月他和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宋希濂、蔡文治在华盛顿共同发表了《黄埔军校老同学及其家属促进中国统一筹备委员会宣言》，并在1986年7月纪念北伐战争60周年的座谈会上和1987年7月黄埔同学会举行纪念 “七七事变”50周年的座谈会上接连发表讲话，这些讲话和《宣言》在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8年9月，侯镜如又当选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他说：“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永远记取……时代要求我们向前看，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大陆还是生活在台湾，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科学的构想，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通情达理，历史的发展将会证明这一构想的正确性。”[8]（P695）这些国民党起义将领以他们特殊的背景和爱国情感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各族各界人士共创革命伟业、振兴中华而竭尽所能，他们与中共携手并进为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四、为国家建设储备人才，壮大国防力量

在中共“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9]（P288）的方针指引下，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兵、政要以及企业员工以巨大的热情和赤胆忠心投身于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他们所贡献的技术和才智对于国家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意义重大，其作用难以估量。

建国后，中共对国民党高级将领不但既往不咎，还记功立奖、唯才是举，很多官兵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继续表达着他们的爱国情怀。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长后，不辞辛劳，身体力行，他常常进行水利工程考察，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淮河、松花江上的水利工程工地，即使在病危时仍关心着各地的旱情和汛情，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谓鞠躬尽瘁。陈明仁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第12兵团司令员，他在广西剿匪战中带兵作战，5个月歼灭土匪3万多人。后来，陈明仁还率部担任荆江分洪、守卫祖国南大门等任务，功绩可嘉。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曾泽生、董其武主动请缨作战，他们分别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的50军和23兵团，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董其武带领的官兵胜利完成了修建空军基地和防空作战任务。曾泽生率领的官兵在高阳战斗、汉江南北两岸50昼夜阻击战等战斗中，屡建奇功，捷报频传。张克侠在任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后，严于律己，忘我工作，对林业科研机构设置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对国家的林业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曾任国民党和谈代表的邵力子、张治中与国民党决裂后，在新中国的政治和外事活动中都发挥了卓越的才智，他们广泛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邵力子关于计划生育的意见和张治中关于和各国发展贸易往来、建立视察制度、支援老根据地建设等主张被党中央所重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立下汗马功劳。还有很多在建国后被人民政府特赦释放的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在他们的思想改造完成后也被党中央量才使用，并且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如：被任为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的杜聿铭和沈醉，杜聿铭写了《辽沈战役概述》、《淮海战役始末》、《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等文章，沈醉写了《我这 30年》、《军统内幕》、《我所知道的戴笠》等著作，这些资料都力求将自己的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具有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

解放军的航海和航空两项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几乎是一片空白。毛泽东、朱德在对重庆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指出国民党空军和海军起义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10]（P44）解放战争时期有大批国民党海军和空军官兵的起义，为新中国的海军、空军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人才。菊庆珍、王文礼、邓兆祥等原国民党起义的航海、枪炮、潜水、帆缆等多个海军技术部门的官兵3600余人，刘善本、谢派芬、杜道时等原国民党起义的空勤、地勤、伞兵、雷达、通讯等多个航空部门的技术官兵共4000余人，“两航”起义的2000余名员工等等，这些人员包括经验丰富、技术优良的军官，文化程度较高的士兵，其中还有许多人员有过留学经历。①重庆舰和灵甫舰上的很多官兵在英国皇家海军各专业学校和荣誉号练习舰上接受学习和培训，刘善本、俞渤、梁惠福、吕云荪、刑文卓、刘焕统、杨宝庆、唐宛体、岳哲安、罗贤朴、李筠、李愈等许多起义的飞行人员都曾赴美留学深造。他们起义后不断加强政治和技术上的学习，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栋梁之才，在训练、教学、科研等方面为新中国建功立业、不遗余力，使人民解放军的海军、空军从无到有，并且迅速发展壮大。

总之，中共对国民党的成功策反所产生的军事效应、政治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乃至文化效应，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世界军事战争史的光辉典范。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空军[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2]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国民党将领谈国共大决战·起义投诚[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3] 张明金．国民党三军大起义 走向光明[M]．济南：黄河出版社，2000．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冀晋察绥平津地区[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5] 廖静文．徐悲鸿一生[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陕甘宁青新[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8] 邢福有，谭文革，郭伟．走向光明的历程：国民党起义将领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9] 毛泽东选集[M]：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海军[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