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业

2003年曾有学者提出对日“外交革命”论，认为中国应从对外战略全局出发，积极发展对日关系。但基于当时一些主客观因素，对日“外交革命”知易行难。如今时过境迁，国际战略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都已发生巨大变化，而且今年正好是《日美安保条约》修订50周年，中美日三边关系也在改变。对日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大局中日趋重要，使得对日“外交革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从中美日三边关系演变的角度看，首先是中美日三国实力此消彼长，中国崛起势头有目共睹，美国霸权相对衰落，日本则继续低位盘整。三国实力变迁既客观上增强了中国运筹三边关系的能力，又增加了中国对日本的战略吸引力，以及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力。

其次,三边关系的排列组合深刻变化。2003年这组三边关系的架构可用不规则三角形加以描述，即美日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小泉政府奉行“傍美轻华”政策所致。去年以来，民主党鸠山政府主张“亲美入亚”。可以看到，不规则三角形逐渐演变为等腰三角形，即美日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日本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甚至称中美日已是正三角关系。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结构变迁无疑为进一步加强对日外交，塑造对华更有利的三边关系提供了空间。

再次,三边关系的互动环境经历剧变。2003年处于大国权力斗争尖锐的时期，朝核、台湾等问题升温，再加上美日对于中国崛起将引发的地区效应很不适应，中美日三角演变为“美日联手对华”的“二对一”。而近期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缓和，区域合作发展为中美日良性互动注入新动力，更重要的是，美日逐步以理性开放姿态应对中国崛起。中日关系沿着自身发展轨道前行的可能性增强，而且推进中日关系对于提升中国在三边关系中战略地位的“溢出效应”更为突出。

从当前中国对外战略全局看，对日“外交革命”又具有一定紧迫性。

第一，中日合作是亚洲区域合作的关键。当前亚洲区域合作势头良好，这赋予中国通过地区一体化塑造自身地区强国地位的绝佳契机，而亚洲一体化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合作的程度。

第二，与日就全球性问题、国际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等加强协调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当今世界政治经济议程基本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展开，日本在这些问题上表现活跃，且具有一定影响力，适当加强与日协调，即使不能分化西方集团，也有助于缓解中国外部压力。同时日本在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拥有仅次于美国的投票权与影响力，在国际经济金融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拥有一定的制度性权力，从这个角度看，处理好日本因素对推动体制转换朝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大有益处。

第三，日对美“闹独立”长远看对中国有利成份居多。如今美日安保体系面临重新调整，如果这两年中日关系能进一步发展，日本与美讨价资本增加，美日安保体系的美国色彩就可能淡化，日本分离倾向也会加重。这不仅有助于在短期缓解美借美日同盟在东亚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从长远看一个独立于美国、对外政策趋于和平主义的日本对中国和平崛起更为有利。

抓住当前这个对日外交的机遇期，中国对日外交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进一步加强中日经济利益捆绑。中日经济关系呈现双边贸易发展良好、金融投资关系发展滞后的特点。可考虑购买日本国债等金融产品，利用经济危机加大对日实体产业收购，既可分散中国大量投资美元资产的风险，又能通过收购获取先进技术及品牌，并提升中国对日经济威慑力。其次，加强中日在亚洲一体化方面的合作。尤其是以构建亚洲货币基金库为平台，加强在区域金融一体化上的合作，同时应加强对亚洲一体化发展方向的沟通。再次，加强与日在全球性问题、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方面的协调合作。▲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