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佑至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正值《劳动合同法》颁布,许多信息称珠三角发生了大规模的关厂潮和员工回乡潮,但这些说法和我在当地的所见并不相符。实际上,那里的工厂一直在抱怨招不到人。

返乡潮只在纸面上泛滥过。2009年2月,农业部宣布,可能有2000万农民工因失业返乡。笔者跟踪了安徽省当年的铁路春运数据,该省是劳动力输出大省,省会合肥连接皖西南和长三角地区,北部城市阜阳则是全国著名的春运热点之一,大量农民工由此乘车往返于皖北与珠三角、长三角。当年两地火车站的返乡和出省客流都没有明显变化,返乡潮在哪里?

此事报道见《新民周刊》去年第5期,但对纠正深入人心的偏见没有太大帮助。“金融危机和《劳动合同法》导致工厂破产,农民工大量返乡”的说法仍然甚嚣尘上,直到2009年第三季度,珠三角的用工荒愈发严重,才渐渐销声匿迹。

用工数据是判断宏观形势的决定性指标之一,谬见一旦流行,误导高层决策,产生的震动不仅及于中国,甚至影响世界。2000万民工失业返乡的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没有人解释过。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歪曲关键的经济数据。对返乡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或鼓励他们在家乡创业,都牵涉到中央资金的运用,不难理解歪曲是怎样发生的。

统计粗疏、数据不准确、发布程序轻率,要根据公开数据判断中国经济局势,是件不大靠谱的事情。要得出结论还得自己去跑。两年前跑下来,结论是广东很多工厂最担心的事情不是没有订单,也不是《劳动合同法》,而是广东目前力推的产业升级、“腾笼换鸟”政策。想续租厂房的和想扩大用地的企業,都面临着严格的评估。不符合新的产业规划,工厂可能租不到厂房,拿不到地。不少台商开始兵分两路,一路前往越南和印度,一路前往中国内地,考察搬厂的可能。

广东“腾笼换鸟”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其中让人担心的事情有两个,第一,“中国制造”被“印度制造”或“越南制造”所取代,丧失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第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集体移出中国,造成海量农民工失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引发社会动荡。

广东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全国的反响,质疑声也颇多。但2008年底,当地领导坚称,"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这种坚持的后果今天已经可以观察得到。

两年之后,笔者再次来到广东,印象最深刻的是富士康宿舍楼的改造工程。非常情形下采取非常手段以应急,是可以理解的。生活回复常态,应急措施要么取缔,要么变成日常管理的一部分。富士康大概是后一种情形。郭台铭不光封闭了富士康宿舍楼的阳台,防止还有员工从那里一跃而下,还两次宣布给员工加薪。富士康一线员工的薪酬,从每月900元直线上升到每月2000元左右,幅度超过了此前十多年的累计增长。这种雷霆手段不仅让电子制造业的同行害怕,几乎令广东所有制造企业害怕。

郭台铭对此的解释是,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依靠低工资和无数温顺工人的加班赚取利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90年代的员工要的是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工作”。

这一切说明,转型正在发生,“低工资+无限劳动力供给=中国制造”的现实正在改观。新生代农民工的抗议促使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大大增加。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竞争加剧,将会导致人口经历一次从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的逆向流动。这个过程将导致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制造业的比重会下降。

富士康的制造中心正在从珠三角向西南(四川、重庆)和中部(武汉)转移,而不是转往越南和印度。这是中国产业转移路线的缩影,西南诸省、湖南和江西都将从珠三角的产业转移中受益。在华东,安徽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级产业规划,“皖江城市带”从长江延伸到巢湖,位于该省腹地,其定位毫无疑问是要承接长三角的制造业。

产业和人口转移带来了新的机会,让经济学界期待的“次第开发”成为可能。但中西部能否借此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变数比20年前要大很多。欧美经济可能二次触底,复制珠三角和长三角20年来的模式(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出口导向)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生产中国人高质量的产品,可能是唯一的机会,而这取决于中国的分配状况能否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