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斌

连石头也会老。40年前的沙页岩墓碑，寒暑一刀一刀割下去的，打眼看去，已经近乎一座座无字碑了。1992年出狱后，周家瑜每年清明都要来墓地的荒草和杂树中坐一会儿。这里埋着他的战友。这些年，他亲眼看到石制墓碑上的、扑克牌大小的姓名慢慢风化殆尽。而他自己，这个“文革”时期的重庆武斗组织“8·15”派的“政委”，也已经老了。

2009年12月，在相关研究者及亲历者历时十余年的奔走呼吁之后，全国仅存的一个“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被评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已经在重庆市沙坪坝公园西南角潜伏了40年。

埋不下这么多尸体，便选中了沙坪坝公园

65岁的周家瑜，是当年武斗“8·15”派的政委。1976年，因“指挥、参与、枪杀、打死被俘的无辜群众”，周家瑜入狱16年。

现存的墓园地面建筑，可以佐证周家瑜他们当年信仰的赤诚。多数合葬墓的主体设计是模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墓碑主体题字多为模仿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

郑志胜是周家瑜当年的“战友”，在“8·15”派中，人称“尸长”——他专门处理武斗死难者尸体。

梁自巧年龄虽小，却是20中红卫兵团中的活跃分子，时常来找郑志胜他们，领了传单去大街上散发。7月间，她去给守清水池的大哥哥们送饭时，在建设厂三八宿舍附近罹难。

最初产生的尸体，并没有及时下葬，他们作为对方的“罪证”，要保留下来。注射完甲醛，让俘虏们给尸体裹上从沙坪坝百货公司购来的一匹白布，然后穿好军装，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章，把头发洗净后晾干，梳得很整齐，用一块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亲人来看了才入殓。然后由学校运去沙坪坝公园掩埋。

起初整个坟地并无规划，俘虏们东挖一个坑，西埋一个人，仓皇之间，也并没有墓碑，就立一个木牌子，上书死者的姓名、所属单位以及死亡时间。

1967年9月1日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后，“8·15派”开始有组织地重新规划墓群，但脆弱的停火协议很快破裂，死亡生产线再次启动，于是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从1968年开始，是年造墓38座。石条、混凝土、砖块这些建筑材料，几乎都是强行从市区征用的。

直到1968年中央通知撤销两派的总部，并收缴武器，大规模的武斗才停止，但两派的基层组织保留了下来，继续运转，所以，死亡生产线一直运作到1969年1月才结束——原因是城市的知识青年都下乡了。

在这块不大的墓园里，郑志胜们一共埋葬了400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都和梁自巧一样年轻，一样洋溢着“革命的热情”。

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

周家瑜执着地认为：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烈士一样，是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他是武斗存活者中“坚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长期以来，中国乳制品的进口市场集中度较大。进口来源地主要是拥有得天独厚自然资源条件优势的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10］，主要的进口国家是新西兰、美国、德国、法国等，如图2所示①数据是根据商务部历年数据整理所得。。这几个市场的进口量占整体进口量接近80%，且进口量相对稳定。

当年重庆大学的大学生周家瑜、郑志胜两人卷入血腥武斗并成为一派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关心政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说，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家瑜视之如父。

郑志胜加入“8·15”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样。郑校长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我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许多年后，郑志胜感慨道。

“很多人都是被裹挟进来，然后稀里糊涂就牺牲掉的。”周家瑜说，他认识的一个低年级同学，因为喜欢把子弹壳做成钥匙链，挂在屁股后面叮叮当当地响，为了捡弹壳，被打死了。

“当时渝中半岛变成了垃圾堆；粮食、蔬菜的供应都断了，我的父亲是‘8·15’派的干部，但是家里也没有吃的。”57岁的席庆生回忆道，“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准备去到重钢李子林投奔亲戚，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一个‘8·15’的人刚擦完枪试枪，把我母亲打死了。”

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没有人怀疑过战斗的意义，或者思考过局势的复杂。王佑群——2000年后墓地最重要的看守者和研究者之一，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看到邻居的大姐姐们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我一下想起毛主席所说的‘飒爽英姿’，很羡慕，盼望着长大后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中山大学教授、学者刘小枫当年也还是少年。在他的回忆里，连儿童也组成了“战斗队”相互厮杀：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7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

但很快，这些美丽的年轻人便成了尸体，送到了防空洞里。

更多的亲历者开始反思那一场劫难。郑志胜说：“1967年的8月，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进深渊的日子。别人的血、汗和泪，我的血、汗和泪交融在一起，流进了深渊。我在噩梦中掉了进去，苦苦挣扎。”

被消解的“崇高”

2010年1月15日，记者跟随在公园工作了一辈子的王佑群进入墓园。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一条通道落满枯叶，以此为中轴，两侧的坟丘杂乱而破落。

沙坪坝公园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并不是重庆最大的，也不是唯一的。武斗结束后，几乎每个工厂、学校都有自己的“烈士墓”，但这些墓地绝大多数在“文革”后便被铲除。

到1970年，沙坪坝公园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已经是重庆市唯一的一座较大规模的墓群了。1979年5月，顾城跟父亲顾工到重庆采风，他意外走进这片年代并不久远，却似早已被世人遗忘的荒坟。他留下了最早对红卫兵进行反思的诗作《红卫兵墓》：

泪，变成了冷漠的灰，荒草掩盖了坟碑。

死者带着可笑的自豪，依旧在地下长睡。

40年的时间里，墓园也不止一次面临灭顶之灾。伴随墓园的衰败破碎，当年那段历史也在时间流逝与人们的集体遗忘之中逐渐模糊。当年经历过武斗的当地知识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仅有的中坚力量。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研究者们希望至少将墓园中埋葬的所有死难者生平经历整理成集，但这个工作至今只完成不到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