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007 空军杭州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 顾一伟 娄振山 刘传勇

自我和谐(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是C.Rogers人格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其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Rogers的观点，自我是个体的现象领域中(包括个体对外界及自己的知觉)与自身有关的知觉与意义[1]。同时，个体有着维持各种自我知觉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协调自我与经验之间关系的技能，而且“个体所采取的行为大多数都与其自我观念相一致”。如果个体体验到自我与经验之间存在差距，就会出现内心的紧张和纷扰，即一种“不和谐”的状态。个体为了维持其自我概念就会采取一定的应对方式和防御反应，并因而为心理障碍的出现提供了基础[2]314-317，因此个体的应对方式与自我和谐状况往往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的程度。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个体摆脱精神紧张的自我心理适应和心理支持机制[3]，是个体对生活事件以及因生活事件而出现的自身不平衡状态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措施。可简单理解为人们为应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

目前有关学生自我和谐特征及其与应对方式关系的研究较多[4-9]，也有涉及军人、军校学生这方面的研究[10-12]，尚未见到有关飞行员这方面的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飞行员面对生活事件时，其应对方式对自我和谐的贡献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08年8月—2009年6月来我中心健康疗养的男性空军飞行员，共260人，因填写问卷不完整剔除23人，实际取样237人，有效样本率91.15％。年龄22～57岁，平均(34.61±7.62)岁。飞行时间20～13 800 h，平均(2 101.41±1 868.65)h。婚姻状况：单身30人，已婚207人。1.2 方法 采用生活事件量表(LES)[2]101-106、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2]120-122、自我和谐量表(SCCS)[2]314-317作为测评工具。LES含有48条生活事件，涉及家庭生活、工作学习、社交及其他三个方面的问题。LES总分越高，反映被试承受精神压力越大。TCSQ共有20个条目，为1～5级评分，包含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分量表。SCCS共有35个项目，为1～5级评分。包含“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和“自我的刻板性”3个因子。“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包括对能力和情感的自我评价、自我一致性、无助感等，主要反映对经验的不合理期望。“自我的刻板性”主要反映个人较为古板、僵化，不能根据事情的变化作出一定的改变。“自我的灵活性”则与“自我的刻板性”相反。最后分别计算被试3个分量表分及总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自我和谐程度越低。全部测验在规定的时间内由被试在计算机上独立完成，由心理科工作人员主持，测验完成后对测得的结果进行审核和整理。数据采用SPSS 16.0和AMOS 7.0进行统计处理，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AMOS路径分析。

2 结果

2.1 空军飞行员自我和谐测评总体情况 根据各分量表分为其所包含的项目分直接相加和把“自我的灵活性”反向记分，再与其他两个分量表分相加得总分的规则，237名空军飞行员总分平均为(65.84±15.17)分，“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平均分为(37.11±10.04)分，“自我的灵活性”平均分为 (49.68±5.73)分，“自我的刻板性”平均分为(18.51±4.29)分。根据段建华以低于74分为低分组，75～102分为中间组，103分以上为高分组进行划分[2]314-317。各组人数及其所占百分比结果(表1)。

表1 空军飞行员自我和谐测评结果分组情况

2.2 不同年龄组空军飞行员自我和谐总分及各分量表分比较 不同年龄组空军飞行员自我和谐各分量表分及总分比较，进行方差检验(表2)。

表2 空军飞行员自我和谐总分及各分量表分年龄分组比较

2.3 不同婚姻状况空军飞行员自我和谐总分及各分量表分比较 已婚与未婚飞行员自我和谐总分及各分量表分比较(表3)。

表3 不同婚姻状况空军飞行员自我和谐总分及各分量表分比较

2.4 空军飞行员总飞行时间与自我和谐总分及各分量表分相关性分析(表4)

表4 空军飞行员总飞行时间与自我和谐总分及各分量表分相关性分析

2.5 空军飞行员特质应对方式与自我和谐的相关性分析(表5)

表5 空军飞行员特质应对方式与自我和谐的相关性分析

2.6 空军飞行员生活事件、应对方式、自我和谐之间的路径分析(图1)

图1 空军飞行员生活事件、应对方式、自我和谐之间的路径分析

初始的未经过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其卡方值、自由度较大，各项常用拟合指数不到一个良好结构方程模型的标准。经过修正的模型其卡方值、自由度明显减少，各项常用拟合指数符合一个良好结构方程模型的标准。通过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发现：①直接影响。生活事件对自我和谐的直接影响为-0.05，生活事件对应对方式的直接影响为-0.51，应对方式对自我和谐的直接影响为-0.73。②间接影响。生活事件通过应对方式对自我和谐的间接影响为0.37。③总影响。生活事件对自我和谐的总影响为0.32。结构方程模型常用的拟合指数(表6)。

3 讨论

Rogers提出的自我和谐是指一个人自我观念中没有冲突的心理现象，也就是说自我内部的协调一致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认为自我与经验的一致性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即心理健康者对自身的看法与自身的实际表现是一致的、和谐的。

从表1可见，大多数空军飞行员(72.57％)自我和谐总分偏低，高分的仅占0.84％，说明我军飞行员群体自我和谐程度较高。解释认为，飞行员是经过严格心理选拔的，本身具有较高的社会顺应性，加之文化程度较高(大多数为本科)，生活环境、部队管理能避免较多的生活事件，以及近些年非常注重心理健康教育等，这些因素促使了高自我和谐性。

表6 生活事件、应对方式、自我和谐之间结构方程模型常用拟合指数

表2～3显示飞行员高龄者、已婚者自我和谐水平趋于降低。可能与年长者、已婚者面临家庭、社会的应激事件多有关，如子女上学教育问题、赡养老人问题、夫妻情感问题、住房问题、晋升问题、转业退休问题等，易导致其自我和谐程度较低。另外，年轻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处理应激事件的方法和态度，可能更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所以在重视整体飞行员心理健康与自我和谐水平的同时，要更关注年龄较大、已婚者。至于表4中所揭示的随着总飞行时间的增加，其自我和谐水平趋于下降，则是因为总飞行时间与年龄属正相关，事实上是年龄因素所致。

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个体的应对方式会对其自我内部的协调一致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产生重大的影响[13]。从表5可见，飞行员日常生活中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促进其自我和谐，而消极应对则对自我和谐存在不利影响。这一结果与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4，9-10，14-16]。

从表6可见，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卡方值与自由度已明显减小，P＜0.01，虽还没有达到良好模型的标准。但是考虑到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其自由度较大(为93)，根据卡方检验理论可知，卡方检验的结果会明显受到自由度(样本量)的影响，这也就是会使得P值较小的缘故，从而导致只看卡方检验是否显著就简单拒绝该结构方程模型。细观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各拟合指数就会发现该结构方程模型实际上已经具有良好的说服力，不失为一个较好的结构方程模型。从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总影响可知，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对自我和谐之间的路径分析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图1中的路径分析结果，辨析生活事件、特质应对方式对自我和谐水平的贡献大小。揭示生活事件对自我和谐水平的直接作用较小，β(路径作用系数)仅为-0.05，但是，通过特质应对方式中介调节后，生活事件对自我和谐水平的影响得以明显放大(β=-0.51，β=-0.73，P＜0.01)。说明特质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与自我和谐之间具有较强的中介效应，其在二者之间的总调节效应为32％。进一步分析就会得到积极应对方式缩小生活事件对自我和谐水平的降低幅度，有助于促进空军飞行员的自我和谐，而消极应对放大生活事件对自我和谐水平的降低作用，对自我和谐存在不利影响的一致结论[4，15]。

表5和图1提示，在开展飞行员心理知识普及以及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强调批判、修正消极应付方式：①容易陷入回忆和幻想之中不能摆脱。②迁怒于别人而经常发脾气。③烦恼的事一多，情绪和态度就变得沉闷起来。④喜欢将自己的情绪压在心底，不让其表现出来，但又忘不掉。⑤悄悄痛哭一场。⑥抽闷烟或喝闷酒。⑦苦苦思索，矛盾重重。⑧在苦恼时喜欢一个人独处。促进建立积极应对方式：①能够尽快将不愉快忘掉。②当作事情根本未曾发生过。③通常向好的地方想，想开些。④常与类似情况的人比较，就觉得算不了什么。⑤能够迅速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⑥如有必要，就会立即主动求助于别人或找人诉说。⑦换一种环境，尽量回避之，以免心情受到不必要的影响。⑧喜欢以幽默的态度对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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