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加藤嘉一

近日北京市政府下令，北京地铁站内除《北京娱乐信报》之外的报纸一律被禁售，这一新规引发轩然大波。笔者特意去看了一下1号线和10号线交接的国贸站，确实见不到报纸销售员了。上车后发现，几乎没有人看报纸。这很正常，普通百姓不可能外面买了报纸之后，再专门带到地铁里阅读。看看周围，有打游戏的、聊天的、吵架的、吃喝的，这也很正常，在地铁上没事做也怪无聊的。

笔者2003年刚来京的时候，地铁里乘客素质很低，在公共场所表现得相当随意，这令笔者感到非常不适应。因为在日本的地铁上，无论再拥挤，也显得相当有秩序——许多人在安静的看报或看书，几乎没有人大声喧哗。后来，到了奥运前后，看报纸的人明显增加了。周围一半左右的乘客都在专心看报纸，空间处于安静。记得，那一场景让笔者联想到的是：“地铁文明史”上的一次转折。

地铁属于公共场所。凡是牵涉到“公共”两字的事物都要被公众的认同与关怀所支撑。地铁既是“公共”的代名词，也是衡量城市文明的象征。地铁里 “看报族”的增加无疑值得欢迎，地铁里的报纸销售点对市民来说越来越不可或缺，大家在乘坐时间里一起跟踪新闻、了解社会动态、充实知识，只有好处、毫无坏处。它给北京带来的是文明与和谐。

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首先要看它的社会秩序和国民素质。如果国民能够主动认同社会的稳定，并为此自律，必然就产生良性的秩序。无序永远与和谐背道而驰。所谓“和谐社会”也绝不能光靠强制性的公共政策来建立，它需要全体民众的积极而耐心的参与，实际上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理应担负起塑造民族文化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北京市政府进行“为秩序而禁售”这种逻辑推理，其眼光极为狭隘而短暂。如果冷静进行衡量，以政府“禁售”这一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策而产生的暂时秩序和民意倒退，和媒体“促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战略而提高的经济效应和市民素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导向，到底哪一种为更符合广泛的民意并且更加可持续？再加上，政府向《信报》这家市委宣传部批准的北京唯一的地铁报给予“特殊照顾”，而其他报纸都被排斥出去，这违背了城市建设的总方略，“多元化”的环境才是健康的。

对于这一禁令，有关方面以“安全隐患”来解释显得有些可笑。在同样属于国际大都市的东京，地铁的拥堵程度绝不亚于北京，乘客们所承受的压力同样是巨大的。东京的每一地铁站台都设置着固定的“便利亭”，里面卖的有饮料、食品、书、报刊，由一个阿姨来负责销售。阿姨为忙碌的“上班族”用几秒钟的迅速动作，找零钱，把报纸递出去，乘客自然把报纸带到车厢内翻一翻。这使得东京的地铁安静而有序。大家都在掌握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各忙各的，互不干涉。没有人把“拥堵”和“卖报”联系在一起，把它“问题化”。这两者虽然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内发生，但各有不同的运转和功能，不可混淆。

笔者担心，倘若在地铁内禁销报纸的政策持续下去，将导致市民的文明素质倒退。“看报族”的增加无疑成为北京走进成熟、有序的“公民社会”的开端或切入口。倘若在日益发达的地铁里，大家安静而愉快地看报纸，不随便大声说话或吃东西，不就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进步吗？它既可以提高市民的知识水平，也可以维护公共秩序，还能促进媒体的市场化和大众化。这难道不是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吗?

再看看北京的地铁，站台拥堵并不是禁止售报就可以解决的。繁忙而有序的地铁是每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的标志，是世界了解这个国家的一扇窗口。北京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首都，应该有能力承受来自地铁人流的压力。然而北京市政府并没有选择通过规范销售点以满足乘客买报、读报的需要，却以违背民意和文明退步为代价，简单地发出一纸“禁售令”，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此举的必要性。▲（作者是日本旅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