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立华，陈文超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79）

传统文化与现代乡村旅游发展

江立华，陈文超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79）

传统文化是建构于现代社会中的一种连续性的生活方式，是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源。嵌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经过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形塑，被赋予体验和愉悦的功能，成为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中一种有效的配置性资源。在实践中，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较强的传统文化通过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得到了有效地形塑，受到了乡村旅游者的欢迎，乡村旅游也因此迅速发展。

传统文化；时空；乡村旅游

在城乡协调发展及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等为内容的乡村旅游活动日益增多，业已成为一支活跃于旅游市场的新兴力量。与此同时，市场结构与情境不确定性下乡村旅游资源的效用失衡等问题也逐渐显现，成为现时期制约乡村旅游再发展的瓶颈和困境，甚至严重动摇了乡村旅游存在的合理性。本文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旨在探讨乡村旅游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逻辑，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乡村旅游的实质，寻找突破瓶颈的有效路径。

一、传统文化是现代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源

乡村旅游发源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竞争的加剧，导致城市居民向往宁静的田园生活和美好的乡间环境，乡村旅游应运而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关注程度的提高，世界范围的“绿色运动”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西班牙学者Rosa Marý；´；a Yagu¨e Perales曾将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旅游划分为传统乡村旅游（Homecoming or Traditional Rural Tourism）和现代乡村旅游（Modern Rural Tourism）。传统的乡村旅游主要以一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居民以“回老家”度假的形式出现。现代乡村旅游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旅游的时间不仅仅局限于假期；旅游者充分利用农村区域的优美景观、自然环境和建筑、文化等资源。

从现代乡村旅游模式的产生可以看出，它是以乡村田园风光、生产经营活动、自然生态环境和风俗文化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正如英国学者B·莱恩（Lane）所说的，纯粹形式的乡村旅游是建立在乡村社会中并依赖乡村资源而开展的具有传统文化等乡村特点的活动[1]。从文化角度来讲，现代乡村旅游是一种乡村文化旅游，一种感受和体验乡村文化的行动，如吃农家饭、干农家活等。从资源的需求来讲，传统文化的延续也就是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若脱离乡村的传统文化活动、缺少文化底蕴，现代商业再能运作，乡村旅游也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好景不长。当前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很多瓶颈与困境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支撑力度弱等因素导致。因此，对于乡村旅游来说，传统文化是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有效的形式支撑和资源保障，是乡村旅游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乡村旅游之所以能吸引都市居民，就在于它的乡村性。一般意义上讲，文化是代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对于传统文化而言，更多涉及的是相对于现代文化来讲的一种仍然保留或持续的生活方式，如价值观、语言、知识和物质对象等。这种文化并不是一种过去的或者已经消逝的文化，而是一类以多种形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参与形塑现实的文化，如嵌入农事之中或存在于记忆之中等。按照吉登斯的观点来理解，传统其实是与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并且传统是必须的，应该总被坚持，是因为他们给生活以连续性并形成生活[2]4。从时空层面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特性的延续性文化。

在现代乡村社会中，传统文化没有因现代的排斥而被挤出所存在的场域之中。事实上，传统文化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有抽象的形式，如文化节日；有具体的类型，如农耕文化。有的嵌入于日常生活之中，如生活之中的各种礼仪等；有的存在于村民的记忆之中，如现在已经消逝而在集体时期比较热闹的各种文化活动等。在内容方面，既有原汁原味的，未曾有所改变的传统文化，如粉壁、黛瓦、飞檐、马头墙的房屋，也有着变体的传统文化，如礼尚往来的文化。如果以狭义的生产和生活进行区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生产方面，农耕仍然是村民最主要的职业。虽然有现代机器的引入，但是在田间地头，我们仍然能看到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辛勤劳作方式，前面一头牛，后面则是老农一手扶着铁犁，一手拿着鞭子，吆喝着牲口。田间小路上也不乏板车碾过留下的痕迹和牛粪的味道；在生活方面，农耕文化下的生活拥有着较浓的乡土气息。一日三餐，茄子、辣椒、蕃茄、黄瓜、瓠瓜等自家园子里生产的瓜果蔬菜是其饭桌上主要的食物，用现代性术语来说，这也许就是一种无公害生态蔬菜。简而言之，现代的乡村社会中虽然也充斥着各种移植的现代性文化，但是传统并未完全受覆盖，而成为一种“活着的过去”，发挥着应有的功能[3]。对于乡村旅游来说，这类“活着的过去”就成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和资源。

乡村文化之所以对于城市居民有吸引力，就在于他们在乡村文化的感知中能够得到回归自然的满足。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为城市居民，他们长期生活于噪杂拥挤、空气污染、景观单调的环境中，加之生活节奏紧张、社会竞争激烈，许多人有返朴归真，去感悟大自然、放松身心的强烈愿望。乡村的自然与人文、民俗与风情，有着城市无法比拟的神韵和意境，迎合了游客的需求。尤其是城市青少年缺乏对农村、农事的了解，乡村清新、秀丽的田园风光、人文之美的乡村民居建筑文化、厚重的农耕文化、自然本位的乡村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文化、具有浓郁乡土特征的乡村艺术文化，对他们来说是新奇的。同时，随着旅游者的日益成熟，他们要求改变过去的被动观看形式，而乡村旅游产品往往体现出旅游者主动参与特点。游客在乡村不仅可以欣赏田园风光，品尝当地特产，而且还可以干农活，学习手工艺品加工，参与民俗活动等，人们在对乡村文化的体验中既学到了知识，又有了人生中不同寻常的经历，得到参与的满足。

二、传统文化在乡村旅游中的实践形态

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远，而且区域性较强，各地区的乡村文化不尽相同，各有特色，这也使得不同地区的乡村旅游有着不同的风味，如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文化等；从时间历程来说，每个季节，乡村社会都有着相应的作物成熟，如春天的花，仲夏的瓜果，金秋的柿子、桔子等水果。而且在乡村社会中，节日类型较为丰富，如元宵节、端午节、重阳节等。可以说，经过时空形塑的传统文化作为有效的资源在乡村旅游中发挥了较大的基础性作用。

传统的乡村文化从“物态”来挖掘其内涵，有乡村的淡饭蔬食、浊酒香茶、耕作的农艺农具、粗砖青瓦的建筑、土陶竹木的器具等等；从“礼态”来看，有名目繁多的祭祀，五花八门的婚礼丧仪，族群的宗族观念等。详见下表：

（表1） 乡村旅游产品的构成要素[4]

在乡村现实生活中，这类配置性资源可谓是多种多样，成就了乡村旅游的多种实践形式。如较为常见的“农家乐”，就是利用传统的农耕文化作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乡村旅游形式，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乡村特点的活动，如吃农家饭，从事农事活动等。从结果来看，这类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可谓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有的地区利用本地城市蔬菜基地的特点，可供游客自己动手采摘新鲜的瓜果蔬菜，靠河流的农家则以钓鱼、捕鱼等特色活动出名。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这种规模性效应正在积聚，如类似“世界第一桃园”平谷的万亩采摘林、杭州的采茶等。而对于那些规模不大的地区，则从横向和纵深层面重塑传统文化。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村庄重塑了更多的农事文化项目，增添更多的乡土乐趣，而且这些活动目前也成为其特色，促进了农家乐的发展。如对菜地这种传统农耕文化的开发，凭借“认养一分地，当回农庄主”的理念，进而进行农耕嘉年华的推广。从此理念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着的一种传统化的反思和重塑。任何一个组织（企业或单位）、家庭和个人均可在认养小区内认养一块菜地。根据现代的契约性合同，缴纳一定的认养经费，认养者就可以拥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可以在这块土地上种植和收获相应的农作物，休闲和体验农耕文化的乐趣。这类了解农民生活，享受乡土情趣的活动近年也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乡村社会传统节日中，农家乐更加火爆，住宿、度假、游乐已经较为平常，为了增加魅力和吸引力，各地都要借机举办各种活动，如端午节中的划龙舟、包粽子等活动。

从效用角度看，传统文化的形塑不仅为乡村旅游配置了有效的资源，能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而且也使传统文化自身更好地存在于社会主体视野之中，更好地延续和重塑下去。从发展的层面来说，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多方面、全方位的保护和形塑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和有序运作。

三、乡村旅游中传统文化的形塑——时空错位

传统文化是现代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有效条件，如何将其转化为一种配置性资源，则需要进行重塑，即时间的形塑和空间的形塑。只有经过重新包装和塑造，传统文化资源方才能有效地展现于现实生活中，并获得人们的青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重塑是转换传统文化时空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赋予传统文化一种新功能的实践。

1.传统文化的时间形塑

所谓传统文化的时间形塑也就是时间错位、时间倒置。一般来说，传统文化存在于其既有的时间场域中，这也即是传统文化的时间观。若在现代性场域中，展示传统性，那么对于旅游来说可谓是一种较为有特色的资源。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是面向现代或追求现代性较强的文化，而传统虽然存在，但是存在的时间层面却与现代不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因此，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重塑时，我们必须进行有效的时间调整。在若干年前，麦场、荷塘、水车、石碾、梯田等被视为“落后”、“贫困”的象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的快速发展，它们突然间成为了“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符号。英国历史学家认为，“传统”与现实的实践常常是反向相关的，比如，当没有马的时候，骑兵军官军礼服上的踢马刺才显得更为重要；律师的假发也只有在其他人都不戴假发后，才获得了它们的现代含义[5]1，2，4。被发明的传统告诉我们，现代人如何运用历史来生产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以及生存的资源。

在乡村旅游中，我们对于时间的调整，不是要把现代社会推回传统社会，使传统成为主流。而是将传统移植于现代场域，与现代在形式上成为对立，继而进行比较。具体操作为，在我们所处的现代性社会中，放置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器物或者展示相关的文化活动。如水车，它是传统乡村社会中村民生产中较为重要的提水灌溉工具。在以往生活中，水车对农民耕作农业产生了巨大的效用价值，水车省工、省力、省成本，农民对水车有着较深的感情。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水车逐渐因功能性较强的现代机器的替代而脱离了人们的视线，但在它的身上仍然延续着一种传统文化。从时间层面来说，这种存在也许只是一种记忆中的存在，并不具体。如若将其作为一种开发过程中的一种旅游资源，那么则必须进行时间层面的转换，即错位。具体地讲，我们必须把水车所存在的时间场域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或者更久远的时期，放在现时期。通过这种时间转换，我们才能欣赏此物的实体。这也即要求我们再造实物，将实物放于现代社会中。这样与现代性的器物相比，也才能更好的凸显传统，凸显一种传统文化。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经过重塑之后，功能可能有所变化。其中，享受和愉悦功能的赋予是重塑的最主要的目的和初衷，但其他功能则或减少或增加了。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水车，水车的功能本身是提水灌溉，但是在重塑之后，则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一种欣赏，真正的提水灌溉则成为一种演示，证明这种水车具备提水的功能。也正是这种时间层面的倒置或形塑，传统文化才能处于现代文化的时间场域中，成为乡村旅游的一种资源。

2.传统文化的空间错位

在乡村旅游中，时间层面的形塑使传统文化得以展示在现代社会之中，给旅游的主体带来时间层面的错位，空间层面的错位则是为了使旅游主体好似回到传统社会之中。所以，问题的核心是放置于何处才能更好地显出其传统文化的特性。如果放置于原有的位置，那么其所处的环境都是传统环境，则难以进行对比，体现其传统特性。

有特色的传统文化由于其连续性，本身存在于我们的乡村社会中，由于没有进行空间重塑，有时不被我们注意或者虽然有时被我们注意，但是基于农民个体的理性考虑而显得无用或无意义。以耕作为例，在乡村社会中，我们耕作田地，那是为了生存，是我们的职业。如果进行空间错位，让城市居民耕作田地，展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样的场景，这样一副传统的农耕画面便有了不同一般的意义，就是体验传统，就是一种休闲。实际上，此情此景在乡村社会中极为平常，大家都是以这种方式实践着，相信没有多少人在那里发出类似于城市居民的感叹。从发展和有序的角度来讲，传统必须进行相应的空间形塑。只有经过这一过程，传统文化也才具备合理性地位，才显出意义。

耕作、拉牛车、牧牛等农事活动，在当今乡村旅游中转变成了一种趣味的休闲活动，是人们把农耕生活形态的一些典型景象加以提纯、集粹，对其进行时间和空间重塑的结果，这些活动不仅形式有所改变，而且功能大大不同，从生存功能转换为一种体验和愉悦功能。牛背横笛、鸡鸣犬吠、“村头老槐树”、“门前小河”、集庙、戏台等都是农耕生活形态的绝妙点缀。

既然空间形塑有如此重大的意义，那么我们必须针对乡村旅游主体，对传统文化进行空间错位，以凸显其传统文化特性。所谓空间错位就是将传统文化场域放置于现代文化的空间之中。在城市社会中生活的人更能体会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衔接，因为他们经常可以看到城中一些模仿传统文化的东西出现，有器物层面的，也有抽象文化形式类型的。“久居樊笼里，始得返自然”，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同处共同场域中空间错位感觉的有效表达。

对于乡村旅游来说，游客的主体来自于城市社会中的居民，我们必须在城市中做好应有的宣传，如农耕嘉年华等，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实现传统文化的空间形塑。同时，这也说明乡村旅游的存在与发展与城市距离有着较强的相关性，距离城市太远，空间转换难度较大，则发展相对较为缓慢。

时间和空间的形塑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结构。在当前的情境中，现有的结构化力量使得传统文化的功能得到了延伸，成为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有效的配置性资源。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效的形塑，而且这种形塑也得到了广大城市居民的认可，达到了重塑的初衷。可以说，“对原有真实文化的再造是一种文化价值延伸，有利于真实传统文化的拓展”[6]。

四、讨论

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乡村旅游关系的分析，使我们产生了如下启发：

第一，作为农耕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化重要基地和前沿，旅游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努力实现与文化的融合，丰富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把乡村旅游仅仅停留在单纯开发原生态自然资源、简单利用历史遗迹和民俗上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乡村旅游资源，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实现与时代特征的结合，改造传统、创造传统。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曾提出“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词，他认为许多今天所谓的“传统”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被人为创造、制定或自然形成的，“传统”并非是万古不变或先民千年遵从的[5]。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也提出“文化再生产”理论说明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可以说，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产品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从表层上说，传统文化由此得以延续甚至彰显，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这些又都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明，是对传统文化的资本化运用，是在将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旅游审美景观符号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图式所做的妥协或者更新”[7]。

第二，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含义与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文化是有着传承性的，是在发展中得以延续的，“传统”和“现代”都是相对的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推进、国家的治理行动以及经济市场化过程改变了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乡村文化的自足生存和“文化独白”是不切实际，所谓“原生态”的乡土社会、“原汁原味”的民俗传统只是脱离现实的想象。“农民家园的转变”既是农民新家园的建设过程，也是农民旧家园的转变过程[3]。

第三，传统的建构并非意味着对现代的背离，其中更多地体现着一种互构互生、相互形塑的结构化过程。在理解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旅游经济的开发恰是一种对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对立关系的超越，在一定的时空限度之中努力将其从形式与内涵进行黏合的结果。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黏合也并非意味着两者之间在形式或内涵上的随意结合，这样只能使旅游者看后产生一种“洋不洋、中不中”的感觉，无法满足既有的“审美”期望，成为败笔之兴。因此，期望之中也就对两者的结合与发展形式有着一种更高的要求，要求从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实践角度出发打造一种既赋有时代气息，又不乏传统意义的现代乡村旅游形式。

第四，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我们应当警惕这样一个怪圈：“城里人是由于乡村自然、人文文化景观的吸引才希望到乡村去；而乡村旅游的经营者（乡下人）又向往城市生活，一旦有钱就想过城里人的生活，按照城市的方式改造乡村”[8]。另外，在乡村旅游的发展和经营中，要避免过度的商业化、过度的开发。传统文化的时空再造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侵蚀原本淳朴的乡村和乡村生活，应当遵循文化自身的演进逻辑，而不必削足适履地纳入强势的“现代化话语”的价值体系之中。脱离日常生活情境和当地民众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生价值的理解，传统文化就会像鲜活的鱼离开了源头活水，没有了活力，乡村旅游所具有的吸引力也必然下降。

[1]Bramwell B，Lane B.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M].UK：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1994.

[2]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译者的话[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杨敏.“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民俗制度变迁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视野[J].学习与实践，2007，（11）.

[4]张艳，张勇.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开发[J].经济地理，2007，（3）.

[5]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6]林美珍，黄远水.文化旅游之下的文化真实性与文化商品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11）.

[7]马翀炜.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J].民族研究，2006，（5）.

[8]邹统钎.乡村旅游发展的围城效应与对策[J].旅游学刊，2006，（3）.

C912.82

A

1001-4799（2010）01-0092-05

2009-06-18

江立华（1965-），男，安徽歙县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学和人口社会学研究；陈文超（1982-），男，湖北襄樊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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