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凌　司徒北辰

“如果将来中法交战，你会为谁而战？”桌子一端，一名戴着贝雷帽的法国军人提问。“我会选择当逃兵。如果我背叛中国，有一天我也会背叛法国。”桌子另一端，一名20岁出头的黄皮肤年轻人用流利的法语回答。年轻人的简历显示，他来自中国天津，在法留学四年。

在大多数华人大兵看来，加入外籍兵团，无非是用青春换国籍——无论你是否偷渡到法国，甚至犯过法，只要你年龄在18~40周岁之间，在军团服役满5年，即可优先申请入籍。除此之外，谈什么人生理想，“全他妈扯淡”。

没有比这还轻松的办法

上世纪90年代，大批温州人像铁片一样被欧洲这块巨大的磁铁所吸引，开饭馆、做批发生意，等待大赦机会获得居留权。渐渐地，温州人占据了巴黎的3区、13区、美丽城与巴黎北郊的欧拜赫维里耶市，占居法华人总数的43%。

成功人士的传奇频频传回家乡，流传并放大，而偷渡的危险与创业的艰辛总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无论如何，这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出国淘金梦。来自温州的李厚霖1990年初到巴黎，“成为一个法国人，这和今天在街上开宝马奔驰一样，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可来到巴黎后，16岁的他不得不到一家中餐馆刷盘子，做大厨，对于工时和工钱，他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在法国，雇用偷渡仔属于违法，老板冒险收留已是幸运，如果你觉得辛苦就滚蛋，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

空闲时，李厚霖几乎不敢走出温州城一步，那会像“离开水缸的鱼一样失去安全感”。一些温州人甚至留法几十年还不会说法语，他们只需呆在温州城就好，在这座半封闭的聚居点内，从一日三餐到办理车险，都能搞定。“我们不是来到法国，而是一群温州人被空投到巴黎。”

这完全不是李厚霖想要的生活，作为一名典型的温州人，他渴望有自己的生意，比如开一个餐馆。但一切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拥有合法居留权。对于偷渡者而言，李厚霖们获得居留权的可行渠道有两个：一是等待大赦机会，只要你足够幸运与耐心，并且在这之前还没被警察逮捕——要知道，法国最近两次大赦时间分别是1981年与1997年。二是与一个法国人或有居留权的人结婚，如果对方乐意配合且你觉得这笔交易划算。

这是每个偷渡者必须面对的抉择，作为一个庞大族群的新成员，他们很容易得到温州老乡的经验之谈——加入外籍兵团吧，这是你获得法国国籍最便捷的途径。90年代初中期，外籍兵团中已陆续走进了近300名中国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不就是混5年的兵么？在和平年代当兵，比当的士司机还安全。别再犹豫了，没有比这还轻松的办法！”

报名前要先练跑步，这是最难过的一道关，12分钟内必须跑完2800米。

你们不为任何国家而战

外籍兵团允许你是偷渡客，允许你冲着国籍而来，允许你曾经有过犯罪记录，慷慨为你提供食宿、高额保险、每月1043欧元的薪水与每年45天的带薪休假，但绝不允许你在此混日子。从报名者的体能测试开始，外籍兵团的严苛训练与残酷的生存逻辑就发挥出威力。从体检到正式签约，成功率平均只有20%。

为期三个月的强化训练需要全天24小时待命，通常在三更半夜，教官将几颗模拟炸弹扔进军营，大喊，“全都给我滚出来！”急行军是家常便饭，最长的那次连续走两天，一辆越野车全程跟随，随时捡起昏厥或放弃的士兵。

战友间坚固的兄弟情谊是外籍兵团最关键的生存法则。在战场上，能单独赢得一场战争，并活到最后的那是好莱坞大片。在法国外籍兵团，来自各个国家的士兵要学会唱法国军歌、参加法国国旗的升旗仪式，但他们不必彻底洗刷此前“爱国主义”的对象。培训课上，教官大声告诉台下肤色各异的学员，“你们不为任何国家而战，只为身边的兄弟而战。”

李厚霖曾经与几名战友到酒吧喝酒，其中一名战友醉酒与人打架受伤，同伴架着他到公路旁拦的士，好容易停了一辆，司机看这架势，正欲开走，被愤怒的大兵拦下，把车玻璃砸得粉碎。回到军营后，打架的战友受到了处分，砸的士的几个却得到了表扬：“这是让大家记住，你身边的兄弟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你身体一部分打架是对的。”

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

李厚霖最终以高分入选外籍兵团，和他一同报名的两名中国同胞则遭淘汰。

原则上，高分者都将分到伞军团，但李厚霖申请去了步军团，“我没勇气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他告诉副团长。而他的实际想法是，伞兵训练基地在科西嘉岛，离巴黎太远，步军团相对近一些，每个周末可以回趟家。

被送往步军团的当晚，李厚霖与战友立即受到“新兵期”的洗礼。

“你们有牙刷吗？”长官问。“有！”士兵答。

“有水桶吗？”“有！”

“好！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去拿，用牙刷把厕所、走廊的马赛克给我刷光亮！”

还有烫衣服。外籍兵团阅兵服很繁琐，熨烫时，讲究施力。烫轻，没效果；烫重，褶皱会烫糟。第一次给长官烫礼服，李厚霖从晚上10点忙乎到凌晨6点。新兵期里，他像复读机一样反复告诉自己：“忍！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

每个人的新兵期长短不一，法语好、动手能力强的新兵最容易被老兵们接纳为兄弟。这支庞杂的“联合国”军队严禁拉帮结派，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士兵原则上不得分到一个连队，在公共场合说家乡话会被惩罚。你要么和大家一起说法语，要么保持沉默。因此，语言始终有障碍的新兵往往成为被人使唤的对象，军团中抑郁症患者形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逃亡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许多法国人眼中，外籍兵团的士兵多是些犯罪青年或走投无路之人，经历残酷训练后英勇善战，他们对人生没有眷恋，与母国也恩断义绝。

李厚霖完全不能接受“与母国恩断义绝”之说，“相反，我执行的任务绝不能危害中国的利益，这是我的底线。”自己的国家就像外籍兵团一样没得选择，你既然属于他，就得无条件热爱他！

我再也不要见到这鬼地方了

同样是1995年那次在被派往南斯拉夫执行任务的轮船上，李厚霖第一次感受到死神如此贴近。其时，长达4年多的波黑内战已近尾声，但巴尔干半岛依然笼罩在硝烟中，人员伤亡人数每天都在更新。

晚餐时，每人桌前上了各种昂贵的海鲜和鹅肝，吃完后，每人面前递上一份遗书，内容已用法文打好，只需在空白处填上姓名、亲人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即可。

轮船到岸后，一些战友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到了战场不久，两个战友自杀了，其中一个年方18，拿着冲锋枪朝自己喉咙连开数枪。李厚霖坚持了下来，“我尽量去想4年后的事情，那时，我已经拿到法国国籍，还做起老板了。我会活到那天的。”

在战场上，没有兄弟的支撑，一个人是非常脆弱、容易击垮的。1990年，坦克兵杨卫国被派往伊拉克执行任务。一次，同一个装甲车的土耳其人出去上厕所，彼时，飞毛腿导弹袭击的警报突然响起，按规定装甲车必须马上关闭，全体士兵戴上防毒面具。那名土耳其人绝望地敲打车门。开还是不开？杨卫国与同车的三名战友透过面具面面相觑，谁也没说话。几秒后，杨卫国猛地拉开车门，一把将土耳其战友拽了进来。最终导弹被“爱国者”拦截，虚惊一场。装甲车内，土耳其人抱住杨卫国，泪流满面。

台湾的吴是中国大兵中最享受军旅生活的人。他从不把薪水大把花在啤酒上，而是用来建设自己的网站，向网友介绍外籍兵团征兵条件、中国人在军队中的生存状态及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厌其烦地回复网友的邮件。吴的日记最后的更新时间停留在2007年12月，记者多次给他发邮件，未复。李厚霖告诉记者，他也许是被派往海外执行任务了，“上网？到梦里上去吧！”

李厚霖所在步军团在南斯拉夫执行任务时，流动性极大，驻守的5个月里，最high的娱乐是烤全羊。战友们挖了一道很深的战壕，架上几十头羊，大家拿着蘸上油的拖把，边来回奔跑着往羊身上抹油，边开心地大喊大叫。在嘈杂欢腾的人群中，李厚霖操起中文大吼，“我再也不要见到这鬼地方了！”

你们中国人退役后，就成了NO.1

李厚霖退役时，却放弃了法国国籍。他发现，中国的机会已今非昔比，生活条件也不比法国差，他常常对朋友说，“现在做中国人才有优越感呢！”2007年，他携妻儿回到温州，加上在法国时创下的事业，如今他已是五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回国前，李厚霖在街上偶遇前上司，这名来自东欧的中年人盯着李的奔驰320感慨，“你们中国人退役后，就成了NO.1。”李厚霖也感慨，“要算成功，也是外籍兵团赐给我的。”

回国后，他买了保时捷惟一的一款SUV，在这座已完成艰辛创业与原始积累的侨乡，这款车算不上惊艳。“近10年来，只有一个温州老乡找我咨询加入外籍兵团的事。”李说。

如今，外籍兵团中温州籍大兵的比例已然下降，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不必再“爬雪山”爬往欧洲，温州街道上四处竖立的移民咨询广告显示，他们开始从容、理智地选择留学、投资移民、人才输出，或仅仅是到巴黎串亲戚。他们不再认为欧洲等同天堂。

未回复邮件的台湾士兵吴，直到最近记者才得知他已经失踪了近两年。失踪当天，吴与4名战友出海，遇上高达11米的风浪，连人带船被席卷一空……法国警方接到报案后24小时才进行搜救，两天后返回，向外籍兵团报告“失踪”。

“失踪”的消息登在了外籍兵团的网站上，法国主流媒体没有报道此事。在他们看来，外籍兵团始终是一群外国人。

但没人愿意身边的战友西去无痕。2004年，来自福建的伞兵李普在非洲执行钻石缉私任务时被击落殉职，战友们在网上为他设立了纪念堂，这个已有近23万访问量的网页上飘落着红色枫叶，每片红叶都会触碰到一行暗红色的字——“永远的蓝盔士兵李普”。

（选摘自《南方周末》，文中李厚霖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