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军

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国民党上将胡琏。胡琏戎马一生，参加过北伐，也参加过军阀混战，曾经在石牌要塞上与日寇浴血奋战，也曾经在淮海战场上与粟裕“斗法”；孤悬台湾岛外的金门曾经是他“建功立业”的福地，也成了他不堪回首的伤心处。胡琏一生追随蒋介石赴汤蹈火，征战无数，死里逃生，血满弓刀，人生跌宕，实在是很有看点。

胡琏在战场上的表现确比其同僚们略高一筹，有人评价他有张灵甫的“悍”，但无张灵甫的“骄”；其“忠”不比黄百韬少，其“谋”却比黄百韬多。他麾下的十八军，是国民党的五大王牌部队，被称为“吃人部队”。蒋军中有“二胡”——胡宗南与胡琏，前者号称“西北王”，后者号称“金门王”，但在蒋军中流行这样的说法：“十个西北王，抵不上一个金门王。”国民党军史对胡琏的评价是十二个字：“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家书明志拼战石牌

1943年5月，日军攻陷宜昌。25日，在湘鄂边境的日寇占领要隘渔阳关后，渡过清河逼近石牌要塞。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在陆军少将高木义人的率领下，从南面沿长江进犯石牌要塞，威逼重庆。

古镇石牌在宜昌县境内，位于长江三峡中最为奇幻壮丽的西陵峡右岸，依山傍水，地势险要。据《东湖县志》载：江南有巨石横六七十丈，如牌筏，故名石令牌，石牌地名即由此而来。石令牌高32米，顶部宽12米，底部宽13米、厚约4米，重达4300余吨，远观之雄伟壮观、气势非凡。长江因它在这里突然右拐110度，构成天堑，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石牌方圆70里，上有三斗坪，是军事重镇，国民党六战区前进指挥部、江防军总部等均设于此；下有平善坝，与之相距仅咫尺之遥，是石牌的前哨，亦为我军河西的补给枢纽。石牌下距宜昌城仅30余里，自日军侵占宜昌后，石牌便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石牌失守，重庆将门户洞开，完全暴露于敌火力之下，命悬一线岌岌可危，由此可见石牌的战略地位。

为保卫石牌要塞，拱卫陪都，军委会派重兵防守。早在1938年冬中国海军就在石牌设置了第一炮台，并在其左右又修设了第一、第二分台，安装大炮共10尊，作为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群的最前线。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川江漂雷队、烟幕队等。当时，第十八军负责戍守石牌要塞，军长方天又以第十一师胡琏部守备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

日军在石牌周边集结了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其中有被称为“钢铁猛兽”的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惟一纯野战部队的第十一军，一共10万兵力扑向鄂西，直逼长江峡口。日军对石牌要塞早怀觊觎之心。1941年3月上旬，日军曾以重兵从宜昌对岸进攻过石牌正面的平善坝，并以另一路进攻石牌侧翼之曹家畈。两路日军当时都遭到我守军的沉重打击，惨败而归。因此，日军这次不敢贸然从正面夺取石牌要塞，而是改变战术，采取大兵团迂回石牌背后的战术，企图一举夺取石牌。

蒋介石对石牌要塞的安危极为关注，他不止一次地给六战区陈诚、江防军吴奇伟拍电报，一再强调必须确保石牌要塞的安全。1943年5月22日，蒋介石发来电令：“石牌要塞应指定一师死守。”第十一师是精锐，理所当然驻守石牌。5月26日，蒋介石又从重庆发来手令，称石牌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并严令江防军胡琏等诸将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

胡琏非常清楚这一仗不仅关系到他和第十一师的命运，更关系到民族的存亡。胡琏及其第十一师都做好了杀身成仁、共赴国难的准备。领命以后，胡琏沐浴更衣，带领第十一师全师将士祭拜天地，誓与要塞共存亡，随时准备以身殉国：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钦，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

大敌当前，恶战在即，胡琏当夜修书5封。在给其父的信中，胡琏以人子之心写道：“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并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也足慰……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

在给妻子的信中，胡琏惭愧地写道：“……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

胡琏熟悉山地作战，他认为虽然日军大炮坦克武器精良，但因不擅长山地作战，因此可采取智取战术。他根据要塞一带山峦起伏、地势险峻的特点，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抑制敌坦克大炮之威力。战斗打响以后，第六战区指挥陈诚电询胡琏：“有无把握守住阵地?”胡琏当即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石牌要塞保卫战打得非常艰苦，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拼命死守，双方伤亡惨重。5月29日，胡琏对团长们发令：“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在战斗最激烈时，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岭战场上曾经3个小时听不到枪声，并不是因为双方停战，而是双方在进行最原始、最血腥的冷兵器搏杀——拼刺刀，战况之激烈残酷可见一斑。

由于守军意志坚决，顽强抵抗，日军久攻石牌不下，损兵折将，士气完全丧失。到了5月31日夜晚，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沉寂下来，第十一师的将士爬出战壕，发现进犯石牌之敌纷纷掉头东逃。

石牌要塞保卫战取得了胜利，我军毙伤日军达7000人，缴获器械无数，实现了蒋介石“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石牌第一”和“死守石牌，确保石牌”的军事目标。石牌保卫战挫败了日军入峡西进攻取重庆的部署，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是抗战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西方军事家誉之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蒋介石曾对人夸奖说：“陕人是龙不是虫。”黄埔军校的陕西籍学生如关麟征、杜聿明、董钊、张耀明、刘玉章、胡琏、高吉人、张灵甫等，均“卓著才干”。胡琏在石牌要塞保卫战中的杰出表现，让蒋介石对他更加看重。此役后胡琏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1944年，胡琏奉调到重庆蒋介石侍从室，并很快升任第十八军军长，成为“土木系”的骨干和精英。

内战顽凶死里逃生

胡琏一生顽固反共。1931年至1934年，胡琏曾跟随陈诚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1935年起，又随罗卓英在浙西南继续进攻红军。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公然挑动内战，胡琏也成了蒋介石手里打内战的一颗棋子，在战场上多次与解放军交手，与中共大将粟裕更是宿敌。内战爆发后，十八军改为整编十一师，与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整七十四师并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胡琏率美械装备之3万余众、骡马7000匹、汽车坦克大炮各数百，在中原、华东两大战场，成为解放军刘伯承二野、陈毅三野等部的劲敌。

胡琏指挥的第十八军及整编第十一师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悍。据国民党军史称，毛泽东曾评价胡琏“狡如狐，猛如虎”。确实，胡琏面相塌眉毛，嘴角耷拉，下巴尖挑，面若野狐；在战场上，胡琏多疑善变，攻战必先求稳，战场嗅觉异常灵敏，一有风吹草动就能马上察觉，然后迅速脱身。南麻战役华野9纵付出伤亡4600余人的沉重代价，最终却没有对胡琏的整十一师取得任何进展。许世友打电话给粟裕发牢骚：“胡琏这只狡猾的狐狸……下次我定叫他碎尸万段。”双堆集作战之后，杨勇曾经说过：“我们宁愿俘虏一个胡琏，不愿俘虏十个黄维。可惜让胡琏给跑掉了。”在后来解放军精心组织的几次“猎狐”行动中，胡琏及其整十一师都侥幸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说胡琏“狡如狐”确有道理。但是胡琏的军事同僚还有另一种说法：“这家伙就是运气太好了。”

胡琏的第三次死里逃生是在1958年“8·23”炮战中。这位“金门王”在金门苦心经营，广积粮、深挖洞，修建了数不清的明碉暗堡。许多山竟然被整体掏空，里面成了能容纳几千人同时开会吃饭的囤兵洞。8月23日傍晚，守岛官兵散步的散步，打篮球的打篮球，胡琏及几位副司令在金门防卫部所在地翠谷为前一天刚飞抵岛上“慰问”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设宴接风洗尘。当天的晚宴，胡琏已有醉意，遂决定先行一步返回指挥部休息，他的几位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酒兴正浓，便留在水上餐厅聊天。没想到，解放军从厦门炮兵阵地发射的第一批炮弹便落在“海上巨碉”金门岛的这个地方。

其实在炮击金门前，解放军并不能确认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具体方位，仅知胡琏指挥所设在北太武山反斜面山脚下，此山绵延数里，从大陆任何角度均无法观察到其侧背。可事就这么凑巧，在炮击前几天我军刚好抓到几个国民党特务，供出了金门防卫司令部的方位，确认胡琏老窝的范围就由数平方公里缩小至数百平方米。

翠谷位置非常隐秘，一般情况下炮弹根本打不到，但那一天就有这么几发偏离弹道的炮弹鬼使神差般硬生生地砸在翠谷。顿时，翠谷爆炸起火，弹片横飞，一片混乱。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几位“副司令”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先行一步的胡琏被眼前的情景吓得六神无主，没命地奔出这个地方。就差那么几秒钟，胡琏又捡得一命，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败走天涯笔墨云烟

金门炮击，胡琏的得力助手赵家骧命殒孤岛，胡琏心灰意冷，无意再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越南战争期间，台湾当局秘密派出军事顾问团，协助南越建立“政战”制度，代训干部，并提供作战物资。为助南越军和美军作战，1964年，胡琏被任命为“驻南越大使馆大使”(台湾以此掩盖军援南越的事实)。胡琏在南越8年，为南越政权反共、剿共出谋划策，可谓不遗余力。也因为这个原因，胡琏成了越共游击队的暗杀对象。

虽然胡琏生性多疑、机警小心，但越共游击队还是侦知了胡琏的生活起居规律。1967年5月19日，两名游击队员经过乔装打扮，混入“中华民国驻越南大使馆”，并在胡琏的办公室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安装了定时炸弹。胡琏每天上午都会在办公室里办公，但说来也巧，这天十点半胡琏刚好有个会。他从办公室拿好文件走到隔壁的会议室还不足一分钟，办公室便传来一声巨响，后墙被炸了一个大洞。胡琏完好无损又神奇地逃过一劫。后来胡琏每忆及此事，都心有余悸，唏嘘不已。

胡琏在南越8年，1972年因病被免职回到台北疗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并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胡琏戎马一生，血雨腥风，福大命大，屡次死里逃生。晚年回归平静，爱好文学和历史，潜心苦读古籍，研修历史。胡琏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史实为战争史，“史中自有练兵治军之道”。胡琏的“多识”获益于“勤学”。他自己说：我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打仗和读书。胡琏读书兼收并蓄，涉猎宽泛，但又爱好专一，以史为主，注重“以史为鉴，匡正谬弊，归本人心”。他以68岁的高龄，本着“学然后知不足”，在台大注册，进入台大历史研究所，专门选修了宋史和现代史。胡琏对宋史怀有强烈的兴趣，在台大3年间除了因病住院请假的时间，竟然从未缺过一次课。

胡琏晚年还撰写了回忆录，如《古宁头作战经过》、《泛述古宁头之战》、《金门忆旧》和《越南见闻》等书，回忆了他刻骨铭心的经历，又有了“儒将”之谓。临近毕业，他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宋太祖的雄略之面面观与今昔观》，大纲已初步拟好，并准备写5万字，却因心肌梗塞于1977年6月22日猝然去世。这位黄埔悍将枪林弹雨，一次次化险为夷，一次次死里逃生，却最终没有逃脱病魔。

根据其生前所立“予尸化灰，海葬大小金门间，魂依莒光楼”的遗言，胡琏骨灰由台北空运金门，灵葬于金门水头湾海面。一年后，一座纪念他的“伯玉亭”(胡琏字伯玉)倚岸兀起，金门又多了一处“革命圣迹”，以后新入岛的国民党官兵第一件事就是瞻仰“伯玉亭”。

（选摘自《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