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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诏以历代名臣从祀于历代帝王庙,潘美作为“皆善始终”的北宋功臣从祀于历代帝王庙。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礼部议复山东道监察御史顾如华上疏:“宋臣潘美,虽平南汉有功,然斜谷之败,不能制护军王擅离陈家谷口,致杨业父子无援而死。宋之不能复征契丹,实由此败……宜罢从祀。”于是,清廷礼臣商议经顺治皇帝谕旨,在已入帝王庙享祀的名臣中,撤除了宋臣潘美。

潘美只是一名北宋的功臣,从祀或撤出历代帝王庙并不足奇。陈家谷之战,潘美不能制约代表宋太宗监督管制军队的护军王侁,导致杨业被俘。对此他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是,把“宋之不能复征契丹”的原因归究于陈家谷之战失利,显然夸大了陈家谷之战的后果,神化了杨业个人抗辽的作用。

雍熙三年的北伐,是北宋对辽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宋辽双方的一次大决战。在这次决战中,宋朝几乎动员了全国之兵,力图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由于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大败于岐沟关,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成了泡影,宋太宗不得不下令全线撤军。陈家谷之战是潘美等奉诏撤退并护送边民内迁时发生的,与整个战役比较,它只是尾声。陈家谷之战主要失去的只是副将杨业,岐沟关之战除失去众多精兵良将和军用物资外,还失去了宋廷夺取燕云十六州的良机和征服契丹的机遇。其实,不论陈家谷之战是胜是负,都改变不了雍熙北伐失败的大局,也对宋廷收复燕云十六州或复征契丹没有太多影响。

个人的才能发挥需要适当的时机和条件。假定陈家谷之战,杨业父子安全返回代州,继续承担抗辽的重任,宋廷未必就一定能“复征契丹”。因为,“复征契丹”是宋廷的大政方略,受皇帝、文武大臣、国家实力等因素制约和影响。有了“雍熙北伐”之败后,宋廷还是否有再次发动“复征契丹”的决心?文武大臣是否还支持发动“复征契丹”行动?宋廷还能否具有再次大规模北伐的财力、物力、战斗力?如此,如果历史没有给予杨业“复征契丹”的机遇,“复征契丹”也只是空想。

实际上,“岐沟之蹶,终宋不振”。“雍熙北伐”之败后,宋廷虽有“复征契丹”之心,但已无举兵之力。在对辽策略上采纳了谋臣张润洎“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议,宋太宗也一再告诫边将不要妄生边事,对辽斗争完全处于被动守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使杨业再生,要实现宋“复征契丹”的愿望也是不现实的。

“复征契丹”非一人之力所能为。杨业在抗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容否定,但独自撑起宋朝抗辽事业那是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