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存

一、意外地加入了红卫兵

16岁那年(1966年),我想加入红卫兵,那年我读初三。我的一位堂叔当时是村团支部书记,劝我争取加入共青团组织,我说:“共青团那算个甚,快涣散了。如今要紧的是‘入红,‘入红能见到毛主席。”

“入红”真是困难,要根正苗红,还要查五代。我们班上有一半同学入了“红”,我还在“红门”外,急得我白天听不进课,夜晚睡不着觉。原因是我家出身中农,中农是“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组织上出于慎重,延长了对我的考查时间。更让人着急的是,国庆节马上就要来了,要从红卫兵中选拔一批学生进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入不了“红”,见毛主席就是妄想。

10月3日,武殿国同学给了我一个红袖章,他说我已经加入红卫兵组织了,现在是“东方红战斗队”的成员,要我马上参加革命大串联,去北京见毛主席。我简直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我把红袖章接在手中,惊愕得合不上嘴巴,感激的泪水掉了出来。

我跑回家,拿了半个任务猪的30元钱,从学校领了一个月的粮票(那时我们的户口在学校,吃供应粮,月标准32斤)。5号那天,我们“东方红战斗队”一行6人动身了。我们的口号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学习长征,步行上北京。”出发时郝忠孝同学任了队长,做了一面旗帜,红细布上绣着6个金色的行书大字“东方红战斗队”。

二、“长征”路上

早晨8点,身强力壮的郝队长精神抖擞地高举着旗帜,带领我们雄纠纠气昂昂地迈出了中学校门。我们每人背一个背包,我的行李是一块旧线毯和用两张山羊皮做的褥子。我们齐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沿关河溯流而上。偏关河水流不大,清可见底,一条便道沿关河而上。我们时而行水左,时而行水右,不时跳上青石搭的踏石。正值晚秋,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杏树叶微微泛黄。太阳温暖地照在当空,和风带着湿润的气息吹来,空气新鲜清爽。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80里的老营城。大约走出一半的路程,在石沟子一带,有的队员就行进缓慢下来,没了出发时的那股劲头,有的人走路还一拐一拐的。队长传令休息。我们坐着鹅卵石吃自带的干粮,我吃的是两个干馍馍,闫吉旺到底是市民,父亲又是医生,吃的是饼干。闫吉旺把他的新球鞋脱下来一看,脚上已打起了一个水泡。

稍事休息后,我们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又出发了。闫吉旺学习革命先烈的坚强意志,不怕苦,不怕累,忍痛上路,我很钦佩他的顽强精神。

天上洒满星星的时侯,我们路过老营前1里的小营村,有几条狗叫得很凶,但始终没有扑上来,只在后面狺狺地乱吼,把我们送进了老营中学。这一夜我睡得很死。

第二天阳婆一闪,我们又出发了,目标井坪城。第二天的行进更加艰难,言说80里路,实际远远超过80里,且要翻几道山、跨几条沟,比沿关河路陡多了。有的队员好像很难跟上红旗,队伍缓慢下来。我妈做的那双布鞋合脚利索,年龄最小的我紧跟队旗,脚上却始终不起泡。

这天路过多少村庄,记不清楚,只记得中午路过一个叫奶河的村庄,村民们用惊诧的神色目送我们过村。一位放羊老者钦佩地与我搭话:“从哪里来?”我们说:“从黄河岸边来。”他说:“那黄河水里有鱼哩哇?”我们说:“有,好大,好多。”几个识字的孩子尾随着我们走了一段,指着我们的红袖章念道:“东方红战斗队”。

又是满天星星的时刻,我们走到了井坪中学,接待我们的老师热情地安排住宿。在这里,我们意外地遇到了我校20班的10名同学。

三、坐上火车

第三天上路,两支队伍合二为一,目标是60里路到朔州。有四五个同学脚上的水泡变成了血泡,走路极为艰难,中午已过,我们还未走出一半。一路上没有了歌声。恰好上来一辆大客车,赞成乘车的意见占了上风,司机也很乐意帮我们,于是我们一齐乘上了客车。

我第一次坐客车,觉得确实快活。脚上起泡的同学心情一定比我还要高兴,车厢里顿时响起了歌声。车到朔州火车站是下午4点多,正有去大同方面的列车进站。我们的领队慌慌张张地去买票,却过来一位解放军叔叔,很了解时事地说:“这会儿还买的个甚车票,齐往车上走就是了。”我们才晓得当时不买票也能乘车,便一涌而上,挤进了车厢。车到大同已是深夜,到北京的客车第二天早晨7点才有,我们只得在候车室过夜。

第二天火车晚点,我们排队等了很久,9点多才上了车。这回可直指北京了。火车呼啸着前进,在大同的晨雾中冻得直打哆嗦的我渐渐暖和起来,我把头伸向车窗口,车外树木、电杆、房屋、田野,一样样向后退去。

车过八达岭,从车窗向外望去,万里长城沿山脊蜿蜒而上,与画上的别无二样。我想起了偏关的长城,那些断壁残垣,给人的印象是古老陈旧。一刻功夫,长城隐去,火车在山间穿行,太阳一忽儿在左,一会儿在右,有时又在车后,我分不清哪是东南,哪是西北。我惊异这山不见一丝黄土,雄壮突兀,浑身黛绿。

车过青龙桥,人们嚷嚷“人字铁路”。列车喘着粗气一上再上,伸向一条独沟,最后“滋”地一声放出一股白气,停在了“人”字的顶端。詹天佑那伟岸的铜像就耸立在旁边。居庸关夹在两山间,精致得像一个方形鸟笼。

四、“六路乌龟”

太阳落山了,北京也终于到了。西直门车站灯火辉煌,人头攒动。车上下来一大片学生,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不停地运送。只听乘务员尖锐的嗓音“六路乌龟,六路乌龟”节奏极快地呼叫,我心中茫然,秦俊林说:“是六路无轨,不是乌龟。”原来北京当时的公共电车分有轨和无轨两种,乘“六路乌龟”可到先农坛接待站办理驻京手续。

车子十分拥挤,我们被挤散了。我独自一人挤在一辆车上,车从繁华的北京大街驶过,不觉已经到站,甩下一车人来。但见近处是人头,远处是人头,望不到边界的人头活像一地滚动的西瓜。从人群中收回眼来,发现我站在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建筑物外。这里就是北京总接待站──先农坛体育场。

海样的人群蚁动于周围,山样的建筑横亘在眼前,我感到了人的渺小,抬头看看天空,天空一片朦朦的红色。怎么,阳婆闪了?时间怎这么快?仔细再一看,四周都是一片朦朦的红。原来,北京的夜晚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天空都是红色的,根本望不见星星,不像山村的夜晚,青石板上钉银钉,看星星能辨出东南西北。

五、“羊栅”一日

向天空这么一望不打紧,头一下眩晕起来,眼前的建筑物斜抖着身子和我跳舞,眼睛怎么也睁不亮,连人也看得模糊起来。这是怎么啦?肯定是生病了。

接待站服务很周详,设有临时门诊处,两位医生不停地把脉、出方、给药。我领到几片白色的西药,服下后坐在背包上休息。我茫然四顾,见前边有一苇席围成的栅栏,活像圈羊的羊栅栏,便走上前去。一看,门口招牌上写着“掉队者休息地”。探头向里一瞧,横躺竖卧黑压压一片人,看上去都很困乏,活像一群斗败的蚂蚁。我觉得这里最适合自己的身份,便乖乖地钻进去,在门口找了一块地方,把羊皮铺开,盖上线毯蜷曲起来。

突然,栅栏门外一声高叫——“饼干”,一个人推着一辆小车走过来,车上发出一股香气。我不由自主凑上前去,车箱里尽是饼干,半斤包装。我花三毛钱买了一包,嚼了起来。不一刻,一包嚼完,猛觉两眼“忽迅”一亮,看的人好像清晰了。我又买了两包,饼干很快下肚,顿时眼睛大亮,远处景物清晰可辨。我这才想起,自“长征”出发以来,三天没吃过一顿正经饭,我是饿得眼灰了。今天才领会了《老红军》那一课长征战士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是怎么一回事了。

忽听高楼上喇叭声响,好像是叫人,是不是叫我?我侧耳细听,“我是某省某县某某学校某某某,现在掉队者休息处,听到广播,请来找我。”还能广播寻人!我一听喜出望外,立马起身找到播音台,拿起话筒高声叫道:“我是山西省偏关县中学21班李存,听到广播,请到掉队者休息处来找我。”连吼两遍,觉得这个办法筒单可靠响音大,定能奏效,心里释然。

六、遭了“软禁”

在“羊栅”呆了一晚,还没有被人领走,我默默诅咒那个广播屁作用也没起,背起羊皮,走出“羊栅”。

外面的人虽没昨晚那样稠密,还是熙熙攘攘。但只见人海中红旗猎猎,名称繁多,有“井岗山”“延安”“卫红”“红卫”,只是没望见我们“东方红战斗队”的旗帜。我很扫兴,转悠到办手续的那个窗口前。窗口前流水似地接待着全国各地来京的队伍,不停地出介绍分配住宿。水泥窗台上放满了本子,都是按省分订的住宿登记存根,备以让查。

我正要查一查山西的本子,突然,一个人攥住了我的手,我回头一看惊叫起来——秦俊林!俩人四只手攥在一起,话像决堤的河水,一股脑儿倾泻出来。他说:“我一个人还气得想哭呢。现在咱二人可千万别再分开了。”我说我在“羊栅”睡了一夜,他说他跑到了北京市委,那里掉队人员也很多,昼夜有人接待。窗口又推出几个本子,却是新疆、四川的,没有山西的。一问,说7号来的登记存根明天才能整理出来。秦俊林说:“只好等明天了,你再不要进那个栅栏里去了,今晚我引你到北京市委过夜,路子我已熟了。”

我们二人边走边串,直到傍晚才到了北京市委。市委大楼高高耸立,数不清有多少层,各种色彩的霓虹灯挂满了身子,整座大楼气派堂皇。楼前各种小车进进出出,显出异常的匆忙,一打听,说是明天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听到这个消息,我俩干急没办法——编不了队就进不了天安门广场,要误过见毛主席了。

进入市委大楼,底层一个过厅,里边塞满了人,走廊向两厢伸去,也人多得插脚都很困难。有两员很端庄的干部从坐着躺着的人群中小心而艰难地走过,极耐心地同一个嘴很快的女生讲论。那女生说她是掉队的,钱也没,粮也没,要求解决。女生说毕,秦大哥挤了上去,也说了与那女生差不多的话,领来了两张饭票,对我说:“咱先吃饱饭再说。”烩菜大米饭,这是进京以来我吃的第一顿正儿八经的饭。

晚上,我俩就在那个人满为患的走廊里“加了楔子”。翌日天明,我俩乘公共汽车急奔先农坛。新推出的登记存根簿堆在窗台,山西省的那册厚足盈寸,很醒目。二人争着翻开,四只眼闪电样扫射每一页的细节。突然,秦大哥高兴地指着一行字说:“这不是!这不是!”我俩同时盯住了一个人的名字——武殿国,山西省偏关中学16人,住址,五机部一站。我俩顿时高兴得像羊羔找到了奶娘。

麻烦和不幸是一对孪生弟兄,刚解决了麻烦,不幸又和我俩开起了玩笑。我们刚刚走上大栅栏大街,便被带红袖章的工作人员拦住了去路。我们说要去五机部,他们却把我俩指到了一条叫不来是什么胡同的小巷内,只让往窄处走,不让往宽处行。原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有关大街已经封锁,没有证件的人只许向城外走,不让往市内行。

一上午,我俩只能活动在这个小巷内,悻悻地串了几个店铺,也没大景致,有几个小饭馆,吃食也很单调。唯一合我胃口的是五分钱一碗的糯米粥,稠稠的,为省钱我吃了三碗。

上北京,首先为见毛主席,想不到却遭了“软禁”。我俩忍耐不住,走到胡同口想出大街上望望,可是几个工作人员却手拉手做一堵人墙,拦住了去路,我俩丧气极了。

精神越沮丧,时间越漫长,好不容易挨到太阳偏西,“拦路虎”才撤去。我俩如脱圈的羊逃出了胡同直奔前门大街,想望望毛主席的背影,可是退下来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我俩逆流而上,行进非常缓慢。

忽见退下来的人群中两人抬着一个担架样的东西,我想准是人挤人受伤了,抬着去医院,走近前来一看,却不是抬着伤员。秦俊林见识广,说:“这是天安门上悬着的那大标语,卷起来了。”再看,比房子还大的红气球一个个被拴在像磅称样的铁车上,人拉着前行,离头顶不过丈数。穿过前门,见广场上人已疏落,天安门城楼上空空如也,只有毛主席的像挂在红墙正中。

七、找见了队伍

秦大哥说:“赶快去前门站坐车。”到了车站,公共车停下一片,该乘哪路车呢?我们问司机、乘务员,都说不知道“五机部一站”。再看车站牌子,根本没有五机部这一站口,更别提一站了。这个新的问题让我俩始料不及。秦大哥说:“咱们问老交警吧,岗楼上的,一定有人知道。”走过好几个岗哨,好不容易在一个岗楼上找见一位脸上有了皱纹的交警。他抬头想了想,口中念道:“第五机械工业部?”对我们说:“一站不清楚,五机部在三里河。从这里乘2路电车,三里河下车便是。”终于问出了一个地名,我俩默念着“三里河”上了一辆车,一直向西。到了五机部,又已傍晚,办公室还有人接待。一个中年干部很和蔼地问清了我俩的情况后,写了一张便条:乘2路车到动物园,转乘4路车过紫竹园往西,车道沟9号下车。并反复叮咛:“车道沟9号,切记,就在路北,有牌子,不要超过。”

按照那干部的吩咐,倒了两次车,一直向西,直到满街灯亮,我们才到了车道沟9号。

一下车,大门口两位穿军装站岗的,把我们拦在门外。正在踟蹰,突然同队的苏关保同学从门里蹦出来,惊叫一声:“你俩在哪儿来?”忙用他的通行证与门卫交涉,说清我俩的身份,把我俩引入院内。苏关保说:“这里是军工单位,出入发通行证呢。”

找到了队伍,我俩喜出望外,这时才感到饿极了。苏关保引我俩进入餐厅,让先用他的饭票进餐。一个饭票一份饭,一碗烩菜俩馒头,我一口气吃了3个饭票才饱。办理登记手续后,我把32斤粮票拿出来,换了90个饭票。

我们的宿舍在一座楼的三层,我观看这住处是走廊中分,两边尽是屋子。平滑的水泥地面上铺满稻草,算是铺位。我把羊皮褥子打开铺上,软混混的,不凉不热。我觉得这是个窝,像童年在场面里睡庄稼垛,还很有趣味呢。战友们会面,话无尽头,说怎样找我俩来。郝忠孝同学说他怎样把红旗高高竖起,希望我俩能望到“东方红”旗找来。队友们七嘴八舌:“你们回来的正巧,明天毛主席接见咱们呢。”“你这会儿才来,真险误了见毛主席。”原来我们的“先遣部队”也没有见着毛主席。

事情是这样的,广场最多也不过容纳40万人,可当时在北京的外地学生据说已超过百万。毛主席为了满足娃娃们的心愿,决定连续接见两天。第二天毛主席乘敞篷汽车接见。这日子是1966年10月11号。

说着,排长进来,是一位军人,让我们几个人去干活儿。我们跟着排长来在饭厅一看,这活儿让人愉快得想笑——是用报纸把整箱整箱的散装饼干和点心分包,半斤饼干三个点心装一包。这是我们明天的干粮。这活儿做停当,大约子夜时分了。

八、见到了毛主席

第二天早饭提前,九个窗口一齐出饭,我仍吃了三个饭票。太阳从灰蒙蒙的天边刚刚爬出,一声哨响,我们以班、排、连、营、团的队列编制,分列操场,每人手提一包干粮整队出发。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前我们受令停坐。长安街上,人海望不到尽头,一片墨绿色。坐在最前面的是两排解放军,然后是我们,约二十来人的厚度。

电报大楼巍峨地耸立在身后,楼顶大钟看不出怎么走动。中间空开的街心大道一上午来往车辆稀少,偶尔有小卧车、吉普、摩托驶过。后来从西面上来一个乌龟样的车,四面往出喷水,街面一片湿润,空气也清爽了许多。接着又上来一个家伙,说是叫扫街车,却看不见怎么扫就走过去了。尔后,一辆很漂亮的小车驶过,人们猜测是首长检查秩序。我们吃干粮的工夫,又有两辆三轮军用摩托驶来,车上有一位戴墨镜的军官。人们议论说,这车一过,毛主席就快来了。我睁大眼睛向西张望,总望不见毛主席的身影。

下午两点钟,长安街上空突然响起了雄浑的《东方红》乐曲,这音乐不知来自何方,只好像从云端发出,从太空降落,旋律在蓝天萦绕。人们说毛主席出发了。

我用手揭了揭眼睫毛,急切地注视着前方。2点40分,前面的人猛然急切地呼叫起来:“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千万人齐呼,欢声雷动,响成一片。我只觉大地颤抖,天宇荡漾,天安门广场东西大街人海翻腾,简直是人的狂潮,人的海啸。

我向西一望,真的是毛主席来了。最前面三辆军用摩托品字形开道,接着两部解放牌军用卡车满载军人并列前行。望见了,我望见毛主席了,他站立在敞篷汽车正中,右膀是周恩来总理,左膀是林彪。敞篷车以缓慢的速度向东驶来。毛主席身着军装,左手托着车前横栏杆,右手高举,向左右两侧的人群招手致意。我只觉热血奔涌。毛主席的手那么大,身材那么魁梧,我有点吃惊,林彪身高只及主席肩膀。毛主席来到了我的正前方,我把眼睛往大睁了睁,想把主席看个仔细,可是觉得毛主席的车一下就过去了。我望着毛主席的背影,随着涌动的人群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随之而来的是中央高级领导的车队,或两辆或三辆并排前行。江青我认得准,有点像男学生;姚文元相貌特别;戴眼镜的是张春桥,样子很严肃。后面报纸上常见的中央领导认准确的认不准确的应接不暇、一晃而过,约十来辆敞篷汽车,只是没见到刘少奇。

首长的车队过后,又是十来辆满载解放军的军用卡车殿后。我望着毛主席的车队向东、向东,渐渐消失,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女同学啜泣起来。

军车过后,人群骚动,队形始乱,我们踮起脚尖向东再望,再望……却只见有的人已向西走开了,我才醒悟过来,该返回驻地去了。

回到驻地,操场上正在放电影,看那情节是《黑山狙击战》。可我总看不进去,眼前不断闪现出毛主席的身影。

九、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我们好几天都沉浸在幸福中,谈论的话题都离不开毛主席。3天后,比我们高一级的同学要去天津,我们“东方红”的人大概因年龄小了点,都想在北京多住几天。我听说毛主席还要第8次接见红卫兵,便说:“我不走,就在北京。我还要接见毛主席。”队友们齐笑,原来我说反了!

我们“东方红”的人留下来接受军训。说是军训,其实轻松得如同游戏一般,只不过排以上的干部都由军人担任。每天上午,我们每人手持一本“红宝书”(红塑封的64开毛主席语录书),按连队集合,整成方队。连长既是指挥员又是导演,免不了做示范:右手把宝书举过头顶,口喊“毛主席万岁”,踏步前进。步伐要求整齐,呼喊要求节奏。这种训练我觉得好玩,表演认真忠实。

团部还组织集体活动,领我们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天文台,还看过一个大型泥塑《收租院》,是说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自由活动的时间也很多,当时乘公共车很方便,我们逛颐和园、动物园、天坛、王府井等地。有时我也单独出去逛大街,一天偶入东郊民巷使馆区,见丹麦、印度、保加利亚等国使馆红油漆大门很堂皇,便向里张望,想瞧瞧老外做啥,却被站岗的解放军支开了。

一天,工作人员把一个很长很长的钢铁骨架从一个大房里拖出,这房大的像一段铁路燧道,两厢窗户明亮,南北两门相通,长约30余米。大房里铺上稻草,住进了一群新疆维族学生。我们三楼也新来了一批蒙古族学生,穿皮大衣的特木日巴根和我很要好,还在我的日记本上签了他的蒙文名字。

整个一站住着几千名学生,伙房每天开饭就一次,从早上一直开到晚10点。定额一天吃3个饭票,我却一天吃6至9个饭票,不到半月,饭票就花光了。那时有事找接待处好像理直气壮,我只写了个白头条子就借到12斤粮票,换回36个饭票,至今未还,也没晓得对人家道声“谢谢”,想起来很是歉疚好笑。

10月下旬,我们终于盼来了毛主席接见的消息。头天晚上,照旧准备干粮,还比上次多了三个香脆的梨儿。

这次接见的地点在西郊机场,早晨出发,一直向西,直走到隐隐望见了西边起伏的山峦才停下来。照旧是人的山川、人的海洋,向远望去,人头模糊,沉沉一线与天相接。

我想飞机大概入库了,就想看看跑道是个甚样子,可是没有望见。脚下踩着一片黄土,像刚刚收获了的菜地,我们受令就停坐在这里。前排仍为解放军,可人多得令我始终没有望见前排在哪里。特木日巴根把他的皮大衣脱下来垫在屁股下面,既暖和又居高望远,我羡慕极了。

时值深秋,北京的气候温暖舒适。太阳高挂,风尘不动,空气清爽,倍觉宜人。我们坐在这里等待,心情格外舒畅,只让人难堪的是小便。这海海漫漫一片人,望不到尽头,苇席做的临时厕所,遥遥望去怕有千米。我侥幸的是早上没喝水,浑身就让太阳晒着,始终尿没憋起来。坐在我侧旁的张建国同学却憋不住了,别出心裁,在怀前用黄土做起个水库。

突然,右前方喊声骤起,千万张嘴齐喊:“毛主席万岁!”喊声雷动。我知道这是毛主席来了,只是怎么也望不见毛主席,只见整个飞机场人头涌动。突然,人海如潮翻滚,人群呼啦啦起立,奔涌向前,每一个人都如同一滴水汇入海中,往哪流不由自主。我被人流挟迫着一下就向前涌了几十米。特木日巴根边站边提他的大衣,可霎时千万只脚涌来,他也被推着随人潮涌向前去,大衣无法顾及了。

我眼巴巴瞅着前方,想再看看毛主席那伟岸的身影,可是人群躁动,一团黄尘从人头顶上升起。车队加快了速度,我只隐约望见人站在车上的后背一闪而过。

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尾声

由于秩序的原因,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未能真切地瞧上两眼,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不几天,中央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据说是周总理的指示,接待站分批安排我们返回原地。

连长给我们送来了返太原的火车票,我们便乘车经石家庄返回了省府。省府不像首都顿顿白面大米饭,像共产主义似的,吃饭收伙食费,还短不了玉米面窝头。我们在重机学院留宿了两夜,就乘大客车回到了偏关。

一进南门,觉得偏关大街小得像个羊木槽,人简直一步就能跳到房上似的。街上稀稀落落几颗人头,寂寥得很。同学们各自回家,我突然感到有些孤单,心头不由袭来一丝凉意。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