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军英 韩军智 李清锁 张玉林

一、被傅作义收为义子,取名“雨中”

1928年,时任天津水旱码头稽查处处长的大祖父韩占彪,回山西太原出差,顺便回家乡探望我的爷爷。那年父亲16岁,已长成了大小伙子。大祖父见父亲聪明英俊,就把父亲带到了天津,在天津大沽口陆军指挥部第一警备兵舰报了名,成了一名军人。一年后父亲随部队返回太原,在阎锡山警备司令部执法队当队长。这个差事,令父亲感到做人的不易。跟大祖父商量后,父亲在一次执法中不辞而别,跑到绥远,找到当时任三十五军军长和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将军,在他的第七十三师四三六团当了一名战士。

听父亲说:他的伯父韩占彪(后在太原东缉虎营7号赵金彪家中被日本人杀害)与傅作义、孙兰芳(旅长)、赵金彪(在北京德国人开的医院治病时,因他坚持抗日被害)、常得胜(后隐居)是拜把五兄弟。韩占彪在5个人里年纪最长,一直在傅作义手下做事。赵金彪去北京看病时,让韩占彪给他看门,谁知这一走,竟成永别。赵金彪在北京被害,韩占彪在赵金彪家中被日本人杀害。傅作义知道后非常气愤,派人出面交涉,日本人给傅作义赔礼道歉后,赔付800块大洋让自行安葬才算了事。这是后话。

傅将军大父亲17岁,当时已是不惑之年,见父亲一表人才,就把父亲认做了义子,并赐名“雨中”。意思是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同时也能象蒋介石身边的戴笠(雨浓)效忠蒋介石一样效忠于他。父亲很快从班长升到上尉连长、营长。21岁那年父亲又被调到国民兵团任上尉连长,上尉副官,又到黄埔军校庐山分校(军官训练团)学习。当时训练领队的负责人是黄世冈、苏开元。(苏开元是中共地下党员,秘密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第六工作处处长)。在此之前,父亲已经李毅仁(即李静,当时叫加礼师付)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静退到台湾后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回到部队后不久,父亲就调到北路军司令部副官处,任中校副官并兼职任步兵十一师中校副官,分管军运仓库。至此以后,便和傅作义将军朝夕相处。

后来傅作义将军调任绥远。绥远土匪很猖獗,他们占山为王,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傅将军派出部队剿匪,土匪知道后非常惊慌,就企图暗地里对傅将军下毒手。父亲的身高脸型都和傅将军有相似之处,为了保护傅将军,父亲经常化装成傅将军的模样迷惑敌人。有一次,父亲在陕坝后套化装成商人外出侦察,被土匪抓住,父亲说他是做生意回来探望母亲的,土匪不信,让父亲领着回家。走到半路碰到一位老妇人,父亲使了个眼色叫了一声妈,老妇人看到这些土匪押着一个年轻人,不加思索,应声答应,哭着抱住了父亲。土匪也就没有追究,只拿走了父亲的钱物,放了父亲。原来,这位老妇人姓张,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儿子被土匪杀害了,这次碰到父亲叫妈,触景生情,悲从中来,马上演出了一场母子相见的真实场面。从那以后,父亲就叫她张妈,并把老人领回家中奉养。部队调走时,还把两套院子留给了老人。

二、傅作义枪毙义子赵雨庭

傅作义将军生活俭朴,随身带着三件宝:一条粗布棉被,一张虎皮褥子,一个沙锅。无论行军打仗,这三件东西都不能不带。这条粗布被子跟了他多少年,打了补丁他也舍不得丢掉,虎皮褥子可以防潮,一个沙锅就是饭盒,厨师只要做好饭,没时间吃,就倒进沙锅里,放在火旁热着。平时将军不讲究穿戴,但讲究穿军装,作战指挥、外出、会客都穿军装。将军魁梧的身材再配上一套整洁的军装,他就精神百倍,威风八面。

在绥远押运军需工作的过程中,跟父亲一起的拜把兄弟,也是傅将军亲自赐名的赵雨庭,在军需品中暗藏了鸦片运到绥远贩卖,被傅将军发现。傅将军对于吸毒、贩毒、赌博深恶痛绝,曾采取多种措施禁毒、禁赌,并对贩毒者施以严刑重处。这起贩毒事件发生在父亲的管辖范围之内,傅将军当然十分恼火,下令让父亲亲手枪毙赵雨庭以示军威,以整军纪。军令如山,无法违抗。父亲与雨庭、雨锋深得傅将军器重,并亲自赐名,3人亲同手足,真是无法下手。临刑前,父亲失声痛哭,跪在地上与雨庭相抱祭拜,雨庭也深知傅将军的为人,况且自己犯的就是死罪,拿枪自己做了了断。父亲回去报告傅作义将军时,傅作义将军泪流满面。

三、为保护彭真脱险,受到全军通缉

傅作义孤军守太原时,父亲跟在傅将军的身边。在3天多的战斗中,战士们十分勇敢,但城内孤守无援,傅将军听从周恩来、卫立煌不可死守的忠告,又接到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指挥各路大军从不同方向突围。陈炳谦和苏开元考虑到突围的困难,及早派父亲问孙传芳借来8匹美国大走骡,乘着傍晚,几个卫士和傅作义将军穿成一样的服装,每匹马骑三至四人,父亲和傅将军骑在一匹马上。那两米多高的大马在街巷中奔跑,如入无人之境,顺利突围,朝西山,古交一带跑去。由于突围仓促,加之两道城门为防日军已堵死,混乱之中人员互相踩踏,守军伤亡损失惨重。傅作义将军沉痛地说:“死守太原,伤亡也不过如此。”

日本投降后,父亲在苏开元同志的领导下,多次掩护地下党的活动。有一次,地下党在西北饭店开会,李英夫接到上面来的让派宪兵队去捉拿的电话,赶紧给父亲打电话,让他带两匹马火速赶往饭店后门,那里有两个人等候,见面不要问是谁,让他们骑马快走。父亲骑马赶到,两人飞快而去。他们离去一会儿功夫,宪兵队赶到包围了西北饭店,结果扑了空。还有一次,担任中共华北局组织部长的彭真同志在五原县联络点召开地下党会议,苏开元通知父亲也参加。中途父亲出来解手时,发现外面有士兵把守,他一问情况后得知,是同垦旅长带了一个连包围了会场。他来不及解手就返回联络点,正要解散人员,同垦旅长带人闯了进来。在这紧要关头,父亲一把手抓住同垦旅长,用枪顶住他的脑门,说:“我是奉傅军长命令而来,你来晚了,马上撤出去,在外面等候,这里的事由我来处理。”旅长认出父亲是司令部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乖乖地命令部队撤到了外面。父亲立即让开会人员从地下通道撤退,自己将彭真同志护送到安全地带。同垦旅长扑了空,报告了傅作义,傅作义非常生气,在全军通缉捉拿父亲。父亲得到地下党苏开元的及时通知,得以逃脱。在外流浪一年以后,地下党又通过各种关系活动,在苏开元、李英夫的庇护下重新归队。傅作义将军一则看在上辈人交情的份上,二则又是自己的干儿子,三则父亲也为他出生入死卖过命,给了个降级处分就算了事。

四、泄漏傅作义作战计划,被连降3级

1947年初,傅将军的总部移住北平,父亲也跟着傅将军到了北平,住在了中南海。蒋介石委任傅作义将军为“华北剿匪总司令”。但傅作义将军内心与共产党并不敌对。在绥远时与延安相临,到北平后又与西柏坡相近,在几次抗击日军的战役中,又与共产党合作。进驻北平以后,时局的变化使傅作义将军感到头疼。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和国民党第六十五军的覆没,更使他举棋不定。他让女儿冬菊向西柏坡发出求和的电报,也见不到回电,更使他束手无策。那时地下党的活动相当频繁,傅作义将军不会想到甚至连自己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苏开元、李英夫和父亲也不断地把一些关于傅作义将军的消息传播出去。父亲和傅冬菊本来就很熟,以兄妹相称,这些日子更是来往不断,因为冬菊虽和傅将军是父女关系,但也不能整天在一起,父亲是司令部的副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傅将军在一起,傅将军的一切情况他都知道。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傅将军拟定的作战计划方案中,定了一条准备撤回绥远和西北的方案,父亲就把这条消息告诉了冬菊。内部还未传开的消息在外面有了风声,整个西撤的计划也落了空,傅作义将军怀疑是父亲所为,将父亲连降三级,调到荣军管理处当了处长。几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了。

五、起义有功归家探母,不料无故失去自由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叶剑英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在接见起义部队时说:“你们起义有功,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部队整编后,父亲分到了前门大街侧一号的房子,母亲被分配到北京绒线胡同毛纺织厂工作,姐姐韩军兰也入了部队子弟学校奋斗小学上学。父亲在北京西郊经过了几个月的集训,被分配到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任教官。接到正式通知后,父亲想顺便回山西寿阳老家看望一下20多年没有见面的父母及亲人,再去石家庄报道,于是提前请了一个月假回乡探亲。教练队的孙参谋把起义证、国民党证、通行证、调令和叶剑英元帅签发的请假条交给父亲。临行时苏开元、李英夫等人都前来看望,并再三嘱咐要按时归队。

经过几天的劳累,回到老家的这一天,正是农历七月十六,也就是父亲的生日。20多年没有见面,这次拖儿带女回来,一家人高兴就不必说,但好景不长,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父亲推倒了人生的最底层。

寿阳老家在太原城的东面,离城只有30多公里,以前属阎锡山统治。父亲回家时,家乡刚刚解放几个月,村区两级机构刚刚建立,他们对于一个从北京回来的国民党军官如临大敌。刚刚回到家里,村公所的公安员韩作祥带领父亲到离村10里的石河区政府登记。当时的区长韩志良看了证件后说:“必须到县里严格审查。”父亲说:“我是回家探亲的,期满就要归队,不能扣押我的证件和证明。”而区长说:“这是对你们国民党人员的政策,谁也不能例外,啥时走时再还给你。”归期快到时,父亲到区上取证件,区长说把证件交到县里了,你要急用就自己去取吧。父亲想,空口无凭去县里能取回来吗?一连往区上跑了好几次,仍然没有要回来。过了一段时间,区上把父亲 抓到了南庄村,审查了25天,并开会宣布,回村后不能自由行动,等候处理。父亲当时问:“我有起义证,有叶剑英亲批的假条,我有什么罪?”这位韩区长慎重而严肃的说:“你是国民党军官,你和他们不一样,数你的问题严重,这是国家的政策。等审查清楚以后才能给你自由。”并责令村公安员韩作祥回村专门看守。没有了证件,没有了人生自由,又超假两个月,这期间我母亲又坐了月子,加之那一年雨水大,石太线铁路被冲断,通讯也不方便,想走也走不了。父亲和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父亲也向北京发过几封求助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没有办法只好留在了家乡。

六、秉公办事遭报复,被诬关进劳改队

也就是这年冬天,上级给村里派来了土改复查工作队,负责人傅先鹏(后为县人大主任),队员吴玉峰(后调到阳泉矿务局)在工作中发现村里的干部违法烧酒,村干部被公安局逮捕。村里工作无人管理,一时又选不出能管事的人来,他们考虑到父亲是起义军官,不仅对国家有贡献,而且见过世面,能在众人面前说话办事,就说服父亲暂代村干部,协助管理村务。父亲再三推辞说:“20多年不在,一则不了解村里的情况,二则等证件要回来还要归队。”可这几个土改干部软磨硬缠,一再劝说,父亲也考虑到一时要不回来那些证件,就勉强答应暂时管理村民政的工作。

上任的第一天,两个土改干部把父亲叫到村民韩维纪家中,说本村在县里工作的韩胜(当时任县公安局审讯股长)刚解放时利用职权向韩维纪、韩际录、韩建录要过10石小米,他们认为不合理,而且向工作队反映了这件事情。土改干部们支持他们联名上告,并写好了状子,要父亲在状子上盖个公章。父亲说不太了解情况,不能盖。土改队的人说事情出在本村,咱们又处理不了,必须通过你向上级反映处理。父亲认为也是这个理,就在材料上盖了章。事后韩胜受到了降级,记大过处分。也就是这一年夏天,韩胜的兄弟仗着兄长在县公安局的权势,欠2斤小麦的爱国粮,抗拒不交。父亲再三说服,他们的家人说父亲欺压革命干部,韩胜回来后也气愤地对父亲说;“国民党还欺负共产党,咱骑驴看账本,走着瞧。”父亲干村民政时间不长,却因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两次惹怒了在县公安局工作的韩胜。他的人生悲剧也就从此上演了。

父亲家庭出生是贫农,这么多年在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出于同情,给他调了20亩产量不高、别人又不想要的土地。那些地都在山上,好年景的产量也不过百八十斤。1950年韩胜又回到村里,威逼二叔告父亲的状,说如果不告就要把二叔分下的房子和土地收回。并捏造了父亲是军统特务,在外面有8条血债等罪名的诉状。二叔天生怕事,胆小如鼠,又怕收回房子和土地,不得不违心地在韩胜写的材料上摁了手印。没过几天,父亲被抓到公安局。进了黑洞洞的牢房,啥也看不清,父亲定了定神,见角落里还蹲着一个人。父亲过去一看,惊奇地发现原来是祁国操(二战区骑兵师师长),两人原来在太原时就认识。祁国操告诉父亲,自己属国民党潜逃军官,明天就要被枪决了,连长以上的潜逃人员都要正法,千万不要说出自己的职务。万一他们错判误判,你就没命了。父亲说我所有证件,在他们那里。我是北京起义有功人员,回来探亲遭到报复,才进来的。在后来的几次审讯中,都因没有足够的证据和事实而不能判刑。当时公安局有个姓李的副局长正直善良,比较同情父亲,私下告诉父亲说,按法律程序,凡是判刑必须先由检察院起诉,但检察院没有丝毫的起诉依据。你没有罪,只是惹下了你村的韩胜,过一段就回去了。就这样,父亲在劳改队度过了艰难的13个月。

七、寻夫

自从父亲被逮捕以后,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身上,当时几个孩子最大的女儿才10岁。大儿子6岁,二儿子不到2岁,山区的农村,柴不来水不去,母亲又是外地人,简直愁坏了。母亲也是大家闺秀,她的老家是保定市清宛县五舜乡北狗头村,父亲王老国是当地的首富,仅在保定市南大街的面铺作坊就有十几座,现存的王家大院在当地也赫赫有名。外祖父就生了母亲一个独生女儿,视若掌上明珠。母亲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在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上学,后来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她的一个表姐夫当时在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当营长,这位表姐夫多方活动,才将母亲连同与她一起入狱的6个姐妹营救出来,带到绥远。因当时部队没有女兵,跟傅作义将军商量后,就让他们做一些勤杂活。后来经傅作义将军同意,与一些团长以上的干部结了婚。母亲和父亲还是傅作义将军亲自主婚的。结婚后母亲享受营级待遇。回到这山沟农村,人生地不熟,父亲被捕后又杳无音信,她觉得就象一下掉进了十八层地狱。

为了问个究竟,母亲让10岁的女儿照顾两个弟弟,自己背了20穗煮熟的玉米和两升小米做干粮,直奔县城。家中离县城80里路,母亲整整走了两天,来到县公安局司法科一问,才知父亲在离县城20多里的芹泉接受劳动改造。母亲又来到劳改队找到负责人,人家根本不让见。无奈之下母亲哭着跪地哀求,这位负责人动了恻隐之心,才同意让母亲见父亲一面。当衣衫褴褛的父亲来到母亲面前时,母亲不知是悲还是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母亲回来不久,父亲就被放了回来。

八、批斗父亲吓死了18岁的姐姐,批斗母亲饿死了2岁的妹妹

父亲释放那天,劳改队为了体现对劳改人员的人道精神,从头到脚都换成了新衣服。临走时,韩胜股长又来了,命令父亲把新衣服全部脱下,换上原来的旧衣服。父亲回到家里,已是半夜时分,母亲打开家门,看见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父亲,一家人抱头痛哭。

虽说回来了,但好景不长,1956年7月,县公安局又给父亲发来了“管制反革命分子的通知书”,通知书罪行栏内只字未写,只写着管制1年零6个月的时间。接到通知书父亲又找他们说理,找了几次,连人影子都找不着。过了半年多,1957年1月,县公安局又发来一分“撤消管制通知书”,父亲喜出望外,急忙拿着通知书找到村主任韩拉锁,没想到他们说:“这东西不管用,你是国民党军官,需要长期管制。”回到家里,父亲仰天长叹:“天啊!这天下还有公理吗?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

父亲哪里想到,更大的灾难还在等着他呢。也就是在这一年,全国反右运动开始,父亲又被当作批斗的对象。在一次批斗会上,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又让他站在高桌上,后面有人拳脚相加,在台下参加大会的18岁的姐姐军兰,从没见过这种阵势,连惊带吓,当场昏死过去了,5天后就离开了人世。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整天疯疯癫癫,地里的活不能干,家里的活干不了,几年以后才恢复了正常。父亲是又当爹又当娘,既要照顾年幼孩子,还要照顾病中的母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2年,正是吃大锅饭的日子。每人每天才几两粮,一日三餐都是稀饭,人们大部分靠野菜充饥。吃食堂每天都要打饭回家,父母亲去打饭时,去早了食堂的人说,反革命吃饭倒挺积极,打饭时从锅的最上面舀最稀的;去迟了,他们说这食堂又不是给反革命专开的,这么多人就等你一个人?锅里的饭不多了就掺几瓢水再舀。到地里挖野菜,又说是反革命踩坏了庄稼,两岁的二妹妹饿得哇哇直哭。有一天晚上收工,母亲偷偷从地里挖了几个土豆,想在黑夜给二妹吃,谁知被生产队的人看见,在全村连夜批斗。批斗完回家的路上,母亲想,活着看儿女们受罪,自己又无能为力,实在是对不住孩子们。如果让侮辱批斗死,还不如自己趁早死了算,于是一头栽进路边的井里。幸亏有人路过及时将母亲救起。母亲回去以后,夹气带寒一病不起。两岁的二妹军莲无人照顾,又没有可吃的东西,几天的功夫就被活活地饿死了。

转眼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当然又是批斗的对象。红卫兵今天挂牌批斗,明天戴高帽游街,后天又让老实交代反革命事实。更可怕的是红卫兵来了个大抄家,他们把家里的东西都扔到了院子里,还用铁锹在地下挖。也就是这一次,他们找到并抄走了父亲在黄埔军校毕业时的照片。照片上父亲站在了蒋介石的一旁,就是这张照片,更成了批斗父亲有力的证据。父亲在百灵庙战役中左手手筋被割断,肌肉萎缩,批斗完后在到地里跟在牲口后面溜化肥时只能用右手,这也成为批斗的理由。就这样,整整瞎折腾了近10年。

九、韩胜临终忏悔 终于真相大白

1978年3月29日,父亲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就在这一天县里给父亲发来了“四类分子摘帽子”通知书,整整30年啊,人生能有几个30年?父亲把这沉甸甸的通知书看了又看,摸来摸去,老俩口相对无言,30年中,父亲只有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出门请假,没有人生自由。两个女儿的相继夭折,3个儿子就有两个没有找到对象,老两口又落了个浑身疾病。

从这一天他开始了新的人生。他非常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他带来的光明。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接到了一封别人捎来的特殊信件,是当年在公安局工作的韩胜让他去太原肿瘤医院,有事要和他商量。父亲在儿子的陪同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韩胜。俗话说,鸟之将死,其声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韩胜拉住父亲的手说:“宝山,是我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是我害的你走到这种地步。”说完,从枕头下面拿出两张写好的信交给父亲说:“我都写在纸上了,也盖了章我再给你摁上手印,我已经是快要死的人了,希望你和你们全家人原谅我……”父亲不计前嫌,安慰他说:“都过去的事了,再提也没用,谢谢你在临终前告诉了我这些事,更使我敬佩和怀念我的义父傅作义将军,我和全家都会原谅你的。”韩胜如释重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目送我们走出病房。6天后,韩胜离开了人世。

从他写的这份材料中,父亲得知了他是如何被逮捕,怎样被管制,特别是韩胜说出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父亲从北京回来探亲后,超过假期不见回音,傅作义将军通过各种渠道、还派了两个人来县公安局寻找,在县城住了很长时间,包括韩胜在内的公安局不给提供父亲的任何信息,以查无此人打发走了他们。

1980年春天,父亲来到太原,一则是陪三儿军智给儿媳妇看病,二则是来看一看阔别了近40年的太原城。太原马路宽阔,高楼林立,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变化如此之大。一天,他从山大一院出来,走在五一大楼的道路上时,一辆小车跟在父子后面行驶,父亲跟军智说:“我又犯什么错误了?遭到这辆车跟踪,快走吧”。正要和儿子赶快躲开时,车开到他们前面停下来,从车门下来一个人走到父亲面前问:“你是韩营长吗?”父亲迟疑了片刻问:“你是?”“我是潘瑞征。”两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两位老战友相遇,双方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原来这是山西省副省长,父亲当营长时,他担任秘书处监印,时隔这么多年,他还认得父亲。潘瑞征副省长把父亲接到省政府,亲自安排了食宿,用了两个下午的时间与父亲长谈。长谈中得知,潘瑞征副省长的女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歧视寻了短见。潘瑞征把父亲在北京的老战友、老首长李英夫,还有董其武将军等30多人的通讯方式告诉了父亲,并给县政府发了一个函让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父亲。回来后,父亲找到县里过问此事,县里说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能立即下结论。无奈之下,父亲在我们两个儿子的陪同下开始了北京之行。

我们首先找到了李英夫和他的夫人辛燕琴,父亲向他们诉说了30来年的遭遇,并说明了进北京的来意。李英夫告诉父亲,在几次政协会上,彭真同志还向他打问过父亲的下落,并对李英夫说:“在五原那一次很危险,要不是那个姓韩的我早就没命了。”他说:“这次你来得正好,我们一起去见见彭真。”在景山东街106号,他见到了时任副委员长的彭真。彭真非常高兴地握住父亲的手说:“是你,是你,就是你,还没有大变样,认得出来。”他的妻子和儿女们都非常感谢,他妻子还拿出一沓钱来给父亲,父亲死活没有收。经李英夫说明情况后,彭真副委员长给写了一个条子,让去中央档案馆找王光美主任。王光美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派人找了3天,才拿上了档案复印件,并出具了证明函。证明函上盖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公章,全国政协也给出据了证明。父亲还想找苏开元找回自己加入共产党的身份证明,但苏开元已经作古,这件事情再无人能作证,父亲也只好作罢。回到县里,找到统战部部长,部长说:“证明材料不能个人去取,要县里派人取回来才能认可。”没有办法,我们又在县派出人员的陪同下重返北京。在董其武将军的协助下,找到了北京军区警备司令陈光斗、驻大同的第六十九军军长冯梓和彭真副委员长等人。北京军区根据档案给父亲补发了起义人员证,上面写到:韩宝山同志原系国民党华北军司令部荣军管理处处长,1949年1月21日在中南海参加傅部和平起义。

一场30年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80年7月5日县统战部给父亲发来了按“起义人员”对待的通知书,并注明了:其家属子女参军、上学,和常人一样。另外还先付了1.8万元生活费用。不久,又相继增补父亲为县政协委员、县人大代表和省政协特邀代表。最后又经几年的层层审批,决定在县城给父亲解决一套住房、子女们安排工作。就在这次决定发出的第二天,1984年4月17日,父亲微笑着离开了我们。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