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波

“白”这个词,不仅是雪白、纯洁、明亮的意思,它还有另一种解释,即象征着反动,如白区,白军,白色恐怖等,与“红”相对。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所谓“插红旗”,“拔白旗”,即所谓落后、保守的人,完不成吹嘘任务的人,要给他们插白旗,改正了再“拔白旗”,组织上认为好的即给他们“插红旗”,以示表彰。在思想改造中,很多知识分子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白专道路中的“专”字是指业务、专业,“白”实际是指所谓脱离政治,不靠近组织,只钻研业务的人说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名词。由此可见,“白”与“红”这两个辨色词在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中被涂上大相径庭的阶级含义。

“拔白旗”为何在“大跃进”的浪潮中衍生?被视之为“白旗”的事物又是缘何而来的呢?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

拔白旗,插红旗的核心意图是“技术创新”,也就是为了配合大跃进,鼓励各种奇思异想,比如在农业领域提倡“密植”,在工业领域提倡“土法炼钢”,反对科学研究和科学生产,进而发展为打倒学术权威,华罗庚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和冯友兰等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均被树为白旗”。而在工农业生产一线,很多对“大跃进的生产方式持不同意见的工人、农民也被树为“白旗”。从此,浮夸风扫清了科学上的障碍,愈演愈烈。

那么,这场运动究竟是从何时、因何故而开始蔓延的呢?这还得从1957年说起。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要求大家要“将自己和许多人都变的又红又专。”由于认定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道路和资产阶级道路的矛盾,在思想上设置的对立面就是“红”与“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是促进派与促退派,冒进派与保守派,上游与中游、下游,以及所谓“中间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而这些划分以及“大红”、“白的”、“灰色”和“桃红色”的表述正是随后的“红旗”、“白旗”以及“黄旗”、“灰旗”等分类的开始。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防止只片面地注意业务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在运动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起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这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提出了树立旗帜的问题。

中共中央于1958年3月8日至26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门一些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39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建国8年来的工作,研究了经济建设的有关问题,树立经济建设高速度的思想,确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党内存在两种速度的分歧,一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分歧,另一个是经济建设速度的分歧,或者叫冒进派同反冒派的分歧;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在领导方法上,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一是干劲十足,搞群众运动,在轰轰烈烈的热潮中前进,另一个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寡妇的心情和面孔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批评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基本观点“成绩是主要的,肯定是冒了”的报告是错误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指出:不要那么迷信工业化、机械化,破除“人多地少”的迷信;人多是好事,现在还是人口少,实际人口到7.5亿至8亿时再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毛泽东说,我们应该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们敢于说话,交出心来;指出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毛泽东说,先进分子应该不怕那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毛泽东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

在会议上,毛泽东还具体指出,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而技术革新正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陶铸发言时,毛泽东有一个插话: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借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这是毛泽东最早明确表述“插旗子”的问题。

1958年5月8日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过了十来天,也就在大会快结束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到插红旗的问题。他不无幽默地说,插红旗,辨方向。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插旗子的,是红旗还是白旗,世界上没有不插旗子的地方,南极也要插旗子,不是美就是苏,可惜没有我们去,什么时候去一下,将来开一个团到南极去。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红旗,就是白旗,或是灰色的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学校、机关、工厂究竟插什么旗,双方都在争,现在有少数落后的合作社、工厂、机关、学校,它们那里不是红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们应当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

他又说,不要怕插红旗,凡是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到处插起来。每一个山头、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没有插红旗的地方,都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要不断地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有些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天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要常换。

那么,这里的“白旗”、“红旗”指的是什么呢?“白旗”、“红旗”不过是“大跃进”期间发明的一种形象化的政治概念。白旗,即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红旗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了。拔白旗,插红旗,也就是“灭资兴无”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插旗、拔旗”的思想是同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相一致的,也是同红与专对立统一关系思想一脉相承的。

紧随着这一指示,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创刊号的发刊词开宗明义,更高的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如此这般,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来势凶猛的“拔白旗”威力巨大,被瞬间波及的各行各业状况如何?无以计数的“白旗”代表命运又如何呢?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来势异常迅猛,各地贯彻落实异常迅速。在《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创刊号社论发表以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就于6月2日召开跃进大会,提出把资产阶级的灰旗、白旗拔掉,把无产阶级的红旗插满社会科学的各个工作岗位。同日,首都青年召开誓师贯彻总路线大会,提出“人人敢创造,个个插红旗”。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也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精神,部署落实任务,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各地基层在插红旗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仅河北阜平一个县在6月份就插了1110面红旗。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大跃进”运动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会议决定,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大搞群众运动。会议要求,为了保证各项工作的“跃进”,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要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严厉批判,要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中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为大跃进扫清思想上、组织上的障碍。

在农业生产领域,“白旗”主要是指对密植持异议的“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以及按传统耕作方式进行生产的干部群众;而把“敢于创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工具”显著的、特别是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群众,统统都看作“红旗”,一大批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劳动群众被打成白旗。

在当年湖南省的一个信息统计材料上,就有过这样的记载:

湖南省农村在九月底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建成了一千二百六十一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六千五百户。人民公社运动刚刚开始,我们就碰到了两个代表人物,一红一白,分外鲜明。

南县华东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朱元生,是一面共产主义的鲜艳红旗。他坚决拥护人民公社,处处为公社的集体利益着想,坚决与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表现了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他所领导的华东社,是南县数一数二的富社。全社三千六百亩土地,有二千一百一十四亩种棉花和黄麻,每亩产值可达一百四十元;其余种稻,早稻亩产一千四百四十二斤,晚稻亩产也可超过千斤。去年这个社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三十四元,还有七万元公共积累,今年全社总收入又可比去年增加一倍。人民公社运动到来的时候,很多人估计这么富裕的社可能有抵触。事实相反,朱元生带领全社群众,在全乡第一个申请加入人民公社。朱元生说服自己的父母,将私养的已经怀胎的母猪,最先送到公社,痛痛快快地割掉了私有制的尾巴。他还说服了一些社员要求私分公共积累和大宰生猪的错误意见,决定全社留下百分之五十的总收入作为公积金。加入公社前夕,这个社还主动地用四千元买回五条大牯牛、三十多头猪入社,新造十八只划子,将所有的农具油得金黄,并苦战了几天,每亩土地积了一千四百担肥料,作为向人民公社的献礼。朱元生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有上餐、没下餐、极为贫困的雇农家庭,一九五三年入党,党的教育使他在历次革命运动中一直表现最坚决、最积极。在今年春天搞大竞赛时,他领导的华东社就发扬了共产主义的友爱精神,拿出一万二千元支援了竞赛的对手寄山社和东方红社。

浏阳县星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长刘耀琪,是一面资产阶级思想的白旗。刘耀琪虽然也是共产党员,出身于雇农家庭,那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佃住三间烂茅屋,天睛晒太阳,落雨屋成塘;如今依靠共产党翻了大身,一家十口,九人能劳动,去年每月收入一百五十元,虎皮大衣、皮统靴子、纺绸衣、缎子被、红漆家具、吃的喝的,样样齐全。刘耀琪这几年生活是显著上升了,家底子厚了,可是,他不但没有提高自己的觉悟,反而思想蜕化了,忘本了。合作化以来,他逐渐对党的政策不满,总感到受限制,不自由。特别是这次建立人民公社,他更大肆反对。在党员大会上,他大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说公社统一分配是穷社沾光、富社吃亏,不合理;说超支户是懒鬼,要靠富裕户带到共产主义,我就不干,欠钱一定要还,爷还不清崽也要还,还不起连米汤都不给他们喝。说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共产主义产生的“新剥削”,劳动力少的户剥削了劳动力多的户。他还恐吓地说共产党再这样搞下去,群众就会要不答应了。

朱元生和刘耀琪,这两面旗子,两个对立面,充分反映了当时在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红旗”与“白旗”的真实状态与境遇。

在农业经济学界,1958年8月中旬,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农业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了“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邀请了全国的一些农业院校、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农业经济学专家、学者、青年教师以及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的一部分学生参加。这次会议名为“学术讨论会”,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学术批判会。会议以在农业经济学界拔资产阶级白旗、插无产阶级红旗为名,展开了一场所谓对“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的“批判”,对于农业经济学界无端上纲到“反革命”、“反党”的程度,并且对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大会点名,当场起立,大扣政治帽子。还把点名批判的材料印发全国公之于众,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

在工业领域,中央工业书记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鞍山钢铁公司下属炼铁厂的厂长陆达,由德国学成归国,是冶金专家,因主张工厂由厂长负责,被作为“白旗”拔掉。《工人日报》社社长陈用文等也因反对虚假被打成白旗。在大购大销的商贸思想指导下,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现象泛滥。

在军队方面,1958年5月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在全军普遍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在会上作了检讨。随后在全军范围特别是在军事院校内普遍搞起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整肃了一批干部,尤其是军队中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各界,如宗教界、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青年界、妇女界则要求要敢于插红旗,打破妇女思想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保守和自卑观念,在一切工作上插无产阶级思想红旗,拔掉资产阶级思想白旗。

知识界集中了大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兴无灭资”的任务,当然比其他领域更为艰巨。1958年初开展“红专”辩论时,就已揭露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白专”典型,进而又发现知识界存在严重的厚古薄今现象。这些其实就是白旗,是阻碍“大跃进”的因素。所以,就知识界而言,“白旗”、“红旗”,不过是“白专”、“红专”两种典型的形象称谓。

科学教育领域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重灾区。仅北京大学就拔掉了冯友兰等几百面“白旗”,华罗庚是国人皆知的大数学家,时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在这人人“大跃进”的火热时节,华罗庚也想努力地赶上形势,为此,他在八大二次会议后科学界的大搞高指标的活动中,曾违心地提出12项数学指标要在10年内赶上美国,并且要把计算技术、人造卫星、大水坝等各方面提出的一切数学问题都包下来。即便如此,他仍被所里的一些年轻人说成不够先进,甚至被他们在背地里骂做“保守派”。这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被当做“白旗”拔掉。

在电影艺术界,1957年一些“右派”艺术家所拍摄或主演的电影已经遭到禁映。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又有一大批电影被点了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洞箫横吹》,理由是诬蔑了党的农村政策,从而造成了电影艺术界的一派萧条景象。《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导演苏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电影界的“拔白旗”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延续与必然的结果,1958年3月1日康生视察“长影”,对该厂头年生产的几部影片大张挞伐。后来,他又在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厂长座谈会上点名批判了《青春的脚步》、《球场风波》、《花好月圆》、《地下尖兵》等多部影片。由苏里与严恭合作执导的反映如何正确对待爱情、家庭和友谊的影片《青春的脚步》更是在批判之列。苏里导演表示那个时候根本不敢接这部农村戏,直至去山西与老作家马烽共同讨论剧本,发现许多有趣的地方,他才最后拍板:这部戏我接了。

被拔掉的“白旗”分子各自遭遇也大不相同。其中有的是早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如原《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秦兆阳在1957年就被打成“大右派”,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对秦的批判再度升格,成为全国性的批判斗争对象。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通讯电文,各地报刊纷纷刊载,点名批判这位“插在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说他“诬称”党“拿谩骂代替说理,拿扣帽子当作斗争”。有的则是在“反右”时未“落网”的知识分子,如从美国归国的医学博士宋儒耀,回国后开创了整形外科,并在朝鲜战争中荣立大功一次。这次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也被打成了“白旗”,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反动学术权威”,并在此后整整20年内被剥夺了操手术刀的权利。

风声鹤唳的“拔白旗”运动横扫着各行各业,风潮的过激、过头势态引发人们关注,“拔白旗”渐渐偃旗息鼓

对“拔白旗、插红旗”的做法,中共中央上层意见是不一致的。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参加了《北京日报》“党的生活组”的讨论,当时的讨论已经受到“插红旗、拔白旗”风潮的影响,错误地点名拔了一位同志的“白旗”。当时讨论题目是“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刘少奇换个角度说:“这个提法,答案就只能是应该有或者不应该有……这个提法是不是有问题呢?”在他的启发下,讨论的主题变成了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这样调子经刘少奇的点拨,避免了绝对化。

1958年,邓小平在听取康生、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人汇报学校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时,他说:“拔白旗不要乱拔,是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拒绝党的领导、要党听他的人。至于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造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气氛。要允许人家讲话,要让人家讲完,做到畅所欲言。发现知识分子有些沉默,要注意。”195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全国各地主持教育、宣传、出版工作的干部会议上说:“红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同年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7月21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来势迅猛但结束也快。随着1958年11月份中央纠“左”的开始,这场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但是这场运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的插红旗、拔白旗在许多地方造成人为紧张,有的地方和单位刻意在未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寻可作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有的甚至把全体工作人员分为红旗、黄旗、白旗三类,人人挂臂章。还有的把所谓“甘居中游”的人一律说成是“灰旗”,统统拔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决定给批判处理错了的人甄别平反。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的、迅速的加以甄别平反。”随后,对在“插红插、拔白旗”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以江苏省为例,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

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在《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报告中指出:至于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的问题,昨天陈毅同志讲得很好。思想上怎么来拔白旗?红旗怎么能插进去呢?解决思想问题,这需要逐步提高认识,通过自我学习、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过程,才能办到。昨天陈毅同志说,中共中央对这一提法没有责任,是下边搞的。我要给他改正一下,他可能忘记了。昨天文教办公室的张际春同志给我写了一个条子,他说中央有一个文件上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今天查了一下,果然是这样。中共中央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话说得很生硬,可以作几种解释。属于头脑中的事情,怎么能一下子拔白旗、插红旗呢?这样是插不进去的。有时候对一种估计或者一种情况,随便一说,文字上没有注意,就会引起不好的后果。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缺点错误。

这样,“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仅在行动上给与予平反,而且在思想的得到了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