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洪

“蜗居”和“平民”都是很时髦的词，网上的新广告这样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某某平民喷墨机进入蜗居时代”。这条广告创意者大体认为，蜗居着的一定是平民，这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平民，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也就变成了“蜗居时代”。

虽然，这样简单推理出“蜗居时代”并不准确，但是，“蜗居时代”这个词的确有值得探讨的意味。

“蜗居”，真的仅仅是指居之艰难吗？要有个居所不一定要拥有房子的产权，买不起房可以租房；租不起市中心三室两厅的敞亮新房，可以退而求其次，选择两室两厅的次新房；或者，暂时屈居于简陋的旧公房。总之，对那些想买房却买不起市区好房子的年轻白领而言，居住的问题好解决，难解决的是“安居”。

“安居”，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实在是个语意复杂的词汇。拥有一处产权房的心理安全感，远远要大于其居住的舒适感。瞧，我有一套房子了，不怕楼市兴风作浪，价格涨上天；有套自己的房子，还意味着获得了这个城市的一份认同，对那些城市外来人口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在那些以蓝印户口政策推动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城市，房子还可能换来户口，可能解决孩子入学问题；房子还让你拥有了现实感，在人人谈买房的今天，没有一处自己的房子，几乎就意味着被这个社会抛弃。

因此，所谓“蜗居时代”，并不单纯指安居之艰难，而是对自由、生存、发展空间的一种渴望，是社会不安全感的一种体现，是生存焦虑。

是的，电视剧里的“蜗居时代”其实就是现实的“焦虑时代”，是处于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的转型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向平民时代的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期有多长，它将给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取决于社会发展的理念。

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只要有心，只要够努力，肯行动，能坚持，人人都可以获得机会，人人都可以合法使用并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个时代，现实利益对个体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空洞的说教。人们希望的是，在私人领域，社会能够提供一个公平自由的发展空间；而在公共领域，则能保障民生和安全，保障秩序的稳定。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才能消除被非正常竞争所淘汰的焦虑，才能放下那颗因缺乏教育、医疗等生老病死保障而敏感、脆弱的心。

消除社会焦虑，还要铲除产生宋思明这样人物的土壤。他们为了政绩和自身的利益，推高楼价，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金钱交换感情，弥补自己的空虚。权力的市场化使社会公平很容易沦为空中楼阁。

一位90后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更多时候，我们似乎只正视了蚁族们蜗居境况的无奈，而没有放在更大的视野中解放蚁族们的出路。此言极是，对于《蜗居》，我们除了讨论它对现实的真实呈现之外，还有必要思考如何能尽快走出躁动不安的“蜗居时代”。▲（作者是人民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