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申屠蟠以才学和孝义得“高士”之名,多次拒绝征举,在汉末政治动荡年代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取全面回避的态度。作为彻底的“处士”,申屠蟠始终不与当政者合作,表现出“崛然独立”的立场。“梁砀之间”具有特殊的生态环境,也构成特殊的文化空间。以“梁砀”为中心辐射形成的文化圈,先后有汉初刘邦功臣集团和汉末曹操功臣集团的发生。出身陈留外黄的申屠蟠曾经长期生活在这一文化圈的外围。他的人生道路选择与指向政治成功者不同,成为“处士”的模范。而后世对申屠蟠的评价各有褒贬,亦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的声音。

关键词:申屠蟠;梁;砀;处士;汉末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6—0176—07

申屠蟠被看做汉末“处士”的典型。他的历史表现,与以激进态度与黑暗政治抗争的“党人”不同,对于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绝迹于梁砀之间”事,显示“避世”地点的选择对这一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文化空间的重视。后世对申屠蟠的评价,多赞赏他政治判断的清醒,能够“明哲保身”。甚至以“党人”的人生悲剧作为反衬来夸大对申屠蟠的“智”的肯定。然而也有学者以为“人人如蟠,信明哲矣,一诿诸天,如王室何”,提出了“处士”面对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问题。宋人曾巩“子龙独幽远”诗句,则可能从更深层次涉及申屠蟠的社会理念和人生追求。不过对这种“幽远”,也许人们各有理解。

申屠蟠事迹的历史闪光点

《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记录了申屠蟠的主要事迹。包括少年时就表现出的“孝”、“义”等方面的高志卓行,皆为舆论称美,于是早有“高士”之名,成为社会道德典范。①当然,学识的优异,是他成为名士的基本条件。②对于来自上层社会出于欣赏的优遇,申屠蟠竟然拒绝。例如:“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临殁,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辇车,送丧归乡里。遇司隶从事于河巩之间,从事义之,为封传护送,蟠不肯受,投传于地而去。事毕还学。”所谓“为封传护送”,按照李贤的解释,即给予交通条件方面的特殊待遇:“传谓符牒,使人监送之。”

申屠蟠多次拒绝权力集团的征举,构成他人格力量最突出的特征。即晋人皇甫谧《高士传》卷下《申屠蟠》所说:“前后凡蒲车特征皆不就。”《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记载,他“前后”有这样几次毅然放弃从政机会的表现:1.家贫,佣为漆工。郭林宗见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辞让之曰:“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义,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后郡召为主簿,不行。③2.太尉黄琼辟,不就。3.再举有道,不就。④4.大将军何进连征不诣。5.进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黄忠书劝,蟠不答。6.中平五年,复与爽、玄及颍川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并博士征,不至。7.明年,董卓废立,蟠及爽、融、纪等复俱公交车征,唯蟠不到。众人咸劝之,蟠笑而不应。

申屠蟠面对权力者的“召”、“辟”、“举”、“征”,以“不行”、“不就”、“不诣”、“不至”为回应。对于诱引入仕的劝说,或“不答”,或“笑而不应”,表现出内心的高傲。据《后汉书》卷六二《荀爽传》论曰:“荀爽、郑玄、申屠蟠俱以儒行为处士,累征并谢病不诣。”可知疾病是通常“不诣”的借口。太尉黄琼曾经辟举申屠蟠,“及琼卒,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与相酬对,既别,执蟠手曰:‘君非聘则征,如是相见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为可与言也,何意乃相拘教乐贵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复与言。”申屠蟠对“非聘则征”,“相见”“上京”的预见性言论的反应,所谓“勃然作色”,所谓“振手而去,不复与言”者,体现出和“相拘教乐贵之徒”在精神上鲜明地划清了界线。

在汉末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申屠蟠的另一表现在历史上闪亮过特殊的光耀。《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记载:“

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

申屠蟠的判断,果然成为预言。党锢之祸前后,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的行为,表现出和激进的太学生们的区别。申屠蟠政治意识的消极倾向,值得研究“士史”、知识人心态史的学者关注。

“梁砀之间”:特殊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文化空间

传说杭州地方有申屠蟠隐居的遗迹。乾隆《浙江通志》卷四○《古迹二•杭州府下》有“申屠氏宅”条。引《名胜志》:“富阳县申屠山,昔申屠蟠晦党锢之名,避地结庐于此。今千载。子孙家焉。”又写道:“谨按《咸淳志》:‘富阳屠山,相传有姓申屠者,结庐以居,乃以名其山,复志其里。考《后汉书•蟠传》,只言‘绝迹粱砀之间,后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未尝至富阳。《名胜志》盖附会也。”又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一七《杭州府二•古迹》也记载:“申屠蟠故宅,在富阳县西南申屠山。时蟠晦党锢之名,结庐于此。今其子孙家焉。”尽管汉末有主要流向为江南地区的移民运动,但是《后汉书》本传“绝迹于梁砀之间”的明确记录告知人们,申屠蟠“避地结庐”的地点并非“富阳”,而是在“梁砀”地方。而所谓“蟠处乱末,终全高志”,最后“年七十四,终于家”的说法,也说明申屠蟠生命终点的空间位置也是著史者所明确的。看来,申屠蟠很可能确实“未尝至富阳”。所谓申屠蟠“避地结庐”“富阳县申屠山”的说法应是“附会”。当然,不能排除申屠蟠后人辗转移居江南的可能。

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的选择,应当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梁砀之间”有适合“处士”所居的环境。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有关刘邦早期事迹,有三处说到“泽”:1.“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2.“高祖被酒,夜径泽中……”3.“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这些关于“泽”的记录,是与我们今天对于芒砀地区地理形势的知识并不符合的。所谓“丰西泽”,又被称为“沛泽”。⑤这当然和沛在丰东的地理方位不合,但是又使我们得知,丰沛地方是有相当大面积的自然水面或者沼泽湿地的。《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记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大泽乡”,据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在沛郡蕲县。”乡名“大泽”,不会和“泽”没有一点关系。又如《史记》卷九○《魏豹彭越列传》写道:“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也说反秦武装以“泽”作为依托的情形。《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信都国“扶柳”条颜师古注:“阚骃云:其地有扶泽,泽中多柳,故曰扶柳。”可知秦汉时期黄河下游及江淮平原,多有“泽”的分布。《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关于刘邦斩蛇故事的记述,有颜师古注:“径,小道也。言从小道而行,于泽中过,故其下曰有大蛇当径。”这里所谓“泽”,很可能是指沼泽湿地。另外一则著名的历史事件,即项羽人生悲剧的落幕,也与“泽”造成的交通阻滞有关。《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于是羽遂上马,戏下骑从者八百余人,夜直溃围南出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羽。羽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羽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邹逸麟曾经讨论“先秦西汉时代湖沼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指出“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得知周秦以来至西汉时代,黄淮海平原上见于记载的湖沼有四十余处”。所依据的史料为《左传》、《禹贡》、《山海经》、《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史记》、《汉书》等。列表所见湖沼46处,其中黄淮平原33处,有:修泽(今河南原阳西),黄池(今河南封丘南),冯池(今河南荥阳西南),荥泽(今河南荥阳北),圃田泽(原圃)(今河南郑州、中牟间),萑苻泽(今河南中牟东),逢泽(池)(今河南开封东南),孟诸泽(今河南商丘东北),逢泽(今河南商丘南),蒙泽(今河南商丘东北),空泽(今河南虞城东北),菏泽(今山东定陶东北),雷夏泽(今山东鄄城南),泽(今山东鄄城西南),阿泽(今山东阳谷东),大野泽(今山东巨野北),沛泽(今江苏沛县),丰西泽(今江苏丰县西),湖泽(今安徽宿县东北),沙泽(约在今鲁南、苏北一带),余泽(约在今鲁南、苏北一带),浊泽(今河南长葛),狼渊(今河南许昌西),棘泽(今河南新郑附近),鸿隙陂(今河南息县北),洧渊(今河南新郑附近),柯泽(杜预注:郑地),汋陂(杜预注:宋地),圉泽(杜预注:周地),鄟泽(杜预注:卫地),琐泽(杜预注:地阙),大埿泽(约在今山东历城东或章丘北),小埿泽(约在今山东淄博迤北一带)。其中10处左右位于“梁砀之间”或者临近地区。⑥邹逸麟先生说,“以上仅限于文献所载,事实上古代黄淮海平原上的湖沼,远不止此。”“先秦西汉时代,华北大平原的湖沼十分发育,分布很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与今天的景观有很大的差异。”⑦《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写道:“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这里不仅说到了邹逸麟未曾说到的另一处“泽”——“雷泽”,而且提示我们,“芒砀”在西汉时期,曾经是重要的地理坐标。⑧

与“泽”相应,芒砀地方“山”的形势也与后世明显不同。《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⑨吕雉制造的“云气”神话有益于为刘邦的政治发达造势。而通常情况下隐匿山中寻求者往往不可得,说明了当时芒砀山开发程度的落后和植被条件的优越。

山林水泽的掩护,为刘邦最初力量的聚集和潜伏提供了条件。在刘邦“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的时代,自然生态与后世大异。因为气候的变迁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自然植被和水资源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在汉魏时代已经有所显现。⑩而申屠蟠依然“避地结庐于此”,可知当时“梁砀之间”依然有较好的环境。所谓“因树为屋”的居住形式,或许也可以看作当地自然山林情态的片断反映。

另一方面,就自然生态而外的人文生态而言,“梁砀之间”又是交通条件相对比较优越的文化胜地。(11)在以“梁砀”为中心的文化辐射圈内,汉初,发迹于东侧沛地(今江苏沛县)的刘邦功臣集团在历史舞台上有精彩的表演;汉末,在南侧谯地(今安徽亳州)又出现了曹操功臣集团。400多年内,一前一后两个强势政治群体的活动影响了历史的走向。而这两个集团都出现于史称“梁砀之间”文化圈的外围。这一情形,也许值得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者注意。

而申屠蟠出身的陈留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其实也处于这个区域的文化辐射范围之内。

隐居于这一地区的著名高士,又先有许由。《吕氏春秋•求人》:“昔者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水经注》卷二五《泗水》:“(泗水)又东过沛县东。昔许由隐于沛泽,即是县也。县盖取泽为名。”《高士传》卷上《许由》:“(许由)隐于沛泽之中。”这位许由,在“处士”人群中,又被看作道德行为的标范。

崛然独立:“处士”的精神

“处士”作为汉代通行的社会称谓,一般指行政体制之外的民间有才德的士人。《汉书》卷一三《异姓诸侯王表》颜师古注说到“处士”的定义:“‘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李贤注:“处士,有道蓺而在家者。”根据这样的判断,可以将“处士”身份理解为在野的民间知识人。所谓“居家”、“在家”是“处士”的基本特征。“处士”参与政治设计,被看作成就盛世的条件。《史记》卷三《殷本纪》:“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都是著名的“处士”参政终成大功的史例。而“处士”自身的性格,却是和政治保持距离。《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辩议之辞亦言及“处士”:“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12),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13),固其常也。”所谓“块然独处”,或许与“处士”称谓的由来有某种关系。而“寡偶少徒”,即社会交往有限,可能是这些人物通常的行为特征。

“处士”模仿“许由”、“接舆”隐逸榜样,然而又自以为“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具备参与行政的操作能力和道德水平的资格。所谓“时虽不用”,然而可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者,体现出其自我政治期许其实是相当高的。

战国动荡时代,“处士”曾经有活跃的表演。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司马迁《史记》中说到的当时著名的“处士”,有卷七七《魏公子列传》所见“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卷八六《刺客列传》荆轲的朋友“燕之处士田光先生”,卷一一九《循吏列传》所见“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等。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说到的活动于稷下“不治而议论”的“文学游说之士”中法家思想领袖慎到,张守节《正义》指出:“赵人,战国时处士。”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说到“齐稷下先生”中的慎到,张守节《正义》:“《慎子》十卷,在法家,则战国时处士。”当时的文化形势,如《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所说,正是“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毛公和薛公事迹所谓“藏于”民间,也说明当时的政治家搜求“处士”之不遗余力。

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的局面,促成了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竞争,中国文化于是呈示多元的自由的时代风格。然而实现大一统的执政者以为这样的思想文化形势是不利于安定局面的形成的。《汉书》卷一三《异姓诸侯王表》说:“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箝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关于秦“患周之败”,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言因横议而败也。”秦王朝的决策集团认为周王朝覆亡的首要原因是“处士横议”,于是推行“箝语烧书”的文化政策。申屠蟠“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的历史分析,表现出对沉痛教训的清晰记忆。(14)

《淮南子•俶真》:“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体现出社会职能限定的常规。(15)《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记载,“会日食”,有诏公交车征处士韦着,韦着“称疾不至”,有司竟劾着大不敬,“请下所属正其罪。”后有人议奏:“着隐居行义,以退让为节。”“征不至”者,“诚违侧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进之风。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圣朝弘养,宜用优游之礼。可告在所属,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详议其罚。”于是再次征召,“乃到”。韦着拒绝“公交车征”的行为,被认为“大不敬”,险遭罪罚,朝廷反复强令,不得不从命。“处士”于是成为“圣朝弘养”作秀表演的道具。(16)他们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自然无从具备议政条件。不过,韦着行为“足抑苟进之风”的意义,也是值得重视的。

《后汉书》卷五六《种岱传》:“处士种岱,淳和达理,耽悦《诗》《书》,富贵不能回其虑,万物不能扰其心。”种岱事迹,表现出最终“未建忠效用”,“生无印绶之荣,卒无官谥之号”所体现的与行政生活的距离。也许透视“其虑”、“其心”,可以发现“处士”言行可能作用于中国正统文化走向的正面影响。(17)

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山》说名山之势:“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冈复岭之势,盘亘而起。其发也,有自来。”而桂林山峰不同,“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笋瑶篸,森列无际,其怪且多,如此诚当为天下第一”。(18)以此“崛然特立”理解东方朔所谓“崛然独立”,可知语义相互接近。“处士”的精神,应当正是如此,“悉自平地崛然特立”。

汉末政治灾变与“处士”的表现

东汉末年严重的天灾,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衰颓。(19)

东汉中晚期,时政的昏暗,使得一些有胆识的士人勇敢批判当朝权贵,揭露社会矛盾,发表不同政见,出现“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情形,他们又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大臣,裁量执政贵族。刚直不阿的品格,一时为社会舆论所倾重。正直激进的知识人,采取半公开乃至完全公开的形式和当权的宦官集团抗争,曾经结成了相对坚致的群体。这些同道同志者,当时被称为“党人”。

当权集团迫害“党人”的所谓“党锢之祸”,导致横死狱中者达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有数百人。汉灵帝又诏令州郡大举钩党,天下豪杰名士陷党籍者甚多。东汉“党人”参与的政治争斗,仅限于相对狭小的社会群体。然而他们的正义感,无私情操,抗争意志和坚定气节,却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东汉“党人”的气质与品格,体现着曾经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20)的人们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主流,后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得到历代有血性有骨气的士人的继承。

申屠蟠脸谱与历史舞台的变光灯

位置的不同,视角的不同,往往会导致视觉差异。历史舞台灯光的变幻,也可以使得作为表演者的人物形象呈示多样的特征。因照明条件的时代演变,让我们看到了面目不同的申屠蟠。

作为同时代人,蔡邕评价申屠蟠,首先肯定的是他作为“士君子”的“德”“贤”:“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对于所谓“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李贤注:“《律历志》曰:‘铜为物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于士君子之行。”“《易》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宋儒朱翌也曾经称申屠蟠的表现“合于士君子之行”,“范滂等非讦时政,太学生争慕之。申屠蟠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远迹梁砀之间,居二年,滂等罹党锢,或死或刑。蟠确然免于疑论。景毅子顾为李膺门徒,不及于谴。毅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漏脱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蟠有先见之明,毅有不苟免之义。皆合于士君子之行。”(21)

《后汉书》卷六二《荀爽传》有一段评论涉及申屠蟠的文化形象:“论曰:荀爽、郑玄、申屠蟠俱以儒行为处士,累征并谢病不诣。及董卓当朝,复备礼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黄发矣,独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窃商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荀公之急急自励,其濡迹乎?不然,何为违贞吉而履虎尾焉?(22)观其逊言迁都之议,以救杨、黄之祸。(23)及后潜图董氏,几振国命,所谓‘大直若屈(24),道固逶迤也。”透过对荀爽的评价,比衬出论者对申屠蟠的肯定。

《资治通鉴》卷五六“汉灵帝建宁二年”有司马光的一篇史论,对于申屠蟠发表了评价更高的赞语:“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昬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殱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司马光的意见,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其中对“党人”“生昬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殱灭而国随以亡”的批评,读来不能不心生激愤。宋人熊节撰熊刚大注《性理群书句解》卷八《说》“保身说”题下,引《资治通鉴》这一篇“臣光曰”,又评议道:“此篇论明哲保身之道,深责汉末诸贤危言取实祸之非。”对司马光心思的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接近真实的。

以明哲保身作为表扬申屠蟠的主题词,是多见的情形。朱熹曾经说:“乱世保身之难,申屠蟠事可见。”(25)宋人钱时《两汉笔记》卷一二《献帝》写道:“申屠蟠一穷处士耳,前不陷于党锢,后不罹于贼网,超然远韵,不可众玷,万世之下,与有光荣。君子审诸。”以为申屠蟠的“万世”“光荣”表现于处世自安的智慧,“前不陷于党锢,后不罹于贼网”。清人田雯《咏史》诗:“盛名世所嫉,曹节起衅端。独有垫巾人,不受异患干。张俭为亡命,投止生波澜。何如自剪发,身居林虑山。缅怀昔战国,拥篲以盘桓。卒成坑儒祸,为之发长叹。梁砀同佣隶,屏迹申屠蟠。”(26)也以“党人”的人生悲剧反衬申屠蟠选择的正确。宋人王开祖《儒志编》有这样的历史人物评论:“知进退,识时变,临物而不惑者,其惟申屠蟠乎!太学之兴也,士之盛也,莫不振衣引足,愿居其间。吾独指秦以为病焉,及群党坐于徽棘之中,我独优游于外,人皆以妄死,我独保正命以没,可谓独立君子达吉凶之命者也。使若人而生于秦,其智足以自默,秦能驱而害之乎?”

“及群党坐于徽棘之中,我独优游于外”,就可以私心得意吗?所谓“人皆以妄死,我独保正命以没”,难道就是“独立君子达吉凶之命者”吗?就士风的主流看,比较汉代和宋代,不能不感叹儒心的拐变。

不过,明代东林故事则又显现出儒士面对黑暗政治的感奋之心和勇毅精神。以至清代学者何焯品评《后汉书》,就《申屠蟠传》“太学生争慕其风”至“今之谓矣”文字感叹道:“明季清流,何以竟不戒前车!”(27)明人郑善夫《长歌行》言及申屠蟠事:“凤凰楼下党锢成,浊流岂但十一士。君不见申屠蟠灭迹烟霞里,又不见郭林宗渉世终泥滓。”(28)诗人在阐述归隐“烟霞”的心思,说到“党锢”悲剧,笔调沉痛,不似一些宋儒语句流露出轻薄。

清乾隆《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一二下“十二月征处士申屠蟠不至”条“发明”题下写道:“申屠蟠见几而作,独免党锢之祸。至是又不为董卓所屈,异乎荀爽诸人。若蟠者,真无愧于‘处士之名矣!”帝王所真心欣赏的“处士”,看来就是申屠蟠这样的人。又《评鉴阐要》卷三《后汉•灵帝》“党锢之祸惟申屠蟠独免目”:“申屠蟠未入仕,本可以囊括自全。独惜陈蕃、李膺等,号为贤者,既得时居位,足弭小人之变,所处非申屠蟠比。乃亦囿于清流虚声,率以拘牵,坐失事机,难辞责贤之备,不可徒诿之运会使然也。”又乾隆《读申屠蟠传》诗:“多士清流太皎皎,由来尾大难为掉。汉纲陵夷何足云,言高致祻不为少。飘然惟有申屠生,孤鹤盘空绝群鸟。林下鸿名播士林,逸气凌凌光日表。呜呼邪正原不容,薫莸臭味岂同道。”“金人三缄实可师,处士横议身难保。梁砀春深山水间,钩党吏不寻门考。非但容身叔世间,中庸品行谁能绍。”论者以所谓“金人三缄实可师,处士横议身难保”进行对比,赞扬申屠蟠的“中庸品行”,出发点显然是阴暗自私的。《太平御览》卷五九三引《太公金匮》曰:“武王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居民上,揺揺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所谓“金人三缄”原本是强调君主的自我言论约束,却被用来反对政治批评,真真岂有此理!

又有一位比较清醒的宋儒这样评说申屠蟠和“党人”的区别:“汉末范滂之徒,各持私议,以是非天下。而申屠蟠独翩然远逝,绝迹梁砀,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及党锢祸起,独免疑论。蟠固知微矣。然亦未尽也。盖君子思不出其位,一出其位,而惟务点检他人之得失利害,则于本位必不仔细。何者?心无二用故也。盖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非固不敢出位,乃不暇也。蟠虽能终免疑论,然其所以绝迹者,亦由其始不能磨陇圭角,故必强制力拘,方免于疑耳。自古多谓和光同尘,亦由其不能全之,常欲强揜之也。若本无迹,何用绝迹山林?若本不高,何用自同佣保?盖蟠始初不知己之所为,无非常之事,故见其异而制之也。”(29)所谓“强制力拘”,所谓“欲强揜之”,都揭示了申屠蟠行为非自然的一面。所谓“若本无迹,何用绝迹山林?若本不高,何用自同佣保?”的说法,其实也是可以针对所有的隐士的。从另一角度或许也可以说,“处士”要彻底地避世,严格说来是很困难的。宋代学者叶适也说:“范晔序闵仲叔荀恁魏桓周燮黄宪徐穉姜肱申屠蟠,皆必于退者也。以其事考之,则桓得退之义,蟠得退之时。方汉人以名相髙,故避名为难。名不可避,而退之所得,多于进矣。然当时知此者甚少。”(30)有清儒以为汉代“高士”往往浅学虚荣,且多“特以高名要誉耳”,也涉及申屠蟠故事:“汉时儒者原无大学识,特以高名要誉耳。故往往以不出为高,出则遂丧其实。”“处党人之中,而怨禄不及者,郭泰也。处党人之外,而免于评论者,申屠蟠也。二人殆未易优劣。”(31)

拒绝征召,清醒避世,其实也需要一定的勇气。正如明代学者崔铣所说:“预知莽之奸而避之,孔休一人而已。不畏卓之威而拒之,申屠蟠一人而已。士之有识者,可贵矣夫。”(32)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申屠蟠的精神确实“可贵”,是“有识”亦有胆的。当然,他的勇气,和面对政治高压慷慨赴死的“党人”们相比,又属于另一个层次。

元代学者刘埙《隠居通议》有“半山《读〈后汉书〉》”条:“荆公《读〈后汉书〉》云:‘党锢纷纷果是非,当时高士见几微。可怜窦武陈蕃辈,欲与天争汉鼎归。公之意盖有取于申屠蟠之知几而深致,叹于蕃、武之蹈祸,未为非也。然蕃、武忠君爱国,辞严谊正,不暇自卹,故蹈危机。其失在于疏尔。忠愤凛凛,霜日争严,此岂可厚诬者!人人如蟠,信明哲矣,一诿诸天,如王室何?荆公持论多不犹人,如哀昭烈之兴,复谓其不为许汜田舍之计;惜蕃、武之忠义,谓其与天争汉室之亡。皆有感乎其言之也。”(33)以对“蕃、武之忠义”,“蕃、武忠君爱国,辞严谊正,不暇自卹,故蹈危机”,“忠愤凛凛,霜日争严”的赞美移用于所有的“党人”,无疑是适宜的。刘埙的清醒之见,可以洗刷一些宋儒对东汉“党人”胆识、气节和牺牲精神的“厚诬”。而所谓“人人如蟠,信明哲矣,一诿诸天,如王室何”这种对申屠蟠的评价,显然表现出更深沉的社会思想的境界。

宋人曾巩《咏史二首》其一写道:“京室天下归,飞甍无余地。国士忧社稷,涂人养声利。贵贱竞一时,峩冠各麟次。子龙独幽远,聘召漠无意。”(34)说申屠蟠“无意”“聘召”,表明其志向“独幽远”。(35)这里所谓“幽远”的深意,人们或许也各有体会。

注释

①晋人《高士传》卷下《申屠蟠》所述,有名节在前,孝父母在后:“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少有名节,同县缑氏女玉为父报仇,外黄令梁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乡人称之。蟠父母卒,哀毁思慕,不饮酒食肉十余年。”

②《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又载蔡邕赞语:“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

③李贤注:“《谢承书》曰‘蟠前后征辟,文书悉挂于树,初不顾眄也。”

④李贤注:“《谢承书》曰‘诏书令郡以礼发遣,蟠到河南万岁亭,折辕而旋也。”

⑤班彪《王命论》:“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见《汉书》卷一○○上《叙传上》、《后汉纪》卷五、《文选》卷五二。《元和郡县图志》卷一○《河南道五•徐州》:“沛县,本秦旧县,泗水郡理于此。盖取沛泽为县名。”《舆地广记》卷七《京东西路》:“沛县有沛泽,因以为名。”邹逸麟以为“沛泽”和“丰西泽”是两处泽薮。前者在今江苏沛县,后者在今江苏丰县西。(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收入《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⑥即逢泽(池)、孟诸泽、逢泽、蒙泽、空泽、沛泽、丰西泽、湖泽、沙泽、余泽。

⑦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⑧参见王子今《芒砀山泽与汉王朝的建国史》,《中州学刊》2008年第1期;《“斩蛇剑”象征与刘邦建国史的个性》,《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

⑨裴骃《集解》:“徐广曰:‘芒,今临淮县也。砀县在梁。骃案:应劭曰‘二县之界有山泽之固,故隐于其间也”。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宋州砀山县在州东一百五十里,本汉砀县也。砀山在县东。”

⑩《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所谓“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以及汉武帝“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的感叹,反映了当时黄河下游植被因人为因素导致破坏的历史事实。汉武帝塞瓠子决口曾经“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即所谓“颓林竹兮楗石菑”,后来寇恂也有取淇园之竹治矢百余万的事迹。然而到了郦道元生活的时代,著名的淇川竹林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水经注•淇水》写道:“《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毛云:‘菉,王刍也;竹,编竹也。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用。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陈桥驿《〈水经注〉记载的植物地理》一文写道:“《水经注》记载植被,不仅描述了北魏当代的植被分布,同时还描述了北魏以前的植被分布,因而其内容在研究历史时期的植被变迁方面有重要价值。”他对郦道元有关“淇川”之竹的文字予以重视,指出:“从上述记载可见,古代淇河流域竹类生长甚盛,直到后汉初期,这里的竹产量仍足以‘治矢百万。但到了北魏,这一带已经不见竹类。说明从后汉初期到北魏的这五百多年中,这个地区的植被变迁是很大的。”陈桥驿还指出了另一同样发生于距离“梁砀之闲”并不很远地方的可以说明植被变迁的实例:“又卷二十二《渠》经‘渠出荥阳北河,东南过中牟县之北注云:‘泽多麻黄草,故《述征记》曰:践县境便睹斯卉,穷则知逾界,今虽不能,然谅亦非谬,《诗》所谓东有圃草也。从上述记载可见,直到《述征记》撰写的晋代,圃田泽地区还盛长麻黄草,但以后随着圃田泽的缩小和湮废,北魏时代,这一带已经没有这种植物了。这些都是历史时期植被变迁的可贵资料。”(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2—123页。

(11)参看王子今《两汉时期“梁宋”地区的商路》,《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汉初梁国的文化风景》,《光明日报》2008年1月13日。

(12)《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作“魁然无徒,廓然独居”。

(13)《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作“寡耦少徒”。

(14)秦王朝的思想压抑和舆论控制历来受到严厉指责,然而后来也有人基于政治体制变化的考虑予以理解。明代学者李贽在评论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卒”的上书时,批注一“毒”字,然而又写道:“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李贽:《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上册第90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然而汉代士人的“焚书坑儒”批判,体现了对于秦文化政策的反思。当时的主流文化观念,对于压抑士人的文化专制主义持否定态度。如贾谊《过秦论》指出,秦“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终于败亡,“岂不哀哉!”

(1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司马贞《索隐》引《春秋合诚图》说:少微星“处士位”。又引《天官占》:“少微,一名处士星也。”张守节《正义》:“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第一星,处士也;第二星,议士也;第三星,博士也;第四星,大夫也。占以明大黄润,则贤士举;不明;反是;月﹑五星犯守,处士忧,宰相易也。”其中“处士”“议士”分列,暗示“处士”一般是没有议政机会的。东方朔感叹“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如何如何,也说到了“处士”与行政操作权力的距离。

(16)“处士”征召以表现“朝庭恩意”的情形,导致《后汉书》卷六一《左周黄列传》论曰所谓“于是处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车之招矣”,以及《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所指出的“征聘处士多不称望”,“其功业皆无所采”,“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名”的现象。

(17)参看王子今《从“处士”到“议士”: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路径》,《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

(18)“崛然特立”,《说郛》卷六二上范成大《桂海岩洞志》作“崫然特立”。

(19)据《续汉书•五行志五》记载,汉桓帝至汉献帝时代发生的“大疫”,66年间竟然多达9次。

(20)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

(21)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

(22)李贤注:“《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辅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

(23)李贤注:“杨彪、黄琼也。”

(24)李贤注:“《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逶迤,曲也。”

(25)《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历代二》,中华书局,1986年。

(26)田雯:《古欢堂集》卷三《五言古诗》,文渊阁四库全书。

(27)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三《后汉书》,中华书局,1987年。

(28)郑善夫:《少谷集》卷三《七言古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9)吕乔年:《丽泽论说集録》卷八《门人集录史说》,文渊阁四库全书。

(30)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六《后汉书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31)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四《史籍类》,文渊阁四库全书。

(32)崔铣:《士翼》卷三《言下》,文渊阁四库全书。

(33)刘埙:《隐居通议》卷一一《诗歌六》,文渊阁四库全书。

(34)曾巩:《元丰类稿》卷二《古诗》,上海涵芬楼影印,1929年。

(35)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元丰类稿诗》“《咏史二首》子龙独幽远”条:“申屠蟠字子龙”,中华书局,1987年。

责任编辑:王 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