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冯小刚 贺岁片 非诚勿扰 流行

摘 要: 冯小刚的贺岁片《非诚勿扰》在走过了悲壮的《集结号》之后重归喜剧之途,借助喜剧或非喜剧大腕的出彩表演与可以迅速流行或许还会成为“经典”的台词,来对当下社会现象和百姓生活予以鲜活呈未。尽管众说纷纭,《非诚勿扰》还是既赢得了市场又获得了不少好评。“非诚勿扰”流行于冯氏的“署名”与“往前走”,流行于影片有深度的“大众化”,也流行于影片对受众审美诉求的尊重。

“人在往前走,社会在往前走,生活在往前走,电影也要往前走。”这是冯小刚在《非诚勿扰》公映后的告白。冯氏在2009新年伊始于东方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影评节目《光影随行》中表示,电影走到今天,真正走上了繁荣健康多样化道路。《非诚勿扰》可谓是对固有喜剧模式的突破,用温情的幽默和诙谐,抹去观众心头因雪灾、地震和金融危机等带来的阴影。

冯小刚走过了悲壮的《集结号》之后重归喜剧之途,借助喜剧或非喜剧大腕的出彩表演与可以迅速流行或许还会成为“经典”的台词,来对当下社会现象和百姓生活予以鲜活呈示。《咬文嚼字》公布的

《2008年十大流行语》中,《非诚勿扰》是唯一名列其中的影视剧。该文称:“由于宣传造势到位,影片上映后票房飙升,冲破三亿大关。‘非诚勿扰这个四字格短语,在2008年年底迅速走红。”平心而论,《非诚勿扰》若是光靠宣传造势,观众未必乐意埋单,或者即便埋单了但还会在埋单之后连呼上当甚至骂声一片。事实上尽管众说纷纭,《非诚勿扰》还是既赢得了市场又获得了不少好评,“非诚勿扰”的流行,也是事出有因。

一、流行于冯氏的“署名”与“往前走”

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提出了“作家电影”的系统主张,“其中最突出的一种观点,即认为电影应当充分地体现艺术家独创的、独特的个性特征,这个特征就是艺术家本人的‘署名。这一‘署名不仅要贯穿于他的一部影片,而且要贯穿于他的一系列影片之中;也不仅仅只体现为电影技能的特征,甚至连使用的素材都要具备‘署名的特征。一句话,电影应是个人化的艺术。”①

冯氏贺岁系列片,亦是一种“署名”,值得肯定的是,冯氏的“署名”一方面高度张扬冯氏喜剧的特质,另一方面又本着“往前走”的精神,呈现出一种坚守自我的同时不断发展自我调整自我的姿态,让原本“自我”的“署名”,避免出现故步自封自以为是的自恋的乃至变态的电影符号的呈示。《非诚勿扰》走出了冯氏贺岁片小品化、拼贴化的电影叙事模式,给观众讲述一夜暴富的“剩男”秦奋在“征婚”路上不断跋涉,最终在梁笑笑那里获得了真爱的故事。寻寻觅觅中,秦奋还“遭遇”了男同志、墓地推销员、性冷淡女、股票女、台湾富家女等形形色色之人。这是一个很“假”的故事,这又是一个情节一波三折的让观众可以接受可以不管其真假的故事。在影片中,故事的真假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完整的、主副线交织而成的、具有一定观赏性的故事。显然,《非诚勿扰》的观赏性除了来自于演员的演技和无处不在的

“贫嘴”与幽默调侃之外,还来自于影片叙事中流淌着的温情,以及通过这样的温情所折射出来的对人性当下和未来“走向”的关注,对人性之真之善之美的呼唤与企盼。由此,《非诚勿扰》被冠之以“非典型冯氏喜剧”。

二、流行于有深度的“大众化”

冯氏贺岁片被定位于娱乐片或曰商业电影,属大众文化之范畴。“影视文化角色定位于大众文化,意味着影视生产与传播将围绕大众普遍的、当下的情感心理诉求,满足其普遍的、当下的情感心理需要。”②2008年,注定让每一个中国人刻骨铭心。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开放发展的中国,雪灾和地震让人们经历了天灾之痛,全球性经济危机又让国人共同经受寒潮的考验。中国的普通百姓虽然“渺小”,却在众多的重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个人的与民族的、历史的与现实的种种问题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有迷惘也有信念,有放弃也有坚守。冯小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国人的经历、遭遇、感受还有思考,用冯氏电影符号予以冯氏式的幽默而又温情的展示,并在影片的结尾,借助秦奋与土大款(风险投资人)高举着的望远镜“看未来”。这样的示温情与看未来,多少可以满足一些观众“当下的情感心理诉求,满足其普遍的、当下的情感心理需要”,因此,这样的温情也就多少有其流淌的价值。在某些层面上,这样的“温情”还与官方主流文化以及学界精英文化三源相汇,殊途同归。

“娱乐消遣往往排斥深度的、个性化的体验与思考,同时由于其容易满足大众普遍的当下的某些情感心理需求乃至感官刺激需求,而赢得较高‘票房价值或‘收视率,从而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但是,“真正的有较高经济效益同时又实现‘娱乐消遣功能的影视产品,也往往需要一定的思想容量特别是智慧含量。”③或许流行的未必是大众的,但真正大众的必然会流行。冯小刚的“向前走”,表现为没有只将电影技术的传播停留于“声色光影”带给观众感官刺激的技术层面和娱乐层面,而是选择当下社会生活的热点、焦点问题作为创作素材,在社会现实生活、大众心理需要和生活需要的交接之“点”上下功夫,在娱乐中追求影片的“思想容量”。虽说秦奋成功地将“终端分歧机”忽悠给了土大款的情节显得有些“弱智”,笑笑痴情于已婚男人甚至不惜跳崖徇情的情节不仅落俗同样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但影片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传递出了个性化的体验与思考,顺应了观众较为普遍的心理诉求和愉悦诉求,体现出一定的“智慧含量”,其流行也便有了“道理”。尽管有人认为《非诚勿扰》是一部供大众娱乐的伪文艺电影,掺杂了太多世俗笑料和2008年市井风情。但毋庸置疑的是,影片对社会的“当下”与百姓普遍心态的关注,对真诚与和谐的热忱呼唤,终究表现出了一位电影艺术家的良知。

三、流行于对受众审美诉求的尊重

纵观冯小刚的“贺岁之路”,其在坚守的同时发展,在“署名”的同时求变,这意味着冯小刚并没有一厢情愿地将自己想要的也是自己可以捣腾出来的符号体系强加给观众。相反,冯小刚是很在乎观众的感受的。冯小刚看到了世纪交替之际的观众并不弱智,也明白21世纪观众的“娱乐”具有了更大的选择性。正如英国伦敦泰晤士维礼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称:“图像本身就是一种现实,而对于被钉牢在图像上的人们来说,已不可能返回到以前那种表征模式上去了,这种表征模式能够以一种坦白磊落的‘值得的方式参与到政治中去。……所有意义的激活都需要运用社会中介。听众或观众,观望者或使用者,都不是头脑简单的愚众。在媒体扩张其影响范围的同时,它也在逐步收到批判性的监督,并被其主题驱用。”④

当整个社会生活与文化语境处于“往前走”的态势时,当观众不再是听凭现代传媒技术任意摆布、“你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并满足于甚至自得于这样的接受的头脑简单的愚众时,冯小刚的“电影也要往前走”,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冯氏的电影语言和冯氏对于冯氏电影的评断,都表现为一种基于当下文化语境又受制于当下观众审美诉求的艺术追求与文化姿态。在力图远离娱乐文化低俗乃至恶俗趣味的同时,尽可能为受众提供作用于诸多感官的娱乐享受,这样的享受无关乎罪恶感,也并非是向充斥着个我的世界里寻来的私人体验,而是让受众在一颦一笑之间,将目光驻足于当下或投射于未来的社会生活,由此获得相应的建立在特定认知基础之上的审美愉悦。于是,尽管地球村里的村民们,其信仰、习俗、言语、爱情、婚姻与生存方式日益分化,但绝大多数观众走出影院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审视银幕与自己内心的目光一并带走。

冯氏的每一部喜剧片几乎都会留下一些经典台词。《天下无贼》创造的流行语为“20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非诚勿扰》则放眼未来:“21世纪最贵的是什么?和谐!”此处的“和谐”似乎不及《天下无贼》中的“人才”来得“浑然天成”,但冯小刚对当下文化精神的探求与对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回归还是值得肯定。1988年1月,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们在巴黎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冯小刚随着北京奥运节拍将东方的“和谐”文化“写入”《非诚勿扰》,还是有些意思。

2008年灾难频频,“口红效应”随之流行。观众花几个小钱去影院娱乐一番,离开影院时挥一挥衣袖,将灾难置于身后,再用心中的望远镜,将前方的路看得如同影片结尾时邬先生驱车所行的那条路一样,在想着前方可以程程都有好风景的同时提醒自己,那个需要我们调整一下心绪的时刻,已经到来。

作者简介:徐卫卫,嘉兴学院副教授。

①②③ 胡智锋.影视文化论稿[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78,59,59～60.

④ [英]安吉拉·默克罗比著;田晓菲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4.

(责任编辑: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