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

我们生活的世界与民间故事的世界已是两个世界了。作为旅行者(读者)，人们依然渴望抵达那个世界，尽管人们不会不知道过往世界的习俗及生活方式曾经充满了离奇的苦难与地域性的偏见。重要的是民间故事的世界或传统习俗的世界已经无可挽留地从人们身边消失了，这正是传统社会无论有过怎样的残酷与野蛮，或者说神圣、诡异与神秘，人们今天对它的热爱都显得无害的原因。而随着它的远逝，习俗的世界越来越像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乌托邦。一个如同今天一样充满不幸、陋俗与偏见的世界、一个曾经同样充满族群冲突、阴谋与丑恶伎俩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审美的世界。隔着遥远的距离、有着时间不可逆的安全感，人们愿意把那样一个世界视为美学的世界，一个故事的世界，或许还可以把业已消失的世界作为对今天生活世界的一种批判与讽刺的参照。尤瑟纳尔就是在今天的生活语境里讲述这个传统的民间故事的。她是一个女人，但就“死去女人的奶”而言，却似乎并不赞同她自己时代里的女权主义。但她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任何上升至结论与主义的论断都可能曲解了小说家。这些从细节上看极其感人的故事一旦上升至观念的表述很可能丧失其正确性。尤瑟纳尔的这些东方故事就是如此，尽管没人会否认她是一个视野宽广的思想性作家。

《死去女人的奶》叙述的据说是一个南斯拉夫地区的民间故事，流传在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农村。尤瑟纳尔不是由自己或古老的匿名叙述者讲述这个故事，叙事人不是一位老奶奶，而是置身民间传统之外的两个现代人，两个西欧人，来到这个寻求差异却在某种程度上又已被同质化了的地域，他们对每天阅读愚蠢的报纸感到乏味，对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丑化与敌视的丑陋真理感到厌倦，这是他们作为度假者坐在海边喝着威士忌所讲的故事。民间故事或童话故事的叙述语言取消了现代社会与民间故事世界之间的时间差，尤瑟纳尔的小说则把这一差异置人故事的叙述层面。讲述者是一位法国老人，他是一个工程师，听故事的年轻人则是与他同船到达的一位来自英国的旅游者。正是通过他们的叙述话语把对传统女性、“真实母性”的期待变成了现代人心中失落了的欲望。

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故事对现代女性或者说现代习俗缺乏好感，听故事的游客据说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好母亲，漂亮，优雅，保养得很好，几乎看不出真实的年龄。也许这并不是真实生活中的女性或母性，只是现代传媒打造的关于女性的理想形象：不会遭遇痛苦，也不会遭遇真正的激情，自恋式地关注自身在他人眼里或摄像机等媒介里的形象。可这位母亲的儿子没有感到幸福，他说她“强硬得像橱窗玻璃”一样。将要讲述故事的人则批评说现代社会缺少的是真实性，这个时代有五花八门的“诗意”，有“超现实主义者、预言家、电影明星和独裁者”，却缺乏真实。这位老人说，他愿意有这样一位母亲，像阿尔巴尼亚传说中的小姑娘，一个小国国王的年轻的妻子。生命曾因遭遇痛苦而真实。

这个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女性或母性的故事，也是关于痛苦、献祭与命运的故事，以及看似十分矛盾的关于真实性的故事。民间故事的世界里人有一种被上天安排的命运，她们的生命因为遭遇着这命运而真切。置身命运的人无可选择。以今天的眼光看，一个建筑物的顺利建成需要一个活人奠基，显然是一种神话的世界观所支配的错误意识，人们会说是理性的缺乏或认识能力的低下等等。她的痛苦，她们的不幸命运是习俗迷信与地域偏见的产物。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故事中人物的不幸命运是这样容易避免。迷信的习俗与缺乏变通的性格造就了她们的悲惨命运。说来奇怪，通常我们并不会以这样的人本主义眼光来解读故事，而是以近似于民俗学的眼光来欣赏这个故事，而其中应有的悲惨则似乎已经被民间故事的优美感所悄然取代：我们的反应是美学的而非道德的，如同观光客面对传统的习俗时那样。

以今天的眼光看，故事传说中人物的痛苦与命运都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观念的产物，被砌筑在塔里的女人纯粹是子虚乌有的观念的牺牲品。如果不放在民间故事的逻辑中根本就是荒谬的。以今天看过去的社会和时代我们的目光是如此清晰，可是反观我们自身的社会就会迷茫：哪个时代没有虚构的观念呢?哪个时代的虚幻观念之下没有牺牲品呢?哪个时代的客观真理在遥远的后世看不是一种充满着迷信的东西呢?“观念”自然就不是什么实体。观念就是观念，然而一个时代的主导观念在下一个时代或另一种文化社会语境里看来不是迷信也是偏见。而人们所说的现代社会所寻求的具有普遍性的、合理性的观念，就是这样一种尽可能被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类型所能够通约的观念。

然而民间故事的逻辑就是这样：总是那些最善良最无辜的人遭遇不幸，总是信守承诺的人遭遇着无尽的折磨。直到受苦受难的命运变成她的第二自然天性。被牺牲的一对小夫妇对世界对他人有着孩子样的坦率和信任，他们彼此无限相爱，并且由于这种诚实与信任，他们的生活氤氲着一丝伤感的命运气息。他们对世界的信任总是纯粹的又总是被牺牲的。总是那些有德性的人，那些信守承诺的人、那些心存美好感情的人能够被这个世界所讹诈。几乎在任何世道里都一样，一个人越是接近纯粹，越是深情诚挚，对生活怀着希望和信任，就越是容易被卷入毁灭。也许只有从古典悲剧才可以理解这一未解的秘密：因为只有美好事物的毁灭才会具有美感，才会产生叙事的魅力。命运是如此地符合文学性，符合虚构叙事的逻辑。似乎美学中隐含着世界某些悲剧的同谋性。

我们依然一方面会为这些被生活的神话逻辑支配的人的命运而感动，感伤，一方面又想让老三改变主意。作为读者的我们想让美丽的女人受到命运的特别惠顾，然而又矛盾地欣赏着她的死。但从民间故事、献祭习俗所隐含的价值看，被牺牲的、作为祭品的生命一定是神圣和纯洁无瑕的。按照神话与献祭的逻辑，如果让老大那个连他自己做梦都厌恶的婆娘做祭品，恐怕神灵也不愿意欣悦地接纳。牺牲者越洁白无瑕，似乎神灵越是感到满意。被献祭之物必须是神圣的，纯洁无辜和美好的。因此在这个故事中，至善至美的少妇被选作祭品既不是因为老大的梦话偶然吐露了信息，也不是老二的一贯刁猾，而是献祭的逻辑使然。她的美德与美丽，她的那些要求被人尊重的品质，天真、美、善与爱，其魅力常常恰好在于能够充作无辜的牺牲，被“奉献”于神灵之前。在这一命运面前，不是她的抗争能力，而是她无奈的顺从给了她一种高于世界的虚假优势，而世界分配给她们的爱和敬慕的限度恰恰使一个美丽、天真的女人被剥夺了在这个世界上进行自主行动的能力。民间传说通过尊敬的传统补偿了她的无力与牺牲，而那部分尊重今天看来几乎是整个献祭仪式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其共谋式的情感。

人的生活总是置身故事，而民间故事的发生总是处在传统社会的观念逻辑中。传统的观念及其逻辑就是传统社会里人们命运的支配性力量。而观念逻辑本身就是一种故事虚构：比如塔的一

再倒塌是因为没有按照传统的祭祀。没有活人奠基。而现实的理由又如此充分：没有塔(居高的视野及其瞭望防范功能)，如果土耳其人来进犯，就会使部族遭遇蹂躏与毁灭。民间故事的意识形态虚构的逻辑，和现实“敌对势力”存在事态的交织，使无辜者的牺牲成为一种必然，使人们的痛苦成为命运。人们所谓的现实不亚于一部悲剧的构思或一部小说的虚构性。民间故事的逻辑在今天看来纯属子虚乌有，可是我们今天又有了别的意识形态，以堂皇的真理面目重新出现的古老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敌对势力，那就是他人，那就是陌生人，魔鬼总是来自他们那个方向。《死去女人的奶》的民间故事背景一方面看似已经一去不返，可从故事的逻辑看来，相似性依然存在。人们总是有理由找到牺牲的根据，也很容易找到善良意愿支配着的无辜牺牲品。我们依然生活在虚构故事的逻辑里。只要存在着观念的虚构性和利益的现实性，就依然会有虚构的观念与现实处境的不幸链接，而我们的生活依然会成为这种链条上的不幸的一环。只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更为平庸：牺牲者不再成为故事的主角，而是糟糕的观念本身。就像故事的讲述者与听者所厌倦的、所司空见惯的报纸上的各个民族的相互攻讦。而且，也不会再有如此凄凉动人的故事，只有平庸的偏见像恐惧一样流布四散深入人心。

一个民间故事的逻辑不能被引申得过远。那样就会在政治上不正确。而必须留在故事的无害领域里，欣赏一些美，一些美的事物毁灭，而不必怀有道德上的不安。而且毕竟，理性的思维或者说算计式的理性思维与行为方式消除了某种类型的民间故事的发生。我们开始按照符合个人权利的逻辑生活，而非按照莫须有的神话观念，甚至是某些意识形态的要求生活。我们都不会像故事里的三兄弟那么愚顽，也不像老三和他的女人那么单纯了。人们都会迅速地逃离故事的逻辑现场。没有故事的人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典范。没有故事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堪称理性的生活方式。而生活被理性的逻辑或利益的逻辑简化之后，某些类型的苦难消除了，同时某些魅力也被剪除了。我们可以停下来喝杯咖啡，扔掉陈词滥调的报纸，说说过去的故事。工程师就这样坐下来，一个人听另一个人说这个古老地区的传说。

哀戚的故事，赞美了这个阿尔巴尼亚的小母亲，这个传统的女人。她在濒死的过程中甚至死后依然奇迹式地用滂沱的奶汁哺育了自己的孩子。以致在这座塔身上留下了数个世纪不灭的白色的痕迹。两个男人所说的传说故事没有掩饰地表达着对现今这个世界的深深失望：听故事的英国人有一个没有年龄迹象的时尚式的母亲；小说结尾时出现了一个金发茨冈女人：她为了乞讨，为了博得路人的同情，将怀中的孩子变成小瞎子。两个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女人都产生着不同形式的同一种堕落：失去其母性、爱。这种堕落不是孤立的，当母性如此堕落时，谁知道我们的世界已经什么样了?故事其实涉及了三个母亲，尤瑟纳尔也许不是有意为之，小说不是按照思想逻辑安排的，却将故事置于现代社会的语境之中。

像“橱窗玻璃”一样强硬的母亲失去了母性，一个缺乏真实性的人就如同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是伪造、人工和复制品一样。食物、衣物、人，都成为复制品与人造品。人造食品、人造丝、人造美人同个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一样流行。她被迫从外部形体与面容上被自己的美容保健所“神秘化”或“情色化”，自恋地把爱自己作为受美保佑的观念。她们过分估计她们美貌与性感的价值，以抵挡内在价值与德性的缺失。在一个将美丽相貌当作商品的世界里，事实上除了那些直接将身体作为商品出售的行为之外(男性则更多地出卖体力，脑力或劳动力)，女性则把身体与容貌的表象作为一种价值。女性并没有自己发明这些价值，她只是不得不遵从商品社会价值体系的“潜规则”。虽然保护个人权利或个人利益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善，但个人权利作为最核心的、而在道德与美学上也是最空洞的价值却已在人们心中扎下根来。这好似一种“梦露综合征”：她是一个不必提供实物的人，她出卖或承诺的是身体的形象。她那假定的形象的诱惑，而不是她实际的躯体就是她的资本。作为一个被贬低了文化观念而存在的女人，仅仅因为她的装饰价值才被欣赏。她隐秘的痛苦还在于根本无法将自己想象成别的什么。

茨冈母亲没有这些，她是一个乞讨者，也许还是一个假母亲，她不得不通过弄瞎怀抱里的孩子以博得人们的同情与施舍。前者与孩子没有关系，后者与孩子的关系是被榨取的工具。在近代世界普遍的民族国家建制之外，茨冈人本身就已经从自由状态转变为无家可归者，从“游牧”状态转换为没有归属的人，一种绝对陌生的他性，不能摆脱她被动的屈辱状态，再也没有一丝浪漫气息。茨冈母亲身上道德的冷漠，将在这个世界上兑换来的是更普遍的道德冷漠，是信任的丧失，对“慈爱”的形象的怀疑，正如人们对“橱窗模特”一样美丽而冷漠的女性抱以同样冷漠的审美态度一样。对他人怜悯的滥用将使人间的怜悯更为匮乏，就像“橱窗玻璃”式的美人将使美变成缺乏人性与温情的冷漠。

这样两个母性的形象是对“母性”的传统迷人修辞的否认。“死去女人的奶”透过传统民间故事中的女人来观察当代女性，似乎是一种非神秘化和否认其母性魅力的一个叙事，在这一“祛魅”过程涉及的不只是女人的非神秘化，还涉及到使她们世俗化。“橱窗玻璃”一样强硬的漂亮与冷漠地利用他人仁慈的世故似乎是非神秘化与世俗化的两个不同方向，但都指向了母性的祛魅过程。正如一位当代批评家安哥拉卡特所说的：“现在乳房不再是女神的阳台，从那里她威严傲慢地用自我奉承的形而上学的语言对她的信徒讲话。女神已经死去。而且伴随女神的想象的结构，死去的还有永恒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地球上的位置曾经是她的子宫。如果女神已死，永恒便无处安身。我们仿佛第一次，被迫面对必死性，根本不存在超越死亡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发现女性解放的观念令人害怕，它展示人类的最终的世俗性。随着女神的死亡，超自然的事物的最后残余也消失了。”人的生命似乎丧失了他能够重新归属的“自然”及其永恒性。

责任编辑黑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