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1927年12月6日,美术家江小鹣因为要庆祝天马会成立十周年,举行一次盛大的平剧公演,两天公演的戏码,都派定陆小曼唱大轴。第一天《贩马记》要现学现排,原来由唐瑛饰赵宠,可是唐瑛有几句唱词转不过调来,一气之下就不学了。要俞振飞代替,俞振飞原来已在《群英会》里饰周瑜,他不愿舍彼就此,于是就想到昆剧、京剧俱佳的翁瑞午来代替。小曼的风流韵事,也从此推向另一个侧面。第二晚唱《三堂会审》,陆小曼演苏三,翁瑞午演王金龙,江小鹣演蓝袍,而红袍一角则由陆小曼硬拉着徐志摩去演。徐志摩为此在12月27日的日记写下了一段无奈而苦涩的文字,他说:“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腊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指的就是此事。据说徐志摩因对京剧完全是外行,在舞台上出了点洋相。演出时,他坐在桌后,可是他穿着靴子的双脚,总是不由自主地伸到桌帷外面,大概是因他写诗时养成的习惯。

陈定山在《春申旧闻》里也记载了此事,他说:“小曼身体也弱,连唱两天戏,旧病复发,得了晕厥症。瑞午更有一手推拿绝技,他是丁凤山的嫡传。常为小曼推拿,真能手到病除。志摩天性洒脱,他以为夫妇的是爱,朋友的是情,以此罗襦襟掩,妙手抚娑之际,他亦视之坦然。他说:‘这是医病,没有什么避嫌可疑的。瑞午本世家子,父印若历任桂林知府,以画鸣时,家有收藏,鼎彝书画,累箧盈橱。”而据翁瑞午的女儿翁香光说,她的祖父也就是翁瑞午的父亲翁绶琪,当过桂林的知府,与画家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澄一起参加过甲午海战,也是位名画家。父亲幼承庭讯,通晓书画,在香港英国皇家学院肄业,回上海后,从丁凤山学推拿医术,还学气功,给病人医病时,就运用内功,便手到病除了。

翁瑞午时时袖赠名画,以博小曼欢心。并有一身推拿绝技,常为小曼推拿,还真能手到病除。据陈定山说,翁瑞午还教小曼吸食阿芙蓉(但据翁香光说,小曼会抽鸦片是得自小曼的母亲,她是抽大烟的),试之疾立愈,于是小曼大喜,常常和瑞午一榻横陈,隔灯并枕。瑞午以阿芙蓉为小曼治疾,而终能掌控小曼之身体,亦如同当年志摩要小曼写日记,而终能驱之于小曼之心灵。这又何尝不是造化小儿的戏弄,亦或志摩无可摆脱之宿命乎?

而就在同年12月17日,《福尔摩斯》刊出一篇署名“屁哲”的文章《伍大姐按摩得腻友》云:

“诗哲余心麻,和交际明星伍大姐的结合,人家都说他们一对新人物,两件旧家伙。原来心麻未娶大姐以前,早有一位夫人,是弓叔衡的妹子,后来心麻到法国,就把她休弃。心麻的老子,却于心不忍,留那媳妇在家里,自己享用。心麻法国回来,便在交际场中,认识了伍大姐,伍大姐果然生得又娇小,又曼妙,出落得大人一般。不过她遇见心麻以前,早已和一位雄赳赳的军官,一度结合过了。所以当一对新人物定情之夕,彼此难免生旧家伙之叹。然而家伙虽旧,假使相配,也还像新的一般,不致生出意外。无如伍大姐曾经沧海,她家伙也似沧海一般。心麻书生本色,一粒粟似的家伙,投在沧海里,正是漫无边际。因此大姐不得不舍诸他求,始初遇见一位叫做大鹏的,小试之下,也未能十分当意,芳心中未免忧郁万分,镇日价多愁多病似的,睡在寓里纳闷,心麻劝她,她只不理会。后来有人介绍一位按摩家,叫做洪祥甲的,替她按摩。祥甲吩咐大姐躺在沙发里,大姐只穿一身蝉翼轻纱的衫裤,乳峰高耸,小腹微隆,姿态十分动人,祥甲揎袖捋臂,徐徐地替大姐按摩,一摩而血脉和,再摩而精神爽,三摩则百节百骨奇痒难搔。那时大姐觉得从未有这般舒适,不禁星眼微饧,妙姿渐热,祥甲那里肯舍,推心置腹,渐渐及于至善之地,放出平生绝技来,在那浅草公园之旁,轻摇、侧拍、缓拿、徐捶,直使大姐一缕芳魂,悠悠出舍。此时祥甲,也有些儿不能自持,忙从腰间挖出一枝短笛来,作无腔之吹,其声呜呜然,啧啧然,吹不多时,大姐芳魂,果然醒来,不禁拍桌叹为妙奏。从此以后,大姐非祥甲在傍吹笛不欢,久而久之,大姐也能吹笛,吹笛而外,并进而为歌剧,居然有声于时,一时沪上举行海狗大会串,大姐登台献技,配角便是她名义上丈夫余心麻,和两位腻友:汪大鹏、洪祥甲。大姐在戏台上装出娇怯的姿态来,发出凄惋的声调来,直使两位腻友,心摇神荡,惟独余心麻无动于衷。原来心麻的一颗心,早已麻木不仁了。时台下有一位看客,叫做乃翁的,送他们一首歪诗道:诗哲当台坐,星光三处分。暂抛金屋爱,来演玉堂春。”

文中,余心麻是影射徐志摩,伍大姐是陆小曼,汪大鹏是江小鹣,洪祥甲是翁瑞午,海狗会是天马会。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太肉麻了,引起租界巡捕房的干涉,以攸关风化为名予以检举,由临时法院处罚示儆。志摩夫妇和江小鹣、翁瑞午,觉得这处罚还是太轻了,便延请律师,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起诉的对象是《福尔摩斯》小报的主编吴微雨,还列有平襟亚。

平襟亚是何人?现在的读者都有所不知。其实他就是台湾皇冠出版集团老板平鑫涛的堂伯。平鑫涛在自传《逆流而上》中说:“年轻时期的张爱玲和我堂伯平襟亚先生的《万象》杂志结下深厚的文学之缘,而后又和‘皇冠合作,前后五十年,与两个平氏家族的出版事业紧密携手,这样横跨两代的渊源,也许正如她第一本书的书名一样,可说是另一则‘传奇吧。”

平襟亚,名衡,笔名秋翁、襟霞阁主、网蛛生。江苏常熟人。1895年9月28日生。早年入私塾,十三岁在南货店当学徒。喜读小说,自学成才,当乡村小学教员。只身到上海,靠为报刊投稿为生。他根据社会传说加上笔记小说的数据,写成《中国恶讼师》,饶富趣味,颇适合小市民口味,出版后竟一鸣惊人。后来办《开心报》,因刊载名女人吕碧城的私生活,被吕向法庭起诉,潜往苏州。写长篇小说《人海潮》,一年后重返上海,在沈知方怂恿下,开办中央书店,将此书印行,销路很广。后又出版《人海新潮》、《人心大变》、《恼人春色》、《名家书简》、《作家书简》、《书法大成》、《李鸿章家书》、《秋斋笔谈》,又向世界书局沈知方借来《江湖奇侠传》的纸型重印,列入一折八扣书,极为畅销。后来大家提倡晚明文学,他又印《袁中郎集》,并搜罗了《说颐》、《五杂俎》、《小窗幽记》、《群芳清玩》、《雪涛书》、《紫桃轩杂缀》,凡十多种,作为《国学珍本文库》装箱发行,薄利多销,颇受欢迎。后来又创办《万象》杂志,起先请陈蝶衣担任主编。当时主编与发行人合作之初,曾有过君子协定,主编得分享经济利益。当期刊的销售越佳,双方的矛盾也就尖锐起来。最后,陈蝶衣拂袖而去,急得平襟亚到处托人推荐编辑高手,唐大郎说:“何不请柯灵出山,准行!”于是平襟亚就找到了柯灵。柯灵是1943年5月开始接编《万象》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因中央书店有反日作品,平襟亚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几十天,又被罚款,从此书店一蹶不振。1949年以后,中央书店参加通联书店,后来公私合营。平襟亚后来任上海评弹团的顾问,从事弹词写作,先后编创的长篇弹词有《三上轿》、《杜十娘》、《情探》、《陈圆圆》、《借红灯》、《钱秀才》等多部,均曾演出于书台,其中部分并成为保留书目。又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丧失记忆力,双耳失聪,靠侨居卢森堡的儿子经常汇款接济。1980年8月5日逝世。

据平襟亚的《两位名女人和我打官司》一文说,当时他尚在上海法政大学读书,还未当律师,空闲时在小型报名《福尔摩斯》三日刊上写些风花雪月的文稿,聊以消遣。《福尔摩斯》小报创刊于1926年,由胡雄飞任经理、吴微雨任编辑、姚吉光主持内政。经常写稿者有吴农花、胡憨珠、陈存仁、秦瘦鸥、平襟亚、陈听潮、沈吉诚等人。关于此篇文章的由来,平襟亚曾告诉陈则民律师说,在一个月以前的某一天,《福尔摩斯》报主编吴微雨等同他到夏令配克戏院观看陆、徐、翁、江(另有一人已忘了)合串京戏《三堂会审》,看后回到报馆闲谈,有人说陆小曼的苏三演得很不错,据说是翁瑞午一手教她的。翁原是个名票,曾和梅兰芳配角演出《白蛇传•断桥》,翁不但演小生拿手,早年也演过旦角《花田错》。又有人插嘴说:“徐志摩自从英国回来后,与前妻张嘉(幼仪)离婚,和小曼在上海同居,俨然夫妇,可是,志摩是个忙人,上海和北平常来常往,未免使小曼感到寂寞,尤其是小曼经常有病痛,有人介绍翁瑞午替她按摩,同时教她学习京戏,迄今年余,她和翁的情感已不正常,志摩竟置若罔闻。”另一人说:“今天的戏,理应志摩起王金龙才对,为什么让翁瑞午起王金龙,志摩起崇公道,那就仿佛把爱人牵上堂去给别人调情,这个穿红袍的江小鹣也是志摩的朋友,居然也胡得落调,他们简直是出丑出到戏台上大庭广众之间去了。”

平襟亚说:“当时是随便谈谈,谁知道吴微雨综合他人的谈话,写了一篇文章,就在第二天送给我修改,我把中间黄色的句子删除,真姓名也全部改换,陆小曼改作伍大姐,徐志摩改作余心麻,翁瑞午改为洪祥甲,江小鹣改为汪大鹏,又在草稿上题了个‘伍大姐按摩得益友的标题。当时我交还了他,好多天没有见注销,直到我回苏州去后,他仍然照他的原作刊登于《福》报,而标题则仍用了我亲笔写的,只把‘益友改为‘腻友,去刻了木戳用在报上。所以这篇东西不能说完全不知道,但是文责应当由该报主编者吴微雨负担,为什么偏生要告起我来呢?”

律师告知平襟亚,此事主动的是陆小曼,实际上她和翁瑞午的情感的确不正常,若给报上揭露之后,她怎么还有脸孔见人?因此,她必须出全力办你处徒刑,才好借此洗刷自己的名誉。平襟亚问律师道:“不知可能和原告和解化干戈为玉帛吗?即有条件,亦可磋商,何必使我代人受罪呢?”陈律师坚决地说:“和解不成,惟有想对策,使本案不成立,让他们去碰壁,奈何不得你,也就算了。”于是平襟亚的另一位律师詹纪凤说:“我们该出奇兵致胜,力避正面冲锋,我们要想出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妙策,包管他们措手不及,撞个鼻青嘴肿。”

于是只隔一天,平襟亚接到法院传票,巡捕房提起公诉,控他散布猥亵文字一案,要在第二天上午9时刑一庭开审。平、吴两人去找詹律师,詹却若无其事地说:“你准时而去好了,这一案法律上没有处徒刑的,只罚几十块钱,怕些什么,根本用不着我律师,你明天退庭后,只要把这一张传票交给我,我还得派用场。”第二天在法庭上,平襟亚站在被告栏,巡捕律师便将《福》报呈堂,并说:“平襟亚写作《伍大姐》一篇文字,内容涉于猥亵,刊登在《福》报上,营销给读者看,足以妨害善良风化,显然构成刑法上散布猥亵文字一罪,请庭上依法处罚。”庭长把文章看了一遍,即向被告先问姓名、年籍,再问下去道:“平襟亚,这篇《伍大姐》的文章,可是你写的?”平襟亚回答:“是的!”又问:“捕房告你散布猥亵文字,你承认吗?”平襟亚回答:“承认的。”庭上便立即判决,向平襟亚宣告说:“处你罚金三十元,服不服?”平襟亚回说:“服的。”立即退下,由吴微雨把三十元交给法院庭丁,便由庭丁在传票上写明:“本案审结,处罚金三十元收讫。”平、吴两人拿了传票作为收条,交给詹纪凤律师。

又过了三天,平襟亚接到陆小曼等四人自诉告他妨害名誉等罪的传票,并指定第二天上午9时在法院第四刑庭审理。詹纪凤律师告诉平襟亚明天在庭上拒绝发言,行使“缄默权”,一切由他应付。

开审当日,法院第四刑庭挤得水泄不通,原告有陆小曼、徐志摩、翁瑞午、江小鹣、原告律师张一鹏,被告人平襟亚,被告辩护律师詹纪凤,此外还有原告带来的证人,至于观众有社会闻人、电影明星、戏剧名伶、交际花、名妓等。而当时高坐在堂上的庭长又是徐志摩的一位族弟,加上张一鹏又是名律师,陆小曼有些志得意满,认为这场官司必然稳操胜算。

开庭时,庭长首先问了原告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诉状上核对无讹,然后问被告。平襟亚闭口不答,庭长震怒,击桌呵斥他道:“被告,你为什么装聋作哑,不回答问话?”平襟亚依旧不答。詹纪凤律师当即起立声明道:“请审判长注意,本案已经过巡捕房提起公诉,由钧院传讯被告,判处罚金在案(并将上次传票一纸呈堂上作证)。依据刑事诉讼法程序上的规定,‘一案不再审,一事不再罚,所以今天再审,同一件事,同一被告,假如罚了再罚,是违反法律上的规定。被告人平襟亚他正在法政大学读法律,既不聋,也非哑,因非法审理,他拒绝发言,正是维护钧院的守法精神,假如一定要审理本案的话,被告得坚持不发一言。请审判长加以考虑!”这时辩方律师张一鹏起立辩称:“公诉是属于妨害风化罪,今天自诉人告他的是妨害名誉罪,根本两件事情,不受法律规定的拘束,尽可以审下去,是合法的。”詹律师驳他说:“文字只有一篇,犯罪的行为,只有一个,不能分为两案审理,作出两个判决的,哪有分别处罚之理。本案自诉人应当在巡捕房提起的公诉开审时,参加诉讼,使法院合并审理,作出一个判决,才是合法的。如今公诉早已审结,被告已处罚金,原告只能作为放弃自诉权利。”张律师又辩称:“在巡捕房提起公诉,开审的时候,自诉人哪里会知道,怎样参加诉讼呢?”詹律师又驳他说:“法院在第一刑庭上公开审理,自诉人不能推诿为不知。法院没有通知自诉人前来参加诉讼的义务。张律师全无理由,请审判长依法处理。”庭长认为“一案不再审,一事不再罚”,法律有明文规定,因此,别说族弟不能帮族兄的忙;就是儿子也帮不上父亲的忙,他只好硬着手腕提起笔来下一个裁决,只有五个字:“本案不受理。”

平襟亚算是打赢这场仗,全身而退。事后陈律师还是有些不明了,法院的公诉,怎么会在前天开庭的呢?詹律师回答他道:“不瞒你说,这是我花了钱叫巡捕房稽查员把这篇文字交给捕房律师,立即向法院起诉,开了一庭,罚了三十元,种下了根,那就利用程序法取得胜诉。”平襟亚说:“今天我在庭上始终没有开口,正是‘不着一语,尽得胜诉。本人经过三场官司,胜读十年法律,做被告不以为苦,只当作实习,历练一番,获益匪浅。古人云:‘久病成医,我将要‘久讼成师了。”当时还在法政大学念书的平襟亚,果然在毕业后,取得律师执照,以“平衡”之名挂牌开业了。

与平襟亚有半世纪交往,曾创办《海报》的金雄白说,《海报》拥有两枝骂人的健笔,一位是唐大郎,另一位是平襟亚。他说:“我与他(平襟亚)真是五十年的朋友,在战前不时同逛长三堂子(上等妓院),也一直在旅馆所开的长房间中每晚大谈其洋场风物,往往直到天明。他把听来的一切趣闻艳事,写成社会小说,以‘网蛛生的笔名出版过《人海潮》与《人心大变》两部说部,都曾风行一时,与以‘百花同日生为笔名的张秋虫,都称得上是地道的洋场才子。他与我是两重同业,新闻界外,他也以平衡的名字,悬牌为律师。又在上海麦家圈开了一家‘中央书店,专门翻印旧小说,以一折八扣的廉价大量倾销。他为《海报》撰稿,用的是‘秋翁笔名,以尖酸刻薄的文笔,无日不骂人,也且无篇不骂人。一次,写了一篇《海上两富孀》,指的是李士群夫人叶吉卿与吴四宝夫人畲爱珍,李、吴都是赫赫有名的‘七十六号(案:汪伪特工总部)中人,在那个时候,试问有谁敢去捋她们的虎须,襟亚就认为她们不会对我怎样,竟然予以大肆讥讽。士群夫人就因此而恨我切骨,畲爱珍现在也在日本,这位未亡人亦且早已蝉曳残声,再嫁给自命为吴四宝生前好友的胡兰成,在日偶尔相见,她从不向我招呼,可见其余恨犹在。襟亚骂别人倒也罢了,他又写过一篇《海上两豪客》,骂我与我的另一位朋友(案:《申报》社长陈彬龢),指我享用豪奢,浪费无度。主要原因是为了面对跑马厅的国际饭店,已经算得上是上海当年最豪华的所在,其十四楼称为‘摩天厅,是上海的高等社会宴舞之所,那时在十八楼又另辟了一处‘云楼,专售法国菜,取价极昂,而我却几乎日日在那里邀约朋友宴叙。他的骂我,或系为此。而我反躬自省,自思确有其可骂与应骂之道,读后不仅一笑置之,还有些悚然赧然之感。”

平襟亚犀利的文笔,一如当年。

(选自《温故•十六》/刘瑞琳 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