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

周文(1907～1952),原名何开荣,字稻玉,笔名何谷天、树嘉、司马疵、周文等,以周文行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他是被鲁迅称为最优秀的左翼青年作家之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鲁迅的十六个抬棺人之一。他也是中央党校语文教学的开拓者。他走群众文艺路线,受到毛主席的赞扬。

周文死在“三反”运动末期。他本人当然不是“老虎”。个人品质上,他是一个清正廉洁到无可挑剔的人,他身上有着中国旧式文人不可救药的道德洁癖。他受命打“老虎”。“老虎”没死,“打虎”的却死了。中国的事情常常如此乖谬。关于这一个微妙、复杂,充满中国政治诡秘色彩的过程,至今也没有谁人能将它说明白。

1951年年末,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两年中,继“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查运动”、“民主改革运动”、“批武训运动”、“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等大大小小十几次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与前者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运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党内的。

马列学院成立于1948年7月,刘少奇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杨献珍任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周文任秘书长,主管教学。

“三反”运动开展以来,中直机关动作缓慢。毛泽东很不满意,指示说:发动不起来,一律撤职。如有不干净,撤职加开除党籍。

马列学院也受到中直机关党委的批评。1952年年初,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刘华峰代表中直机关党委到学院,直接指定周文负责学院“三反”、“五反”运动,并根据群众举报,点名将副秘书长刘元士作为“老虎”重点。刘元士是一个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在高层有着丰厚的人脉资源,与马列学院的重要领导关系也非同一般,给这样的“老虎”拔牙有何风险,周文这一介书生没有好生思虑。

马列学院“打虎队”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内查外调,初步查明,刘元士及另外两人———沈瑛(该院生产办事处副主任)、于维琛(该院修建科采买员)三人的经济问题,金额达二点三三亿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人民币一元,下同)。

此外,刘还有买木板贪污了一千多万元,帮杨献珍同志做皮袄贪污了五万元等其他零星的贪污问题。报告上交之后,“打虎队”又查出刘截取银行利息款、买卖股票等多项问题。

这些数据得到多方确认后,范若愚组织负责写成刘元士材料。沈瑛、于维琛两人的材料也由专门小组写成。最后,组织决定将这些材料交由周文汇总,并且经过“打虎队”、学院和中直机关党委会等多层宣读,征求意见。

这份以周文个人署名的《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材料,通过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送交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很快批示:“此经验很好,转发全党参考。”

这是周文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领导党内的政治运动。他太幼稚,竟然在报告里写下这样的文字:

……(刘元士)是1926年的党员,“资格”很老,曾和伯达、献珍同志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到马列学院以来,他认定献珍同志一直对他很信任,在公审大会以后他还在念叨着。二、政治上很落后。他整年不看党报,长时期不缴纳党费,对政治很不感兴趣。三、有流氓性。他过去做地下工作时和京津一带的流氓关系很多,他自己就很流氓。四、贪污手段相当老辣,有好些事情从表面看来都可以作两种可能的解释……

如果说,毛泽东是从巩固新生革命政权、强化个人权威的角度发动了这一场运动,我想,周文则更多是从道德立场来看待这些贪赃枉法的人们。

周文是从一个污秽的环境中出来的,在他青年时代的各种任职中,有无数的机会可以收受贿赂、敲诈勒索而发财,也有无数机会可以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而升官,他所以厌恶并拒斥这一切,是因为他希望进入一个更纯美的世界。这也是当年许多出身钟鸣鼎食之家而全心拥抱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乌托邦。

周文太单纯,他没有想到这样一桩正义在手、天经地义的事,到后来变成自己的炼狱。

“三反”运动开展数月之后,中央决定3月底开始甄别工作。

马列学院因“三反”开展较晚,于是出现了周文报告递上不久,就进入运动后期。“老虎”的问题放下了,上面利用下面上报部分数据不够准确,开始追究“打虎人”。

“三反”甄别开始之后,“杨献珍便向刘少奇、安子文汇报了他个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刘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来重新审查,结果证明刘元士没有贪污行为,遂取消了扣给刘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孙春山《无悔人生•杨献珍》)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方面并没有给出有力的甄别平反材料,也没有查出任何逼供、捏造罪名的事实。对此,学者朱鸿召诘问:“如此严肃的组织行为,如此认真的内调外查,如此负责的政治态度,如此确凿的经济数据,为什么很快就被全部推翻了呢?甚至连刘元士自己本人已坦白承认的事实都置之不顾?”

这样,1952年5月以后,虽然马列学院开展的仍然叫“三反运动”,但内容已经转变为对周文的清算。

其后近两个月,周文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却无法过关、无法解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检讨书,到一个一个学员班去念去征求意见……

在最后的时刻,他去找副院长陈伯达申诉。陈伯达的冷漠与偏向,给了周文最后一击。

早年失怙,母亲专断,婚姻不幸,周围世界又是那么残酷污秽,这些在周文性格中烙下了深深印记。他内心敏感却喜怒不形于色,连他那些写生死搏杀的文字也是冷峻克制的。不似许多五四以来的作家、诗人那般多情浪漫。在我读到的所有文字中,第一次见到他说自己哭了,并说到自己的痛苦已有两年之久。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组部亲自主持会议,马列学院党委会全体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参加,对周文进行批判。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5点,周文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准通过。

周文是一个过于自尊的人,在这危难的时刻,在这绝境之中,他没有求助于将他调来北京的周恩来,也没有诉诸将他的报告转发全国的毛泽东。他宁愿自己独自承担这一切。

周文将母亲接来之后,努力竭尽人子之孝,每晚都要去母亲卧室请安,然后回自己房间,再工作到深夜。6月30日午后,也就是经历了通宵批判之后,周文从城里回到西郊的马列学院,他对母亲说,许多天没有睡好,今晚就不来了。母亲不知道,这是儿子最后的诀别。

周文回到房间,在外间桌子上放置一张字条,然后将卧室门闩插上了。

第二天午后,母亲来叫周文,叫了三次,都没有动静,老人捅破窗纸,从窗棂中看去,见他躺在床上,满嘴白沫,一动不动。母亲叫来人破门而入。此时周文已经死去。

外屋桌上,有周文放着的一张字条。笔耕一辈子的周文,最后留下两句非常朴素的话:“我要好好睡睡,请不要叫醒我。”

当时常住城内全国妇联机关的郑育之赶回来,悲恸之中,对周文死因有疑。因为几天前她与周文分别前,周文还说起想通过丁玲、冯雪峰重返文坛。

马列学院迅速宣布周文为自杀。

数十年来,关于周文的死,在不同语境、不同政治气候下,一直有着不同的解说———自杀,病逝,药物过量,便是对那一份结论模糊的尸检报告,也有着不同解说。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死因常常比死本身更为重要。

当“自杀”成为对一个人最后一击的锐器时,杨献珍们选择了“自杀”说。

当杨献珍们又成为毛泽东的政治对手时,毛泽东说:“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

而郑育之和周文的大多亲属,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药物过量”说。除了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之外,“自杀”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的特殊含义以及紧接而来的严重后果,也许是重要原因。死,成为一种最后的不自由。

看了周文最后岁月的一些文字,我忽然觉得,他已经心死。

他是文弱的,又是刚烈的。他是坚韧的,又是脆弱的。如一团泥,烤着烤着,最后突然崩裂。

周文的一生,是一个艰苦卓绝自我奋斗的底层知识分子与一个严于律己无私无我的革命党人组合的宿命。他的前期,充满着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追求有个人价值之人生的热情与意志。他的后期,在一个严峻的环境中,一直承担着沉重浩繁的事务工作,成为一架革命机器中超负荷运转的部件,并直接为当时铁的规律所左右。这种由自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转换,是五四以后许多文化人的道路。

混浊社会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与革命有着天然的联系,被文学之光照耀着的周文,心怀对黑暗时代深恶痛绝的周文,走上社会革命道路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尽管他没有在文学写作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但就是那短短几年中的创作,也足以奠定他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之后,周文依然能以他的文字而存在的原因。

从一个自由写作的左翼作家,到一个严酷环境中党的工作者,这是周文一生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似乎在冥冥之中,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周文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幸耶,还是不幸?说不幸,可以说,周文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跋涉山山水水,历经风风雨雨,甚至放弃自己一生所爱的文学事业,终于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并在这变化中获得了自己该有的地位与声望,却在这花团锦簇的时刻绝望离世,并给家人、后代带来长久的阴影和苦痛。说是幸运,往后看一看其后数十年中,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动荡,他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躲避过去吗?如果万幸能躲避过去,又能保全自己不被一次又一次地污染与亵渎吗?看看在他之前已经历尽坎坷但活得比他更长久的那些人:胡风,丁玲,冯雪峰,夏衍,田汉,艾思奇,吴奚如,聂绀弩……有谁能够平安渡过一轮又一轮的汹涌劫波呢?甚至包括当时与周文发生龃龉并给了他许多压力的人们,后来也或久羁牢狱,或死于非命。

这些人大多是周文的挚友、师长甚至生死至交,即便他有幸没有被列入另类,他又能逃脱一脸凛然向这些人大吐口水的窘境吗?又能逃脱刚刚吐了人家口水又被人家的口水淹没的羞辱吗?周文去世三年,胡风落难,他当年那些至交好友瞬间变脸,用最锐利、最恶毒的语言砸向他;最惨的当算丁玲,“胡风案”尚未落幕,她就落入“丁陈集团”陷阱;整个抗战时期与胡风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老舍,转眼就说他是美蒋特务,十一年后,老舍投湖自杀……周文如果活下来,会如何对胡风?对丁玲,对冯雪峰?对那些个敬重或喜爱的文友?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文的早逝,让他避免了更多的不堪、煎熬和凌辱,让他保留了些许人格的清白与单纯。

与周文同代的人们,在其后的五十多年中,几乎都已相继离世。时至今日,周文又被人们记起,我想是因为他的为人———有时候,一个人的人格品性,比他一时的对错正误存在得更长久。况且,周文还留下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早年的作品,因为他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和记录,因为他尚在一种自由的表达之中,那些作品将具有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周文的第一次出川,是对旧式家族桎梏与黑暗社会网络的一次勇敢冲决。

周文的第二次出川,是进入了一架更加严密更加强大的革命机器。这一次,他再也无力冲决,几乎所有进入的人都无力冲决。

而周文之死,似乎是一代“左倾”知识分子命运的先兆。

1994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了“周文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从那开始,十多年来,关于周文的各类学术、纪念活动已有十多次。仅2007年周文诞辰百年之时,北京、上海、四川荥经就分别开了三个会。关于周文的书也出了不少。周文夫人郑育之数年前以九十高龄谢世,他的儿女们也进入了老年。活动完了,他们多少都有些伤感,说:怕是最后一次了。

也许是。

但是,关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命运的话题,还远远没有说完。

(选自《名流沧桑》/名人传记编辑部 编/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