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英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国际气候博弈在全球治理中日渐活跃。一些国家 以中国不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为由,在国际上制造“中国气候威胁论”。导入“内涵能源 ”概念这一分析变量不难发现,中国是内涵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出口国,中国在存在巨 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存在着深层悖论 。为此,中国要在国际层次上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在国内层次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关键词] 中国威胁论 中国气候威胁论 内涵能源 国际气候博弈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001-08

ひ言

自近代以降,在国际政治中就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即西方国家在不停地制造形形色色的 “中国威胁论”,寻找各种理由证明中国是对他们的现实或者潜在的威胁。无论是起源于欧 洲的“黄祸论”[1],还是绵延于美国百余年的“排华史”[2];不管是拿 破仑口中的“ 醒狮说”,抑或是发端于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3],无不充斥着西方世界对 东方/ 中国的惶恐、傲慢、歧视和排斥。如果说近代史上的所谓“中国威胁”还是一种人为制造的 “意象”的话,那么冷战期间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所采取的遏制政策则是 活生生的“现实”。

伴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和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先后登台亮相 ,甚至循环往复、危害颇深。这里面既有一些国家对中国固有偏见的惯性使然,也有他国对 中国国力快速上升所带来的国际政治冲击的“过度反应”;既有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的故意 “炒作”,也不乏人云亦云的普通民众的被动“误导”。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冷战后“中国威胁论”的演变形态作一简要回顾和线性梳理,并就新 近泛起的“中国气候威胁论”进行背景性分析。随后,文章导入了“内涵能源”概念这一分 析变量,指出,虽然近年来中国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是通过国际贸易内涵在产品中出口到国外,并没有在国内消费。因此,将生产“出 口型”产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完全归结为中国的责任是不科学和公正的,以此 来揭示“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

中国威胁论:从传统到非传统

威胁与安全天然相对,在中文语境中,威胁是指“用威力逼迫恫吓使人屈服”[4] ;而在 西语语境中,威胁则包含着三种含义:“惩罚或伤害某人的意图、未来危险或麻烦的征兆、 可能造成危险或损害的人或事物”。[5] 对比东西方语境不难发现,前者注重安全 受损的 “现实性”和“紧迫性”,而后者则更倾向于未来安全受损的“潜在性”和“可能性”。东 西方文化对威胁一词的差异性解释使得一些西方国家对冷战后中国国力的膨胀及未来发展方 向的所谓“不确定性”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 威胁》的文章,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 者。[6]但此文在当时并未引起普遍的关注。1992年9月17日,美国《政策研究》杂 志刊登 了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 来自中国》一文,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将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 未有的”,公然鼓吹“现在虽不能断定中国将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新的‘敌人,但无论在 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此后,“ 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开始大规模泛滥开来,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形态(见表1):

(1)中国政治威胁论。冷战结束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自由资 本主 义获得了永久性的胜利”[7],推行西方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大好时机已然来临。在 西方看 来,中国之所以具有威胁性,不仅在于它将崛起为世界大国,更主要的是它实行的是社会主 义制度。如罗斯•芒罗和理查德•伯恩斯坦偏执地声称:“中国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共产主义 国 家,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教条式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但它仍然在价值观上与美国相敌对… …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国家。”[8]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依然 是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定是“极权国家”,这必然对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自由 等价值观念构成挑战。换言之,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对西方国家而言是一种潜在 的“威胁”。

(2)中国经济威胁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9]逐渐被一些国 际组织采纳 用以估算各国的经济实力。1993年,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得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排行世界第三的报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估算,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应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的23%。无论如何, 购 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一下子将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2倍以上。[10]据此,一些西方 人士认 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必然要在国际关系中追求更多的权力,考虑到由于中国在近代 史上遭受的屈辱和不公而累积的强烈的“受害者心理”,一个未来强大的中国必然要伺机对 西方采取报复措施。[11]与此同时,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力以及中 国资本 的正常收购行为都被不同程度地予以了“政治化”。[12]中国经济威胁论与中国的 经济崛起似乎相伴而生。

(3)中国军事威胁论。该论调主要援引西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 io n theory),认为“崛起的大国与现有国际体系中主导性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将是最具有冲突 性的,甚至在彼此实力接近时发生战争的几率会很高”[13],其逻辑思路为“经济 强大→ 政治崛起→军事扩张”。一些人很自然地相信这一世界大国发展的必然规律也适用于目前的 中国,中国在强大之后也会像当年的德国、日本和苏联那样大规模发展军事力量,走对外扩 张的道路。例如,美国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就声称“从军事上说,中国可能部分地有资格 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搞增长速度可使它的统治者把其国内生产总 值相当大的一部分转用于支持中国武装力量的大扩充和现代化,包括进一步发展战略核武库 ”[14]。甚至还有人荒谬地提出中国军费的增加带动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 [15] 中国将填补前苏联及美国退出太平洋后形成的“权力真空”,进而扩张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利 益。[16]围绕着中国军费透明度、中国军力发展方向及其如何运用等问题成为中国 军事威胁论者主要的“炒作点”。

如果说前文所述的几种中国威胁论还主要局限于传统领域的话,那么随着不同文明间的激荡 以及能源问题、环境保护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的突出,中国威胁论也逐渐向“非传统型”进化 。

(4)中国文明威胁论。这一论调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夏,亨氏在《外 交》 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篇论文,后于1996年推出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 序的重建》一书。在他看来,未来“文明.意识形态”差异将是冲突和战争的主要原因, 中国将与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形成挑战,全球政治的主要 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发生。[17]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反映了西方 国家的 “文明价值优越感”,力图将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遍的原则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因而把非 西方文化、包括“中华文明”看成是世界稳定的威胁和世界冲突的根源。

(5)中国能源威胁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迅速增加 ,19 94年中国成为纯能源进口国,1978—2005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16%,支撑了GD P年均9.6%的增长速度。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能源本来属于正常的经济往来,而国际上一 些 别有用心者将中国污蔑为国际能源的“掠食者”,并且将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归咎 为中国无限制的能源资源“胃口”。[18]中国能源威胁论忽略了中国是能源消费大 国,但 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能源生产国,且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自给率较高这一事实;无视中国 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和进口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客观存 在,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6)中国环境威胁论。西方一些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世界资源和能源 的消 费量将迅速增加,这种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必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19] 例 如,199 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美国《世界观察》杂志上就发表了《谁来养 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该报告曾明确指出“(中国)大量燃烧煤使空气 污染和酸雨日益严重,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减少了粮食产量,降低了森林的生产率,而且其危 害已波及到了日本和韩国”[20]。需要特别提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美 国总统 的克林顿会见江泽民时曾表示,“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环 境问题上”,这是美国高层最为直接的“中国环境威胁论”[21]。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近几年全球恶劣天气的不断增多及其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也 越来越大,各国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寻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途径。毋庸置疑,气 候变化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性“公共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应对,而现有的温室气体 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历史累积排放造成的,因此,发达国家理应承担主要减排责任。与此相反 ,一些发达国家不仅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指责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承诺减排义务, 声称“中国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且不承诺减排义务,威胁人类发展”。作为“中国环境威胁论 ”的最新变种,“中国气候威胁论”一时甚嚣尘上。

中国面临的压力与ぁ澳诤能源”概念的导入

针对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中国有关部门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主要概括为 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50年中国化石燃 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900万吨,仅占当时世界总排放量的1.31%;1950—2002 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22]6

其次,中国人均排放水平低。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是3.65吨,仅为世界平 均 水平的87%,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的33%。还有一组数据,1950年到2002 年的50余年间,从世界平均排位来看,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占到第92位。[23]

第三,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能源 机构的统计数据,1990年中国单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5.47kgCO2/美元 (20 00 年价),2004年下降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 了12 .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下降了16.1%。[22]6.7从1990年到2004 年的15年间, 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但是中国仅仅增长0.38%,也就是 说中国的弹性系数小。[23]

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不容剥夺。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排 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的,其影响已波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广泛合作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和经济转 型国家)应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率先采取减排措施。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历史排放 少,当前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较低,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22]54中 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不可侵犯。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必将急剧增加,这可从中国的 能源消费趋势以及消费结构中得到部分佐证。从能源消费总量上来看,1978年中国能源消费 总量为5.7亿吨标准煤,到2007年达到26.55亿吨标准煤,基本呈逐年增长趋势(见图1) 。 根据BP2008年能源数据报告,中国在2007年的能源消费增长率为7.7%,占世界能源消费总 量的16.8%,[24]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的能源消费国。从能源消费 构成上看 ,中国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BP2008年世界 能源报告显示,中国2007年煤炭消费占到了全球消费总量的41.3%。[24]2007年一 次能源 消费总量达到26.55亿吨标煤,比2002年增长了75%,其中煤炭占据了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 消费的70%左右(见图2)。

此外,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估计,2005年中国原煤消费量15.63亿吨标准煤,占世界总 量 的37.6%,略比全部OECD国家总量(16.15亿吨标准煤)少3.3%;2006年中国原煤消费量 就将 超过OECD的总量。2005年中国煤炭生产量为16.36亿吨标准煤,为世界总量(41.54亿吨标 准 煤)的39.4%。2005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600万吨,根据IEA的预测,到2015 年将增至3100万吨。2005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1亿吨,仅次于美国(58亿吨) ,排在世界第二位, 2007年中国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到2015年,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8.6亿吨,超过美国6.4亿吨居世界第一位。[25]美国 能源部也预 测,2003—2030年期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幅度为4.2%,居世界第一。2030年中国 将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4.5%。[26]这意味着,中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 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

因此,虽然考虑到中国历史累计和人均排放量都很低、中国的能源强度在下降、中国的“发 展权”不可剥夺,但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的事实显然与中国努力构建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背 道而驰。再者,根据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预计,全球未来排放 增长的2/3～3/4来自发展中国家,主要(低成本)的减排潜力也在发展中国家,越早采取减 排行动越经济可行。由此可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

那么,作为能耗和排放大国,中国经济运行所消耗的能源,全部附着于产品和服务,最终都 是由中国人在中国境内消费了吗?

历史上,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都是基于生产侧而不是消费侧的统计。在开放经济条 件下,出口国生产出口产品的能源消耗和排放都计入出口国名下,而与消费这些产品的进口 国无关。实际上,从消费侧观察,进口国在消费进口产品的同时,相当于间接消费了生产这 些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并导致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了从消费侧研究消费行为引起的能源 消费和环境影响,需要导入“内涵能源”和“内涵排放”等概念并进行定量分析。

所谓“内涵能源”(embodied energy或embedded energy)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 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它是用于估量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消耗掉的总的能源的一种计量方 式。[27]显然,内涵能源要大于产品在最终加工环节消耗的直接能源。由于能源具 有相应的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因而可直接测算出内涵排放。需要注意的是,应用内涵能源和内涵排放 的概念,仅指产品在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中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温室气体,并不 包括能源产品本身和下游使用过程中的排放。这一点对于化石能源产品(煤炭、石油和天然 气)尤其重要,因为目前的能源统计和排放清单,已经将化石能源产品使用和燃烧产生的排 放记录在消费者的名下。但是,生产这些产品也是需要消耗能源和排放温室气体的。换言之 ,如果一国进口一吨原油,是直接能源产品,没有包括在进口的内涵能源中,但开采、加工 和运输这一吨原油所消耗的能源,必须包括在进口内涵能源中。

外贸进出口商品的内涵能源问题长期以来在传统国际贸易研究中被忽略,随着近几年能 源安全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凸现,内涵能源概念及其应用逐渐受到重视。分析一国对外贸 易中的内涵能源问题不仅可以从贸易关系上来深刻理解当前温室气体排放的真正“源头”, 而且对各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与博弈中亦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其 作为发达国家“下游产业链”的加工基地,在生产和加工大量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产品 的过程中无疑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这显然不能全部算在发展中国家身上。

中国气候威胁:悖论还是现实?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外贸进出口发展十分迅猛,外贸顺差不断扩大。2007年,货物进出口 总额21737.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其中出口12177.8亿美元,增 长25.7%;进口9559.5 亿美元,增长20.8%,外贸顺差高达2618亿美元之巨,比2006年增长47.7%。 [28]尽管中国不 断推进外贸产业结构的升级,但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仍处于相对低端位置。相比从发 达国家的进口产品,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单位出口贸易额的能源消耗和排放均较高 ,外贸进出口必然导致能源消费和排放流动的不平衡。随着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 上不断升温,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的内涵能源和排放问题备受关注。中国到底有多少能源是 用于加工出口产品最终提供在国外消费,却将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环境影响留在了国内?国 际上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究竟是悖论还是现实?

中国学者对此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工作。清华大学核能研究院的徐玉高和吴宗鑫估算了1990年 中国进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的18.4%和16.4%,认为进出口大概相抵。 [29 ]随着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中国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也随之攀升,中国社 科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李众敏和何帆分析认为,2004年中国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中23%和37% 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相当于能源再出口。[30]另据清华大学化工系周丽等估算,20 05年中国 出口能源产品0.88亿吨标煤,通过产品出口的内涵能源为0.90亿吨标煤,二者之和占当年 总 能源消费的8%。[31]齐晔等则采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的碳耗水平作了保守估计:19 97—2004 年,内涵碳净出口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在0.5%至2.7%之间,2004年之后迅速增加,20 06年该数字达10%左右。[32]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陈迎等以2002年中国进出口内涵能源 的总量、部门分布、主要贸易伙伴的流向等为基础,对2001—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内涵 能源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推断,研究发现:2001—2006年间,中国出口贸易额从2491. 9亿美元,增长到9689.4亿美元,增长了2.88倍,出口内涵能源从3.53亿吨标 准煤增长到11.44亿吨 标准煤,增长了2.24倍,低于贸易额的幅度。在不考虑产业结构变化的假设下,贸易额的 增 长是推动内涵能源出口的主要动力,贸易结构的变化、整体能耗强度的降低以及人民币升值 ,对改善出口内涵能源状况有一定帮助,但作用有限。表现为出口内涵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 中的比例不断增大,从2000年的25.5%,增长到2006年的46.6%。同期,中国进口贸易额从 2436.1亿美元,增长到7916.1亿美元,增长了2.24倍,进口内涵能源 从1.41亿吨标煤增长到5. 13亿吨标煤,增长了2.64倍,进口内涵排放从0.58亿吨碳增长到2.19亿吨碳,增长了2. 76倍 ,增长幅度高于贸易额的增长幅度。这是因为随着进口额的增长,进口来源出现多样化的趋 势。从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口比重不断下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比例有所 上升。而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的能源强度较高,能源消耗的碳强度较大。同样,贸易额 增长是推动内涵能源进口的主要动力,进口来源的结构变化相对影响较小。[33]

无独有偶,西方学者对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内涵能源和内涵排放问题的研究也为中国学者研究 结论的“可靠性”作了有益的注脚。根据美国伯克利中心卡赫尔(Kahrl)和罗兰德•豪斯 特(Roland.Holst)2007年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2002年出口内涵能源占当年能源总消费的 21%,2004年占27%,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拉动中国能源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出口与国内 消费的内涵能源比例已趋接近。[34]苏诶(Shui)和哈里斯(Harriss)对1997—2 003年中 美贸易中内涵能源问题的研究发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果在美国生产的话,美国的温 室气体排放要增长3%～6%,中国生产用于出口美国的产品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大约占中国目前 总排放量的7%～14%。[35]英国Tyndall中心的一个政策简报称,2004年中国出口商 品的内涵 排放了14.9亿吨二氧化碳,进口商品的内涵排放3.81亿吨二氧化碳,净出口内涵排放11. 09亿吨二氧化碳,占中国当年总排放的23%。[36]

通过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日益扩大是一致 的。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增长速度,中国外贸进出口背后的内涵能源都是非常惊人的,这恰好 印证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作为“世界加工厂”的独特地位,证明了外贸出口是拉动中国能源 和排放快速增长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而此处存在着一个深层悖论: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商 品替代本国生产,实际上减少了自身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是主要的受益方。中国是 内涵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出口国,承担了本应进口国承担的碳排放量。换言之,中国在 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那些享受中国制造商品的发达国 家及其消费者同样负有很大责任,散布“中国气候威胁论”或一味指责中国是不公正和非科 学的。

余论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环境 、科技、法律等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大气作为全球公共财产, 决定了认识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世界各国从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开展广泛的国际 合作,建立相应的国际气候制度。建立国际气候制度的基础是公平与效率问题,既要考虑历 史责任,也应当照顾到现实排放与未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