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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五四”现场与省思“五四”精神

2009-12-28刘宜庆

河南教育·高教 2009年11期
关键词:省思五四五四运动

刘宜庆

在众多关于五四运动的书籍中,叶曙明的《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和杨念群的《“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这两本书,不但加深了我们对民国初年历史的了解,也为我们反观身处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视角。

如何纪念五四运动?这两本书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了研究五四运动的视角和方法:一是重返五四现场,近距离观察五四运动,描摹“五四”人物的言行,勾勒被人忽视的细节,发掘被湮没的场景,呈现五四运动的历史逻辑链条;二是反思五四运动,将五四运动扩展至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进行重新定位,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和历史选择,厘清从晚清民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

《重返五四现场》以“五四”人物为经,以晚清民国为纬,纲举目张,牵出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与诸多方面,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现场来透视当时的历史与社会,构成了一幅立体的五四运动的全景图。他把广东人梁启超、陈炯明当做五四运动的序曲和尾声,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不妨穿越90年的时光隧道,回到1919年5月4日那一天,亲临历史现场,发掘五四运动中被遮蔽和被忽视的细节。也可以从个体记忆和公众舆论中聆听那些被历史烟云湮灭的声音,感受悲喜交集的历史心情,省思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历史又是一个筛子,有时会漏掉极为重要的信息。重返历史现场,我们可以看清楚很多问题。1919年5月4日,是个星期天。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驻华公使芮施恩可以出面接见罗家伦等人的说帖。若如是,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的学生的激愤之情将得到很大的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学生在烈日下苦等“递交说帖”无果,遂转向赵家楼发泄怒火。火,每逢历史的紧要关头就会出现。火烧赵家楼,这是革命之火、民主之光,当然,更是爱国学生的激情燃烧。《重返五四现场》一书,对1919年5月4日的高潮有精彩的描述,它援引“五四”人物的回忆和当时报刊的报道,拨开重重迷雾,让我们看到了“五四”的真相。

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竖起一块旗帜式的长白布,上面写着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落款为:“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重返五四现场》中说,这副著名的对联是北大学生打出来的。笔者查阅了几份史料发现,对联应为北京高师学生张润芝所撰。

《重返五四现场》一书所征引的史料大抵可靠,叶曙明对与五四运动紧密关联人物的描摹,更加丰富和有层次,这有助于消除历史人物脸谱化之影响。比如,对徐世昌的描写:

自号“退耕老人”的徐世昌,是前清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满肚子旧学问,一脑子旧伦理,他的母亲刘氏又是桐城派刘大的后人,新文化诸子骂“桐城谬种”,他内心当然不爽。但他既没有派军警抓人,也没有下令《新青年》或《新潮》停刊。你要出版,还让你继续出版;你要骂人,还让你继续骂人。只是让教育总长傅增湘去给蔡元培提个醒。

五四运动是一个历史大舞台,政界、学界的人物都粉墨登场,《重返五四现场》中的政客、军阀、警察、教授、学子、报人等各色人等无不接近历史真相,它写出了历史的“温度”,使人物的态度可感、声音可闻。

“五四”是一个启蒙的大时代,在新旧交锋之际孕育出万千气象。“五四”不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交替登场的舞台,也不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更是一块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主张文学改良的,主张保护国粹的;主张三纲五常的,主张个性解放的;这边要打孔家店,那边要把孔儒升格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众声喧哗、异彩纷呈的剧场效果。如果说《重返“五四”现场》偏重历史叙事,那么《“五四”九十周年祭》则偏重历史省思:前者重视史实的呈现,后者重视史识的阐发;前者以饱满、鲜活的历史细节引人入胜,后者以睿智、思辨的历史分析发人深省。

杨念群不仅从思想史的层面,而且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观照五四运动,将之“社会史化”。新潮思想与保守势力的交锋,文学革命乃至白话文的兴起,是“五四”的前奏,而“五四”对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更需要关注,因为五四运动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其得失成败虽见仁见智,却难以回避。杨念群在《“五四”九十周年祭》第四章《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崛起与社会改造运动》中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后五四”边缘群体的崛起,逐渐打破了“五四”时期原有主流思想的垄断格局。这样,分析“五四”启蒙的路向如何就被彻底转换了。

对于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来说,“五四”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命题。诚如陈平原先生撰文所说: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唯一不能容忍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当下的知识分子,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如果“五四”精神只在每年的5月被提及,那是冷漠。钱穆先生讲过,一个本国的公民当对自己国家以往的历史具有温情和敬意。选择进入历史的核心,“五四”永远是一个最佳的路径。

(作者系《半岛都市报》文艺部编辑)

责编:晓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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